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局部抗战时期苏联的对华政策
来源：抗日战争纪念网综合   2018-04-27 15:40:30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苏联基于“不干涉政策”，为维护自身利益，一方面，对中国政府和人民在舆论上予以同情和声援，行动上给予了宝贵的援助;另一方面，在处理中东铁路和外蒙古问题上又不同程度地损害了中国的主权。

　　(一)九一八事变爆发前的国际形势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已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几个大国都想争夺霸权，即争夺领土”。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英、法、美、意、日等战胜国，在战争造成的新的格局的基础上，利用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实现了对全球利益的再分割。

　　近代中国是帝国主义国家竞相角逐的重要场所。特别是与中国一海之隔的日本，其侵华野心由来已久。早在明治维新后，日本军国主义者就制定了旨在征服中国的大陆政策。在明治维新后的70多年内，日本曾发动参与过十多次对华侵略战争，在列强瓜分中国的角逐中，日本作为新兴的帝国主义国家，企图独占中国利益，排斥英美等国的在华势力，并逐渐取得了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优势地位。1927年6、7月间，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主持召开“东方会议”，制定了《对华政策纲要》，明确提出“东三省和内蒙是日本的国防安全线，为了保护日本在支那的权益，不问支那本土或满蒙，日本均应出兵”。因此，“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从而加速了日本“大陆政策”的推进。

　　苏联与中国有几千公里接壤，历史上的沙皇俄国也曾多次侵略中国。但日俄矛盾由来亦久，特别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东北地区成为日俄纷争的焦点。在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日本从俄国手中夺取了中国东北南部许多特权。1917年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共和国。十月革命胜利后，苏俄政府摒弃了沙皇俄国的帝国主义政策，先后于1919年和1920年发表宣言，宣布废除沙皇政府与任何第三者所订立的妨害中国主权或利益的不平等条约。但是，苏联政府并没有完全推行两次对华宣言所做的承诺，而是力图继承沙俄的一部分在华权益。

在外蒙古、中东铁路主权等问题上，中国当时的北洋政府与苏联进行了长时间的争取。1924年5月，北洋政府与苏联政府签订了《中苏协定》，协定规定：“苏联承认外蒙古为完全中华民国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中东铁路纯系商业性质。苏联允诺中国以中国资本赎回中东铁路及该路所属一切财产”，“对于中东铁路之前途，只能由中、俄两国取决，不许第三者干涉”。《中苏协定》的签订，实现了中苏两国关系的正常化。

     苏联在与北洋政府建立外交关系的同时，大力支持国共两党合作领导下的、以推翻北洋政府为目标的国民革命。1924年4月6日，北洋政府搜查了苏联驻华使馆后，苏联提出严重抗议，撤回驻北京的大使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由于国民党政府以武力封闭在其统治区域内的各苏联领事馆，苏联陆续撤回广州、上海、武汉等地的领事馆人员，仅存驻东北的各领事馆。此后，苏联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和开展苏维埃运动。1928年底，张学良在东北“易帜”后，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了中国。1929年，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张学良开始实施了收回中东铁路主权的计划，引起了中苏冲突。1929年7月18日，苏联政府正式宣布与中国国民政府断交。

　　1929年底，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空前规模的经济危机，危机几乎席卷了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世界经济危机使帝国主义的矛盾尖锐化了。经济危机为日本法西斯势力的膨胀提供了良机，日本统治阶级认为摆脱经济危机的出路就是实施殖民战争，而殖民主义掠夺的第一个对象就是中国东北。1931年夏，为了寻找战争借口，日本关东军在东北先后制造了“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故意扩大事态。日本法西斯在国内煽动反华舆论，鼓吹武力解决“满蒙危机”。与此同时，日军为发动侵略中国东北的战争，加紧进行了军事部署，在沈阳、长春及中朝边境等地频繁进行军事演习，东北形势异常紧张，战争一触即发。

　　(二)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及苏联的应对

　　1.中国东北沦陷对苏联安全的影响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的一段路轨，反诬中国军队所为，并以此为借口，向中国东北地区发动武装进攻，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此后，短短4个多月内，日本关东军占领了中国东北各省。

　　九一八事变的枪声，打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相对稳定的世界格局，表明日本帝国主义按照明治维新后确定的“大陆政策”，迈出了公开侵占中国领土的第一步。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说，中国是苏联远东安全与否的重要地区，日军侵占中国东北三省，将它作为军事扩张基地，不仅严重威胁中华民族的生存，也使苏联在远东地区的利益与安全受到了直接挑战，而最令苏联政府忧虑不堪的是国家安全问题——担心日本以中国东北为跳板发动侵苏战争。

　　十月革命后，日本对苏联就一直持敌视态度，日本是对苏联进行武装干涉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之一。20世纪20年代后期，苏联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都有了增长，日本开始感到不安。日本陆军部认为，要求得日本的生存和发展，必须重视“满洲”形势，把它完全变成日本殖民地，并进一步向中国内地扩张，痛击“赤化策源地”苏联。

日本参谋本部还制定了密码为“乙”的对苏作战方案，预定“利用‘满洲’和朝鲜地区作为根据地来占领苏联的沿海州”。事实上，早在九一八事变前，苏联就已觉察到日本以中国为军事基地进攻苏联的企图。1931年3月，苏联情报机关截获的日本驻莫斯科大使馆武官发给日本参谋本部的电报中说：“日本与苏联迟早必然发生冲突。鉴于苏联国防能力等因素，日苏战争越早到来，对我们越有利。我们必须认清，形势的发展将会对苏联更加有利。我希望当局下决心迅速发动对苏战争，切实执行一贯政策。不管苏联是否比我们强，都要考虑到目前发动战争的不利因素不在我方而在对方这一事实。我相信，不管是战是和，日本必须对苏联采取强硬政策，下定决心而不畏惧战争，目前必须渔业问题和所有其它问题都得到根本解决。”

　　九一八事变后，残酷的现实使苏联政府进一步意识到远东问题日益严峻，日本对华战争亦是进攻苏联的序幕。苏联的这种认识通过共产国际表达出来。1931年11月6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致各国工人阶级、劳动者和被压迫者的呼吁书中指出：“靠损害苏联的利益来摆脱危机是帝国主义者最理想的道路……发生在中国的战争，也是走向反苏战争的一个步骤。”1932年8月17日，苏联驻日全权代表特罗雅诺夫斯基在日记中写道：“陆军部长荒木断言，日苏之战是不可避免的，苏联必须准备打这场战争。”战后东京审判期间日本主要战犯的供词，同样能证明苏联的判断是正确的，日本进攻东北的最终目的还是要以此为基地进攻苏联。曾任日本关东军参谋长的三宅光治(1930～1931年任职)在法庭上作证时说：“占领满洲的作战计划是日军对苏联作战总计划中的一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原日本陆军大臣阿南惟几(1930～1931年任职)出庭受审时说：“一旦同苏联打仗，满洲将被视为军事基地。无论是占领满洲，或是入侵中国，日本的最终战略目的是要发动反苏战争。”

　　日本入侵中国东北还使苏联在中国东北的经济利益遭到了严重破坏。据统计，从1927年到1931年，东北的对苏贸易每年都占中国对苏贸易的74%以上。但是，由于东北三省完全沦陷于日寇之手，日本对苏联采取了完全排斥的态度，自1932年起，通往苏联远东和西伯利亚的航运和铁路运输很快被切断，该年苏联输入东北地区北部的商品同1928年相比，“事实上已完全等于零了”。

这一时期的苏联，正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虽然国家实力有了一定的提升，但是由于工业基础薄弱、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得并不理想，工业总产值只完成计划指标的93.7%，燃料、黑色金属冶炼、化学等重要工业部门都未完成计划，消费资料生产仅完成计划的78.5%。经济实力直接影响着军事实力，直至20世纪30年代，苏联西伯利亚大铁路的运输能力还不足以应付远东战争。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日本入侵中国东北而使苏联经济利益遭受的破坏，无疑使苏联经济在前进道路上又多了巨大的障碍，反过来影响着苏联进行安全防卫的能力。

　　因此，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苏联开始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并从道义上谴责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同情中国抗战，积极恢复中苏关系，以中国牵制日本。

　　2.谴责日本侵略中国东北

　　日本发动的九一八事变及随后的侵略中国东北的战争，使中华民族陷入空前的危机中。这次事件不仅极大地震动了全中国，而且在世界也引起了强烈反响。面对日军的侵略行径，各国政府作出了不同的反应，英法两国特别是英国，对日侵华采取姑息纵容的“绥靖政策”。美国同样也不希望同日本的关系复杂化，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在讨论是否对日本进行经济制裁问题时，总统胡佛就坚决声明：“我反对进行任何形式的制裁。”美国甚至幻想借九一八事变挑起日苏战争，以缓和日美矛盾。因此，美国对日侵华态度极为消极，甚至积极向日本提供援助。据报端透露，1931年美国运往日本的工业装备品价值589万美元，钢铁700万美元，石油1630万美元，棉花8000万美元，比以往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

　　面对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当时的苏联政府态度又如何呢?九一八事变后，苏联正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中，为了保证本国经济建设顺利进行所需要的稳定的外部和平环境，苏联尽量避免同日本发生正面冲突，“保持极度的谨慎，以免让帝国主义者把苏联拖入战争”。

尽管苏联并不想卷入中日冲突，奉行“不干涉”的中立立场，甚至寻求对日妥协，但由于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受到日本的严重威胁，且苏联一贯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因此，对中国在道义上表现出了较大的同情，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给予了一定的支持和援助。

　　苏联对九一八事变的关注和对中国人民给予的同情主要体现在苏联政府的声明和苏联的报刊言论上。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多次要求日本大使就九一八事件作出解释。1931年9月19日，九一八事变发生的第二天，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在对日本大使广田的声明中指出：“我们认为奉天事变具有重大的意义，希望得到‘更详细和更深入’的通报，我们还希望得到日本政府对奉天事变的解释”，“奉天事变不能不引起我们的严重关切，还因为它发生在直接接近中东路的地方”。

9月22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再次向广田发表声明，称事变“自然引起我们联盟更加关注，因为它发生在我们联盟接壤的地方”，重申事变引起苏联不安，“我们期望很快得到要求日本政府作出的解释”。9月23日，苏外交人民委员部致电中国外交部称，日本在东三省行动之扩大，实出意外，苏联对中国甚表同情。同一天，加拉罕在接见中国全权代表莫德惠时说：“我们密切注视着满洲事变的发展。我们认为这次事件很严重。我们很担心，更何况事变就发生在直接靠近中东铁路的地方。中国人民很清楚苏联对中国的态度，他们可以相信，我们同情他们。”9月24日，李维诺夫再次发表公开声明说：“苏联在道义上、精神上、感情上完全同情中国，并愿作一切必要的帮助。”9月26日，加拉罕再次与莫德惠会晤，说：“日本残酷的灭绝人性的做法……必将在全世界引起反应，苏联不能无视其严重性而置之不理。”“中苏两国历史上就是唇齿相依的近邻，近一个时期以来，一些不幸的事件对于苏中两国的国家关系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这也正是日本发动侵略的一个重要原因。假如中苏关系保持着接触和友谊，这至少可以减轻日本的侵略。”加拉罕还说：“只有苏联才是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而且过去和现在苏联始终在维护与中国的友好关系。”10月19日，李维诺夫发表声明，表示“苏联人民极盼中国从速用自己的力量来制裁日本在满洲的阴谋”。

　　同时，苏联的报纸、电台也不断地谴责日本的侵略行径，揭露日本的反苏阴谋。9月23日，《真理报》上发表了题为《日本帝国主义在满洲》的社论，尖锐地指出：“不能忘记，满洲可以成为在远东对苏联采取行动的跳板。”25日，《真理报》又发表题为《对满洲的军事占领》的文章，旗帜鲜明地指出：“对于满洲的军事占领，对于日本军阀的倒行逆施，对于侵犯中国人民权利的行径，应负责任的是日本统治集团。”此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真理报》发表了《瓜分中国》《满洲的被占和日本无产阶级的反帝斗争》《满洲分赃的斗争》《满洲的绳结》等多篇评论、社论。这些文章公开谴责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把自己的行为说成是“合法的”，是它的“权利”，是“自卫”，这些辩解“无非是编造出来的谎话”;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在于“使满洲正式脱离中国”，然后依托它在满洲的经济地位，“把它的魔爪伸向内蒙”，“染指山西，完全占据山东，并巩固它在全中国的地位”。而处理中日冲突的国联只不过是“战争的工具和组织者”，血腥掠夺和压迫弱小民族。

苏联拒绝派员参加国联调查团，而且在1932年5月拒绝发给调查团入境签证。国联调查报告发表后，10月7日的《消息报》发表评论，13日又发表了署名文章，精辟、透彻地揭穿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实质，揭露了国联出卖中国的阴谋，严厉抨击报告书损害了中国主权：“该团工作之迟缓，与报告书之久不提出，使日本得不俟干涉而实现其政策，同时南京政府及国民党，亦将借口静待调查，以掩饰其卖国行为。该报告书表面承认中国主权，实际竟建议使满洲脱离中国，变为殖民地，凡外兵枪锋所及，即应使之立于国际共管之下。该报告书承认日本之特殊权利及利益，不限于满洲，而远及热河。建议中日订约，无异使满洲热河等地经济重要地位归属日本……并明定中国负责镇压取缔华人排货运动之义务，果将扩大日本经济地位遍及全国，其他帝国主义各国，亦将根据最惠国待遇及门户开放主义，要求同等权利。又建议国际合作改造中国内部，协助南京国民政府镇平中国苏维埃革命，使国际共管遍及全中国，利用南京政府使全中国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下之殖民地……总之，该报告书系帝国主义各国为解决中国问题自觅共同立足点之办法。”10月30日，苏联塔斯社发表了苏联政府对满洲事变态度的通告，谴责了日本在中国的侵略行径，说：“苏联政府不干涉政策是因为他尊重和中国签订的国际条约，尊重别国的主权和独立，并认为军事占领政策，尽管是在所谓帮助的旗号下实施的，也是与苏联的和平政策不相容的，是与全面的和平不相容的。”

　　苏联人民也多次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抗议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苏联政府、舆论、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公开同情和支持、对日本侵略者的侵华实质的揭露与谴责，对中国人民而言，无疑是巨大的精神鼓舞。

　　3.帮助东北抗日义勇军

　　九一八事变后，苏联对中国的援助不只限于言论上的同情与声援，从保卫苏联自身安全出发，对中国还有其他方面的援助和战略意义的配合。

　　苏联驻中国东北领事馆的人员曾采取半官方、非正式的形式援助中国军队。据苏联方面的资料，在日军侵入东北后，苏联领事馆人员根据张学良的请求，从哈巴罗夫斯克为他弄了一大批武器。1931年10月马占山将军的部队也获得过苏联的武器供应。只是后来由于日军控制了整个中苏边境，武器供应变得很困难了。这些情况在苏联学者米洛维茨卡娅所著的《国民党对苏联的战略》中有所记载。

日本方面对此也有记载，1931年10月苏联援助给马占山及海拉尔警备司令的武器数量为“装甲自动车4，火炮10，高射炮4，机关枪100，手枪1000”，10月21日从苏联运送了2门高射炮、2门野炮、12挺机关枪、一货车野炮弹和机关枪子弹等，经过满洲里到齐齐哈尔。尽管这种帮助是非正式的，在公开场合中苏双方都予以否认，其对中国抗日所起的作用也可以说微乎其微，但至少可以看出，苏联当时已经意识到，中国实际上是苏联安全的第一道重要防线，在牵制日军北进方面可以发挥出其他任何国家都不能取代的作用，所以，它在东北抗击日军的过程中给予了一定的帮助。

　　苏联对被迫进入苏联境内的苏炳文将军部队的态度，也表现出苏联政府对中国军队抗日斗争的配合。1932年末至1933年初，日军对东北抗日义勇军进行残酷的“讨伐”，实行全面“围剿”，动用重兵迫使抗日游击队退入边境山区。战斗在黑龙江省的苏炳文、张殿九、马占山等人，由于日军动用飞机、坦克、大炮重兵压境，在弹尽粮绝、被日军包围的情况下，12月4日，不得不率部队和部分平民由满洲里六十八小站避入苏联境内，计有军人2890人，其中将领11人，官佐322人，平民1200人，内有妇女347人，儿童306人，苏联边防军人要求苏炳文中国军队的先头部队尊重双方国界，苏炳文等11名抗日将领在退入苏境时，向中外发表通电：“我将士积月苦战，忍饥耐寒，誓死抗敌，将士伤亡过半，实为难以支撑，为人道计，遂于江日(三日)晚忍痛率所部官佐，士兵眷属，地方官吏、爱国志士及不愿作亡国民者四千余人，随至满站四日晚，退向苏联国境，拟即假道回国，另行工作，与敌寇周旋。”1932年12月5日，苏炳文为首的正规军以及眷属越过国境绕到后贝加尔，列车由满洲里出发，入苏联国境后，西行十余日，12月底抵达托木斯克。苏联政府根据有权保护外国人政治避难的外交惯例，允许中国抗日军队退入苏境;根据国际公法惯例，先将军人武装解除，与平民一同安置于托木斯克，并对中国人民的抗日英雄给予了热情的接待，对将领则给予特别优厚的待遇。苏联驻哈尔滨领事斯拉乌茨基向加拉罕报告说：“问题不仅在于这些军队是从日军手下跑出来，或者被日军赶到了苏俄边界，问题还在于他们是与日本侵略者进行斗争的中国军队的正规部队。”苏联政府对于这次进入苏联境内的中国军民表示，如果他自己申请居留苏联境内，都可准其居住。这些人所到之处都受到苏联人民的热烈欢迎。

　　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原以为退入苏境的这批抗日军民会被引渡回东北，尽管当时苏中两国外交关系还没恢复，苏联政府却竭尽全力保护了中国抗日军将领和官兵的人身安全。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向苏联当局提出声明，请求允许日本和“满洲”的代表与苏炳文将军在苏联领土上进行谈判。苏联政府把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的请求通知苏炳文，但苏炳文等中国将领坚决拒绝与日寇进行谈判，后贝加尔边防团司令部1932年12月7日的简报说：“苏炳文坚决拒绝与日寇进行谈判，他向我们的代表请求把他的官兵们转到海参崴去，并要求亲身护送他们，他请求苏联政府担负义务把这批人员(包括警察在内)从海参崴护送到上海，他打算向南京国民政府请求准许他去莫斯科对苏联政府的支持亲自表示感谢，他还请求把170名身负重伤的战士留在苏联医院治疗。”

12月8日，日本驻莫斯科大使向加拉罕强烈要求引渡苏炳文，说：“这些反满分子可能威胁‘满洲国’的安全，如果他们不被护送回国，那么他们不但顽固地进行反日反满的有害的宣传，而且中国人将给他们热情的关怀，并会推崇他们为英雄。必须把苏炳文看作是犯下反‘满洲国’罪行的刑事犯。”日本侵略当局一再重提这些要求，均遭到苏联政府的拒绝，苏方的答复是：“在日本和‘满洲国’的领土上数万名俄罗斯白军分子进行反苏斗争，可是苏联政府没有提出引渡他们的要求，日本政府本身从来没表示愿意向苏联引渡俄罗斯白军分子。拒绝引渡苏炳文将军必须看作是苏联政府的正式答复。”日方又要求苏联政府与日本政府讨论退入苏联境内的这支东北军部队的命运，苏方义正词严地予以拒绝，声明说：“关于苏炳文部的命运的问题是苏联的内政，决不会与他国政府讨论。”

　　后来，以苏炳文为首的将领离开了托木斯克来到莫斯科，苏联人民在莫斯科车站为中国爱国将领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中国驻苏联大使颜惠庆也到车站欢迎东北军将领，“往迎者约千余人，中有各人民委员部代表、苏维埃代表、共产主义青年团、少年先锋队等，皆持有欢迎之小旗帜，极热烈”。

1933年1月，苏联政府向中国驻莫斯科代表王正廷通报了遣返计划：对于一切个人，其中包括军人的妻子和子女，允许其从符拉迪沃斯托克乘一轮船返回上海，船应由南京政府负责租用，对普通军人拟经由土西铁路将其送往新疆，或者也可由符拉迪沃斯托克乘船去上海，而中国部队的指挥人员则可经欧洲返回中国(视自己意愿而定)。中苏两国政府有关一切护送的准备工作完成后，从1933年3月下旬，他们开始离开苏联，高级将领1933年4月中旬赴欧洲，绕道回国。

　　因指挥江桥抗战而闻名的马占山将军在1933年4月20日由苏联抵达柏林时，日本大阪《每周新闻》记者对他做了采访，马占山讲述在苏联时曾受到苏联政府的优待：“苏俄政府对义勇军曾予以特别之优待。苏俄政府不仅对我退俄抗日将士予以优遇之招待，并且对于日本交涉引渡或拘留苏炳文及其部属之要求，亦以正当理由完全拒绝之。”

中国人民对苏联优待退入苏联境内的东北义勇军及难民之事非常感动，在北平的东北工务总会、农务总会、商会联合会等团体曾致电苏联：“代表东北三千万民众，表示深刻之感谢”，表示“远东和平必建筑在中苏两大国之亲密友谊关系上”。

　　必须指出，九一八事变后，虽然苏联同情中国人民并进行了一定的援助，但其远东外交政策主要还是改善苏日关系，以保证其远东国境安全，实现避战自保。因此，苏联把对中国的支持实际控制在一个很低的水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