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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岳游干班:三千游击干部从这里走上抗日战场
来源:衡阳日报   2024-06-22 10:44:42

  南岳游干班是国共两党共同培养抗日游击干部的摇篮,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成果,在抗日战争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本期国学讲座上,市委党校教师任蓉对这段历史进行了精彩解读——

  (国共游干班旧址 图片来源:衡阳新闻网)

  在中国近代史上,国共两党曾两次合作,共同培养军事人才:第一次是1925年在广州共同创办了黄埔军校,第二次是1939年在衡阳共同创办了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近日,市委党校教师任蓉做客国学讲座,对南岳游干班这段历史进行了精彩解读。

  办游干班是取共产党之长、补国民党之短

  抗战之初,日军以强大攻势侵入,我方游击战受到限制。但是,在1938年10月日军侵占武汉后,战线不断延长,兵力分散不足,无暇顾及后方的大片区域,这正适合我方开展游击战。

  当时的战争局势使国共两党都意识到游击战战略地位的重要性。早在1938年5月,毛泽东同志就通过《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等文章,对游击战作了精辟的论述:“大半个中国将要变为敌人的后方,如果没有最广大的和最坚持的游击战争,而使敌人安稳坐占,毫无后顾之忧,则我正面主力损伤必大,敌之进攻必更猖狂,相持局面难以出现,继续抗战可能动摇……因此,游击战争虽在战争全体上居于辅助地位,但实占着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而蒋介石和国民党的一些高级将领也开始意识到游击战的重要性,蒋介石曾言:“吾欲驱逐敌人、消灭敌人,则必须利用游击战,扰乱敌之后方,而牵制其行动,破坏敌之运输交通,而减少其力量,以协助正规军之作战。”

  同时,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鲜明对比,使单一硬拼的正规战与机动灵活的游击战之间的优劣一目了然。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陷落,国民党政府在正面战场执行片面抗战路线,调动200多万军队以城市为中心打阵地战,虽然前线将士浴血奋战,但是付出了惨重代价。正面战场伤亡人数高达110万余人,北平、天津、太原、济南、徐州、上海、南京、广州、武汉等大城市先后失守,半壁江山沦入敌手,抗战形势异常严峻。而与此同时,在敌后战场上,装备简陋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却分散向华北、华中的敌后挺进,坚持“基本的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作战方针,一方面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作战,另一方面深入敌占区广泛开展游击战。短短一年多时间,部队就由原来的5万余人发展到17万余人,先后建立了华北的晋察冀、晋冀豫、晋西北、晋西南、冀鲁边、大青山、山东和华中的苏南、皖中、豫东等广泛的抗日根据地,人口达5000万以上,在敌后战场牢牢站稳了脚跟。

  所以,上海失守后,国民党政府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之前正面拼消耗的战略,提出“以游击战配合正规战”的新战略,通令各战区加强游击战。

  那么,为什么是国共两党合作办班呢?因为,国民党缺乏游击战的思想和实践,必须借助共产党的游击战理论和游击战人才,合作办班是取长补短的必然选择。

  当时游击战还是一种新战术,没有成熟的、固定的方式,因此游击战的教育工作也没有一个准绳。对于国民党而言,向来习惯正规战、阵地战,对游击战则比较陌生、比较外行,缺乏成熟的游击战思想,游击战实践也不成功,单独办班的困难较大。

  而共产党则是游击战的行家,从土地革命开始的十余年革命战争中,已摸索出一套成熟的游击战理论,并在敌后战场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游击战争。基于抗战需要,共产党必须广泛宣传自己的游击战理论、战略、战术,也真心愿意帮助国民党办班培养游击人才。所以,不论是从游击战的理论经验而言,还是从合作诚意而言,共产党都是最佳的合作伙伴,国共合办南岳游干班是取共产党之长、补国民党之短的必然选择。

  国共合办游干班培养游击干部3000余名

  1938年10月25日武汉失守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改变侵华策略:对国民党政府“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对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的军事“扫荡”;在沦陷区积极扶持汉奸政权,加强经济掠夺和政治奴役,以达到“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目的。

  为了粉碎日本侵略者这一企图,适应第二期抗战的需要,蒋介石于1938年11月25日至27日在南岳衡山的圣经学校召开第一次南岳最高军事会议,强调了游击战的重要战略地位,并决定在南岳创办游干班,调训各战区军政干部,培养游击战骨干。中共中央经过全面研究,决定组成一个30多人的中共代表团,由叶剑英担任团长。

  1939年2月15日,南岳游干班宣告成立,全称是“军事委员会游击干部训练班”,由国民党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任主任,叶剑英任副主任。

  不久,国民党军委会军训部部长白崇禧以军事训练机构应隶属军训部为由,报经蒋介石批准,更名为“军事委员会军训部游击干部训练班”,蒋介石兼任主任,白崇禧、陈诚兼任副主任,汤恩伯改任教育长,叶剑英任副教育长。后来,因为在西安新设了西北游击干部训练班,又更名为“军事委员会军训部游击干部训练班西南班”。

  游干班原本选址在长沙,但是长沙因为文夕大火而难以承办,后来拟定选址在衡阳,又因衡阳是交通枢纽日机轰炸厉害而存在风险,最后决定在衡阳南岳镇开办,班本部则设在南岳的圣经学校。

  南岳游干班的学员来源有四个方面:各战区部队选送的校级和尉级军官,各省政府、县政府以及各级国民党党部选送的党政人员,三民主义青年团部保送的人员,从衡山、衡阳、曲江、桂林、吉安等地直接招考的部分高中毕业生。学员的军衔大部分为少校,一部分为上校、中校、上尉。其中,第一期学员主要是各战区部队的军官,大部分为黄埔军校毕业生,一部分为军校高级研究班、保定军校、云南讲武堂、东北讲武堂以及其他地方军校的毕业生。

  南岳游干班的教育训练实行精神、政治、军事并重,精神教育以总理遗教、领袖言行为主;政治教育以党团组训运用、民众运动及游击政工为主;军事教育以游击战术、游击战事及爆破技术为主,共开设了24门课程。虽然课程多而且比较繁杂,但以游击战争课为中心,主要包括八个方面的内容:游击战争概论、游击战理论基础、游击队的政治工作、游击战术教育、游击战的破坏作用、游击队的通讯术和游击战的化装术、情报原理、游击战术实习。

  同时,游干班还邀请了一些中外知名人士和领袖人物来讲学,如:苏联顾问讲授炮兵、步兵协同作战;日本共产党人鹿地亘讲授“对日本军阀的解剖和日本国内的民主斗争”;蒋介石讲授“推行基本建设与实现三民主义”;白崇禧讲授“关于游击战的问题”;陈诚讲授“论游击战”;周恩来讲授“中日战争之政略与战略问题”;胡愈之讲授“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分析”。这些讲学鼓舞了学员们的斗志,提高了对游击战争和敌我形势的认识,增强了持久抗战的意志和抗战必胜的信心。

  国共两党合办南岳游干班的前三期,共培养了3035名游击干部。1940年夏,国民党单独办第四期,因遭敌机轰炸而转移到湖南祁阳结业,第五期在江西修水举办,第六期又迁回湖南祁阳,第七期则转移到浙江丽水,游干班到此全部结束。

  共产党扩大了政治影响、播下了革命火种

  合作南岳游干班,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

  因为,一方面,在抗战形势异常严峻之时、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国民党还不忘加快反共步伐,但是共产党为了团结抗日,愿意放下党派嫌隙,与国民党合作开办南岳游干班,把游击战的精髓传授给国民党将士,展现出共产党的民族气节和政治格局,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扩大了在全国的政治影响力。

  另一方面,让国民党将士看到共产党抗战到底的决心、真诚合作的态度、倾囊相授的胸怀、苦干守纪的作风,消除了国民党学员对共产党的误会和成见,扩大了共产党在国民党队伍中的影响。许多国民党军官和叶剑英以及中共代表团接触后,才真正了解共产党,开始接受共产党的主张,在思想上对中共有了很大的转变。许多学员结业后,与八路军、新四军建立了联系,配合作战、并肩战斗。还有一些学员直接找中共代表团,要求到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抗日游击队中去工作,有的历经千辛万苦、几经辗转,脱离了国民党部队,投入到革命队伍中来。

  期间,共产党为了团结抗战,一直在矛盾和摩擦中坚持合作办班。始终顾全大局,这是我党最清醒的生命力源泉。

  如,在游干班开学前,国民党当局曾“约法三章”,规定国共双方不得在游干班里发展自己的组织。中共代表团严格遵守约定,而国民党方面却要求全体学员加入三青团或国民党,对不愿入的则怀疑是“异党分子”,最后中共学员以大局为重加入了三青团或国民党。

  又如,南岳游干班从第二期开始,矛盾和摩擦逐渐加剧、升级。但中共代表团和游干班里的共产党学员为了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处处以大局为重,同顽固势力展开斗争,坚持合作办班。还有一些国民党顽固分子暗中监视中共人员,尤其对原衡山青年战时工作队的学员很不放心,对一些比较活跃的队员进行拉拢、威胁,甚至关押。

  再如,在南岳游干班授课时,叶剑英提出了“军民关系犹如鱼水关系”的著名论点,强调游击战最大特点就是广泛的民众性。叶剑英深入浅出地道明了群众路线的真谛,让学员们意识到完全依靠国内精英阶层难以取得抗战胜利,必须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这才是最强劲的抗战力量。以前习惯于片面抗战、脱离群众的国民党将士为之一振,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共产党的“接地气”冲击了国民党自以为是的“高大上”。(记者 许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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