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抗战期间获得多少外援？
来源：腾讯历史，作者：杨津涛   2018-03-30 17:17:23

　　美、苏援助是支撑中国抗战胜利的关键，英国则破坏作用居多

　　在美、英、苏三国中，最早给予中国援助的是苏联。“九一八事变”后，英美保持中立，国民政府被迫向苏联求援。苏联出于借中国遏制日本的目的，在1932年12月同中国复交;1937年8月，签署《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此后苏联先后给予中国三次信用借款，总计2.5亿美元;为中国提供各类飞机1235架、炸弹215万颗;还用空军志愿队名义，派遣了3665人参加中国抗战。苏联援华空军总共击落日机539架，加上其援助的高射炮、高射机枪和中国飞行员击落的敌机，总计有1049架。①

　　1941年4月，《日苏中立条约》签订，苏联逐渐停止大规模的对华援助。

　　稍后，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开始大举援华。

　　整个抗战期间，美国总计向中国提供贷款6.9亿美元，依租借法案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8.25亿美元。②

　　贷款多被用于维护经济秩序，军事援助则主要被用于陈纳德指挥的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及驻印远征军。

　　至于英国，抗战初期，曾一再对日本绥靖，不但将中国沦陷区的关税让与日本，还允诺“凡有阻止日军或有利于日军之敌人之行动与因素”，英国“均无意加以赞助”。1940年10月，甚至在日本压力下，一度对中国关闭了滇缅公路。③

　　二战爆发后，英、日已成敌国。但为维护其远东殖民利益，英国仍“不希望看到中国在战争结束后取得日本曾经拥有的那种强大地位”。④所以不仅不积极援华，还一再反对中国列名“四强”，并与中国抢夺美国援华物资。

　　总体而言，苏联援助对中国渡过抗战初期的难关极其重要。

　　抗战中后期美国的各项援华举措，则帮助中国支撑到了战争胜利。至于英国，所产生的主要是消极作用。

　　在罗斯福眼中，国民政府的重要性是随战局形势而不断变化的

　　抗战期间，罗斯福政府对国民政府，基本维持支持立场。

　　“西安事变”时，罗斯福的态度是：“蒋的生存是保全岌岌可危的亚洲和平的关键因素。”⑤

　　“七七事变”后，美国虽未停止对日出售战略物资，但开始有限度援华，以遏制日本扩张。汪伪政权成立时，罗斯福宣布继续承认“重庆政府”。⑥此后美日矛盾激化，1941年3月, 罗斯福发表广播演讲, 声言必援华到最后胜利为止。

　　太平洋战争期间，罗斯福采取“先欧后亚”战略，希望借助中国拖住日本陆军主力，为此竭力扶助中国取得与英国、苏联平等的大国地位。及至1944年，因受史迪威之误导，罗斯福一度认为蒋介石消极抗日，已无力领导中国各派系力量，故曾对蒋施以高压，命其将中国军队指挥权全部交予史迪威。

　　因蒋介石视“此次之事，涉及立国主义，国家主权和个人人格，不能迁就”，立场极其强硬，乃至不惜与美断交，罗斯福为战后美国在亚洲的利益考虑，最终撤换史迪威，重新回到支持蒋介石的方针上来。

　　综上，罗斯福政府对待国民政府的立场，虽以支持为主，但轻重程度不断变化。随着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推进，以及苏联许诺未来对日作战，中国对美国的重要性不断减弱，遂有1945年美、苏达成雅尔塔协定，秘密出卖中国利益之事。

　　蒋介石以“对日议和”为筹码向美英施压，但效果并不佳

　　总体来说，这种策略产生过一些效果，但主要集中在抗战初期。如1938年德国出面调停时，中国驻德外交官关德懋就建议，“我们亦可趁此机会向英美表明，我们也可以和日本谈判呀!”后来“谈判尽管不成，却有意想不到的效果。我们驻德使馆后来打一电报给委员长，认为德国出面调停随谈不成，但此事不妨透露一点。不久，丘吉尔宣布开放中缅路，贷款五千万磅(实为500万)予中国，有名的老狐狸也终于上了我们的当。”⑥

　　抗战中后期，借“对日和谈”向英美施压，仍是蒋介石的一贯手段。

　　如1942年，蒋在日记中说，“如果将来仍然无视中国，中国终将显示自己的手段。”

　　蒋还说，“如果中国从盟国得不到支援，中国对盟国失去信赖, 这意味着中国的抵抗将全面崩溃，再无较之今日更为严重的危机。”⑦蒋实际上是在暗示英美，如果中国得不到援助，则将会考虑在力量不支时与日本和解。但中日战争此时已陷入极深，英美并不相信蒋介石真的会中途放弃抗战，转而对日议和，故此种暗示，已基本上没有效果。

　　注释：

　　①杨津涛：《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队贡献超过飞虎队》，今日话题历史版第241期;

　　②杨津涛《美国抗战援华“慷慨无私”?》，短史记第140期;

　　③王道平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中卷)》，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第401页;

　　④巴·塔奇曼：《史迪威在华经验》，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530页;

　　⑤马广东：《罗斯福执政时期对蒋介石态度的转变》，《淮海文汇》2007年第6期;

　　⑥《关德懋先生访问记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第53、54页;

　　⑦安成日、任龙哲：《试论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对日“和谈”问题》，《日本问题研究》199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