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遭到了战胜国严厉的制裁,而同一时期的中国也因军阀混战被国际社会施以武器禁运。中国有德国需要的广阔市场和丰富资源,德国则有中国所欠缺的先进军事思想和技术,于是双方一拍即合,从1920年代开始,中德就开始了早期的军事合作。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德国开始全面整军备战,特别需要钨、锑、锡、锌、镍等稀有金属,而中国则是这些稀有金属的生产大国,于是双方的军事合作进一步深化。
德国对中国的军事援助可以分为硬件、软件两大部分。硬件方面,中国从德国引进了大量军事装备,武装了30个德械师——所谓德械师的叫法其实是后人起的,当时正式的名称是调整师——据不完全统计,就有83辆坦克、44门150毫米榴弹炮(炮弹5万发)、96门105毫米榴弹炮(炮弹10万发)、14门75毫米要塞炮、650门27毫米战防炮(炮弹55万发)、800门82毫米迫击炮(炮弹190万发)、300挺13.2毫米高射机枪(子弹500万发)、5900挺机枪、3万支驳壳枪(子弹4000万发)、3000万发钢芯步枪子弹、1亿发普通机步枪子弹,还有最著名的M35钢盔约40万顶、步兵子弹盒60万个……截至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德国累计给中国提供了10亿马克贷款,中国从国外进口武器装备有83%来自德国。
软件方面,先后有135位德国军事顾问来到中国,他们以高超的素质、踏实的工作、严谨的作风,在帮助中国军队提高战斗力、提高军事素质和向现代化过渡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第四任总顾问亚力山大·冯·法肯豪森在1935年7月提交的《关于应付时局对策之建议书》中,分析了中日开战之后日军的进攻方向和战略部署;准确预言了日军的进攻锋芒将会直抵武汉,并提出了中国的作战方案,为将来长期抗战拟订了总战略;他还提出了“持久抗战”和以四川作为抗日“最后防地”的两大设想。这些建议对两年后爆发的全面抗战,具有巨大的指导作用。
全面抗战开始之后,在初期的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台儿庄大捷、武汉会战等重大战役中都有德国军事顾问的参与和指导,以至于当时英国驻东京大使就说:“事实上,是德国人在组织中国的抗日战争。”一些西方媒体更是把淞沪会战称为“德国式战争”。
1936年11月,德国和日本缔结《反共产国际协定》,德日正式结盟。因此在日本的一再要求下,德国于1938年停止了对中国的军事援助,召回了全部军事顾问。对于不愿回国者将以“以叛国论处”,除了极少数顾问坚持留在中国外,法肯豪森率等大部分顾问回国,行前法肯豪森特意向中国保证,决不向日本泄露中国的军事机密。
正是德国的军事援助,使中国的整体军事实力有了很大提升,在全面抗战的初期能够有效抗击日军的进攻,打破了日军“三个月战胜中国”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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