第一,增强了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实力。中日国力、军力十分悬殊,日本是帝国主义国家,是世界强国;而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是备受帝国主义欺凌的弱国。日本在军力、经济、科技等方面占有绝对、压倒性的优势。国际友人从医疗、物资、技术等方面支持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国抗日战争的不足,解决了一定程度上的困难;特别是军事方面的援助,增加了中国抗战的力量,更是直接对日本侵略者的打击。对日本的禁运、对日本侵略的谴责和限制,都是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持,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战斗意志。
第二,推动世界大国对中国抗日战争立场和政策的转变。众所周知,国际社会对日本侵略中国的遏制和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援助,经历了一个复杂和曲折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国际友人对日本侵略中国的强盗行径、战争犯罪的揭露,对中国人民英勇抗日业绩的报道,对中国抗日战争的世界意义和日本帝国主义危害全世界的宣传,在促进更多的人警惕和奋起,影响一些国家的民众进而影响其政府转变政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1937年8月29日,美国反对战争反对法西斯主义同盟上书美国国务卿赫尔,要求“改变美国观望政策”。11月5日,美国劳工联盟领袖勃劳特在演说中强烈批评美国政府对日本侵略的纵容政策:“如果我们默许日本帝国主义,以其全部新锐的武器来对付中国民众而毫不牵制它,那么,我们实际上是在帮助日本侵略,并给美国种下祸根。”
第三,鼓舞了中国人民坚持抗战的意志和斗志。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进行了10年的局部抗战和4年多的全面抗战,独立奋战,艰苦卓绝。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建立后,中国抗日战争在有力支援美英“先欧后亚”战略和配合太平洋战场的过程中,仍然艰苦卓绝。而国际友人长期的支持,无论是实质性的还是道义上的、政治上的还是经济上的、直接的还是间接的,都使处于水深火热、浴血奋战的中国人民感受到了朋友之谊、同志之情,在鼓舞中国军民士气、增强抗日斗志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在协调盟国关系、调解国共合作问题等方面,国际友人的支持都发挥了特殊作用,使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结合更紧密、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作用更突出。
第四,向全世界介绍和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继美国记者斯诺之后,一批又一批的西方记者、学者、传教士和美国海军情报官埃文斯·卡尔逊,涌入延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大量采访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及其抗日武装、抗日斗争,“其结果是带来了大量前所未有的关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手材料和对中国共产党极为丰富的公开赞誉”。把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游击战争的战绩与巨大威力,在全世界的范围内进行了广泛的传播,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的形象,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甚至影响到一些国家的决策层,如美国海军情报官卡尔逊几乎每个星期都写信给罗斯福,报告他在中国的见闻。罗斯福曾说:“卡尔逊的信件激起了我的想象力,描绘了一幅展示游击战价值的扣人心弦的图景。”罗斯福还阅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三次约见斯诺了解中国抗日战争和中国共产党的情况。
第五,国际友人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深切同情、大力支持、积极帮助(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对战后的中外关系产生了深远的思想和历史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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