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合办的南岳抗日游击干训班
来源：旧报刊剪辑   2020-05-19 16:47:19

　1939年，在南岳衡山，由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开办的抗日游击干部训练班，培养造就了大批抗日民族精英。这不仅给巍巍衡山增添了神秘的色彩，在中国现代史上也是凝重而神奇的一页。

　　蒋介石领悟到游击战争的巨大作用

　　翻开南岳衡山抗日游击干部培训班这卷厚重的档案，使我们不能不回想到抗日战争那艰苦的岁月，中华民族处于危难之际，抗日陷入持久战，尽管当时国民党调集了200万军队投入到正面战场，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但仍有大片国土沦于敌手。而在敌后战场的八路军、新四军，广泛发动群众和武装群众，用游击战这一法宝打击日军，收复了大片国土。这一点使得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刮目相看。面对凶残的日本侵略者，蒋介石开始领悟到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在抗击日寇中的巨大作用。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前夕，蒋介石在武汉召开的高级将领紧急军事会议上说:“吾人欲驱逐敌人，消灭敌人则必须利用游击战，扰乱敌人之后方，而牵制其行动，破坏敌人运输交通，而减少其力量，以协助正规军之作战。”他知道，论游击战，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高手。朱德当时作为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成了这次会议的座上客。其实，中国共产党为此事早就向国民党当局提出过多次建议，但一直没有引起国民党当局的重视。这一次双方算是想到一块了。经周恩来与朱德商定，在会上正式提交了国共两党举办游击战干部培训班的建议。蒋介石当时接受了这个建议，并要求立即拟定出游击战干部培训班计划。会后，周恩来同叶剑英及时研究制定了游击战干部训练班教育计划大纲，由周恩来交会议讨论决定。

　　紧接着，国民党当局于同年11月25日在南岳召开紧急军事会议。会议确定以南岳为大本营，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创办抗日游击干部训练班。为了尽快办成此事，国民党当局又是向应邀参加会议的周恩来、叶剑英陈词，又是向中共中央打电报，请求派干部到训练班担任教官。于是，经中共中央研究决定，组成了一个三十多人的班子，对外称“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即赴南岳。代表团由叶剑英担任团长(后为李涛)，教官有李涛、边章伍、吴奚如、李崇、薛子正。

　　叶剑英一行住在南岳衡山脚下的一个叫“桔盈圃”的地方。这里，原是一位姓旷的富家庄园，有几间中西风格的旧房屋，周围筑有土墙。院内柑树成阴，屋右侧的水塘边，白杨高耸、垂柳飘逸。那幢黑白三角形装饰的墙面，古典西洋式窗台和中式人字形瓦顶的桔盈圃，倒映在清澈的水塘中，显得十分优美、宁静。

　　游击战术的训练使学员耳目一新

　　南岳抗日游击干训班第一期于1939年2月正式开学。汤恩伯任教育长，叶剑英任副教育长。实际负责教学工作的是汤恩伯。两个月后，汤恩伯奉命调回三十一集团军任总司令，率部赴河南作战。教育长改由三十三集团军司令李默庵担任。

　　南岳抗日游击干训班因系短期训练班，仅设班本部，分教务处、总务处、军需处、医务处和一个政治部。学员对象主要是各战区部队营职以上的军官和高级司令部的中级幕僚人员。各军选派作战修养好，且有作战经验的军官参加训练，毕业后仍回原部队，再分别办班训练连、排长等基层军事骨干。如第一期的1046名学员中，其学历大部分为黄埔军校及以后改为南京中央军校毕业的，一部分是高级研究班、保定军校、云南讲武堂、东北讲武堂及其他地方军校的毕业生，真可谓人才济济。同时也可以看出，游击战对这些军中将才的吸引力。后来，全国许多青年学生及有志之士，乃至国民党的党政官员也都纷纷要求报名参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学员中的女青年还为数不少，第一期有女学员110人，第三期1459人中，女学员就占十分之一。

　　游击战术的训练，使广大学员耳目一新。抗日游击干部训练班开设科目很多，共24门课程，分为精神训练、政治训练和军事训练三大类。虽然课程比较繁杂，但游击战争课是教育训练的中心，包含九个方面的内容:游击战争概论、游击战争理论基础、游击队的政治工作、游击战术科学教练、游击战的破坏工作、游击队通讯术、游击战的化装术、情报原理、游击战实习等。

　　当时整个南岳大山都成了游击干训班学员的大课堂。集中上课时，学员和教官往返于南岳庙、黄庭观和南岳镇的大街小巷。美国基督教开办的圣经学校、可容纳千人集会的南岳大殿、绘着八仙过海的“古往今来”路中亭和它四周的空地、祝圣寺内的“说法堂”等，都是教官讲学、学员听课、学员演练的大课堂。“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声和“大刀进行曲”等歌声，时时回荡在这些雄伟肃穆的佛堂里。

　　有位如今还健在的南岳古寺中的长老，当年还担任过游击干训班学员伙食的副总管，他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感慨万千地说:为感谢我们这些僧侣的爱国之情，周恩来还特意为祝圣寺的暮茄和尚题词:“上马杀贼，下马学佛。”于是，法天佛门之地，也燃起了抗日救国的熊熊烈火，成立了“南岳佛教救国协会”。1939年5月7日，叶剑英还特意到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讲，强调“普度众生要向艰难的现实敲门”。他说:今天的现实问题，要求我们大家，不论僧俗，不论手里拿着枪或是拿着经书，都必须团结一致将共同的敌人赶出国门。在此之前，叶剑英建议将“南岳佛教救国协会”改为“南岳佛道救难协会”，说这样可以团结更多的人，也符合佛道二教的宗旨。对此，众法师长老无不佩服之至。

　　抗日游击战的演习，更使南岳群山成了难得的好战场。第一期游击干训班毕业前夕，叶剑英亲自指挥学员进行了一次近似实战的野外军事演习。他骑着一匹高大的棕色马，奔驰于山间小道，穿越在丛林岗峰。经过战斗动员后，假设敌七队在李崇教官的带领下，从南岳山上飞越而下，其余各队从四面八方紧紧追踪。经过两天一晚的演练，游击健儿们打到衡山与湘潭交界的护湘关，才收兵回山。叶剑英亲自为这次演习作了讲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训处专员程兆熊看了这次演习的视察报告后说:“游击战术一课之实地演习情况，谓绝非纸上谈兵可比，该班训练之切实，当可想见。”

　　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抗战的具体行动

　　抗日游击干训班的名声，使国内外有声望的学者、专家教授、领袖人物、友好人士，纷纷前往南岳为游击干训班讲课、演说、报告或采访:苏联一位军事顾问讲授了“炮兵和步兵的协同作战”;日本共产党人鹿地亘讲述“对日本军阀的解剖和日本国内的民主斗争”;两位法国记者到南岳采访;蒋介石演讲“推行基本建设与实现三民主义”;周恩来以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和国际问题讲师的名义演讲“中日战争之策略与战争问题”;白崇禧讲授“关于游击战争问题”;陈诚讲授“论游击战”;胡愈之讲授“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分析”等等。

　　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是，越南共产党领导人胡志明也曾到中共代表团里工作多时。他当时因国内处境危险，来到中国，利用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和电台进行革命活动，主要是通过电台的新闻翻译工作，了解越南革命斗争情况。

　　国共两方面人士，在共同举办抗日游击干训班的过程中，总的来说合作得还是不错的，尤其在开始一段时间。如汤恩伯4月下旬在圣经学校礼堂召开的“周会”上说:友党派来叶剑英担任游击干训班的副教育长，帮助大家学习游击战术。打游击他们是专家，过去我们打过交道。他们几支枪，人也不多，这里打，那里打，我们老是扑空，老是被动挨打。现在共同对付日本，我们要团结一致，学好游击战术，打败日本。此话说得既有趣味又有诚意。接着叶剑英的讲话也得到良好的反映。可是后来，国民党实行“溶共、防共、限共”的方针，使南岳游击干训班逐渐出现了一些内部的摩擦和斗争。为了团结抗日，中共代表团十分克制、忍耐，同时也进行了必要的斗争。叶剑英强调说:在抗日阵营内部不应该摩擦，不应该自相残杀，应该团结抗日，兄弟阋于墙而外御欺侮。这样，游击干训班在南岳坚持办了三期，共培训出三千多名抗日游击指战员。

　　由于当时日本飞机在粤汉铁路沿线狂轰滥炸，游击干训班在南岳受到严重干扰，第三期尚未结束，中途便迁往零陵，之后又迁往祁阳。中共代表团一如既往，致力于教学工作。直到第三期结束后，经党中央同意，中共代表团于1940年3月全部撤回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