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的南岳】团结御敌 国共合办游干班（三）
来源：南岳新闻网   2018-03-29 09:16:05

第三节 国民党军政要员在南岳游干班

　　蒋介石面对抗日战争局势的变化，审时度势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建议举办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既得到了中共中央的大力支持，也得到了国民党军政要员的普遍认同。故南岳游干班开办之初，国共两党教官互相配合，共同协作，学员互相切磋，刻苦训练，工作来势喜人。

　　蒋介石身为南岳游干班主任，对办好游干班自然责无旁贷。每逢开学或毕业典礼，他事必躬亲，前来游干班向学员“训话” “训示”。其的要旨有三：一是提高学员对游击战争的认识，明确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作用。他多次引用《孙子兵法》指出：“凡战以正合、以奇胜。奇正之变，不可胜穷。奇正相生，循环无端。游击战术即古所谓奇兵之一。”他特别结合第一期抗战实际，对游击战争发挥的重要作用和获得的宝贵经验给予了分肯定：“各战场及沦陷区域，因游击战争所表现之成绩，固以显然昭著，亦且由历次战役而获得种种有益之经验。” 面对“失土日广”局势，他多次强调游击战争是“奋反攻之勇，成收复之功，一城一地，均为挽回战局之所利赖”;二是提高学员的军人素养，明确游击干部的必备条件。蒋介石向学员提出“智、仁、 勇、信、严 ”为革命军人之基本素养， 五者之中，“仁实为主，智以明之，信以守之，严以安之，勇以行之”。要求学员必须“提高自我觉悟，建立无形的纪律，确守严信，牺牲小我，以致命遂志于大群。于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之外，不知有他” 。希望学员“俾国家民族至高之观念，深植固结于灵台方寸之中，内而穷理尽命，外而杀敌至果……以牺牲自我为荣，以取义成仁为人生最高之安慰”; 三是提高学员抗战的战略思想，明确游击战争的战术原则。蒋介石反复指出： “从始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必须明确“游击队工作之地区，为以敌人之后方作我之前方，故曰：深入敌后”;“游击队工作之对象，为打击敌人一切后续人力物力之援应，使其不能安全到达前方;为打击敌人在占领区内之活动，使其暴力不能深入乡村，以宰割我民众;同时并为打击一般认贼作父之汉奸，扑灭其伪组织，粉碎敌人以华制华之毒计。”他要求“游击最高之目的，为与正规军配合作战，奇正互用。使敌人首尾难顾，背腹受制，以贯彻抗战最后之胜利”。

　　蒋介石向学员特别强调：“若我游击部队官兵，均能以亲民、爱民、救民、助民为本，严明纪律，秋毫无犯，民众危难之际则立往援救，民众农忙之时则协助工作，生死与共，忧患相顾，使军民之间如一家骨肉之互相保卫，则风声所播，以我人民之众处处皆有呼应。千百人之部队，必有数万人之威力，其足以制敌伪之死命。”

　　1939 年 2 月 24 日，南岳游干班第一期举行隆重的开学典礼。副主任白崇禧就游击战问题向学员也发表了“训词”。

　　白崇禧首先说明为什么要成立游击干部训练班。他指出要明确成立游干班的意义，先要弄清这次中日战争的性质。“由于日本帝国主义者要想整个的侵略我们，灭亡我们，故我们是为了反抗压迫者争取民族的生存与解放，争取国家的自由和独立而抗战。”“这种为国家为民族生存的战争，是一种民族自卫的战争。”为此，他分析和批判了“抗战必亡”的失败论，只注重有限的兵力而忽略无穷的民力产生的“悲观论” ，只注重物质上的有形力量而否定精神上的无形力量产生的“唯武器论”。 然后，他进而论述了蒋介石在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上提出的“政治重于军事、民众重于士兵”的二期抗战方略。

　　接着，白崇禧提出“革命的战争应用革命的战术”。什么叫革命的战术?他指出，“游击战术是革命的战术之一，故委员长在南岳会议曾有‘二期抗战，游击战重于正规战’的指示，”。“今后展开广大的游击战，配合机动的运动战与必要的阵地战，相互为用，这是转败为胜、转守为攻的转机”。南岳游干班就是“为适应民族自卫的革命战争的需要而创办”的。

　　白崇禧并就游击战术的运用问题强调了三项要点：一是游击战不能离开民众，恰似鱼不能脱离水一样;二是游击战不能离开政治，每个人都应明确我们是为着争取民族生存而战;三是游击战不能离开组织与训练，每个游击队员都要生活团体化，行动纪律化，才能达到集体工作的要求。最后，白崇禧引证中外历史上的战例，1812 年拿破仑率10 万法军如长驱直入莫斯科，最终被俄军正规军和游击队联合总反攻而几遭全军覆灭;洪杨革命发动农民从四面八方展开游击战争，使清军望风披靡;第一期抗战中的台儿庄会战、中条山战斗等等，都说明了游击战争在民族解放和革命斗争中的重要作用。

　　1939 年3 月27 日，南岳游干班副主任陈诚也就游击战问题，对全体学员发表了演讲。他首先阐述了游击战的意义和目的，然后指出了游击队的任务，提出了游击战的基本原则。最后，他阐述了游击战在未来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希望学员“秉着冒险犯难之精神，深入敌后，发动民众，打破敌寇阴谋，摧毁日伪组织，巩固抗日基础，以达成抗战建国之目的”。教育长汤恩伯系31 集团军总司令，曾是抗战初期指挥南口战役的抗日名将。调任南岳游干班教育长后，与副教育长叶剑英就如何办好游干班的具体事宜多次进行磋商，并一道赴重庆向蒋介石面报。南岳游干班开学之初，对统一战线和游击战的认识与态度比较好，对中共代表团的建议多能采纳，对中共教官拟定的讲授大纲极少修改。他还鼓励国民党的教官向中共教官学习，参与中共教官的备课试教或课后讲评，并多次在会上赞扬共产党教官的思想和工作作风。这样一来，凡是有关教学和训练方面的工作，汤恩伯都请叶剑英主持。有一次，他还在学员大会上笑呵呵地说： “我们和共产党也算是不打不相识喽。他们是有一套办法的，就那么几条破枪，当年在山里打游击，还搞得我们很被动，吃了不少苦头哩!”

　　但是，南岳游干班内部也并不风平浪静。由于国民党在1939年2月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后，加紧推行“溶共”、“ 防共”、“ 限共”、“ 反共”政策，社会上涌现出一股逆流，游干班内也发生了连锁反应。一些顽固分子借机寻衅，散布流言，制造磨擦，汤恩伯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

　　那是3 月12 日孙中山逝世13 周年纪念日，游干班全体学员参加了南岳各界在大庙坪召开的群众性纪念大会。在各界代表讲话中，国民党衡山县党部的代表趾高气扬地说：“只有国民党可以救中国，只有三民主义可以救中国。其他什么党，什么主义都不能救中国。” 轮到叶剑英讲话时，他含蓄地驳斥说：“本人很赞成现阶段实行三民主义，但是应该实行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即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民主义。”这使得参加大会的游干班全体学员和社会各界代表，在大庭广众之中第一次听到三民主义还有革命的与不革命的区别。

　　一天，全体学员集合做纪念周，由游干班负责人作“训示”。汤恩伯在会上公开说：“蒋委员长对打败日本是有完全把握的。但各种迹象表明，共产党今后是否能服从国民政府的领导，令人产生怀疑……”接着他又提高嗓门说：“现在有些人、有些集团是游安全之地，击无辜之民，借搞游击队扩充自己的势力。有本事不和日本人磨擦，却在抗日军队内部搞磨擦。” 叶剑英听了这番制造分裂的言论后极为愤慨，当即走上讲台驳斥说： “我们中国共产党对国共合作的诺言是忠实履行的，实践孙中山先生的救国主张也是矢志不渝的。我们从来坚持团结抗日，反对分裂投降。不像有些人早晚恭读总理遗嘱，天天念阿弥陀佛，背地里却口是心非，尽干坏事，我们对此坚决反对。 说完拂袖而去。”汤恩伯张口结舌无以作答，学员们当场一片哗然。兼任游干班副主任的陈诚闻讯急忙赶来训话，他貌似公正地说：“教育长与副教育长闹意见，是怎么回事?古人云君子与君子无争，何以故?以能互让故也。他们二人都不能互让，所以争起来了。由此观之，两个都不对。”

　　从这次汤恩伯一反常态且叶剑英与他公开进行交锋中，许多进步学员特别是第七队来自衡山青年战时工作队的共产党员，看到了一个危险的信号：国民党又开始搞反共了。他们更从叶剑英的态度中，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战的坚定原则立场。

　　果然不出所料，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南省政府主席薛岳秉承蒋介石的旨意，1939 年6 月制造了在“平江惨案” 蓄意残杀共产党人，又一次掀起反共浪潮。国民党加剧了反共活动，南岳游干班内的顽固派也蠢蠢欲动。第7 队学员中原青工队员向大鉴与罗焕平时抛头露面较多，安插在该队的国民党特务断定他俩必定是“异党”分子。这时，中共地下党支部组织委员何欣光得到情报，说是下月初结业分配时，反动当局可能要对他俩下毒手。党支部书记刘东安当即与何欣光、谭云龙、向大鉴秘密研究，认为决不能束手就擒，坐以待毙。当即决定向大鉴与罗焕立即撤出游干班，日后再向县委汇报。向大鉴、罗焕趁游干班放假让学员回家取行李之机，悄悄离开了南岳，在康杰家里隐蔽了两天。县委指示他俩准备到延安去，可是罗焕因留恋新婚妻子不愿远行，又返回游干班被立即软禁起来。向大鉴则在党组织帮助下，绕道衡阳、桂林转赴延安。

　　1939 年8 月25 日，军委会军训部为加强全国性的游击干部培训，决定在西安新设西北游击干部训练班，而将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改名为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班址乃设南岳圣经学校。其后，日寇战机在粤汉铁路沿线狂轰滥炸，游干班无法在南岳继续举办，便于 1940 年3 月迁往祁阳。1940 年夏，国民政府军委会军训部将改名后的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又由祁阳迁往江西修水继续开办了第五期和第六期。1942 年再迁至浙江丽水，在第七期结业后，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便宣告结束。

　　在中国近代史上，国共两党只有过两次军事合作。第一次是 1925 年5 月国共两党在广州共同创办了黄埔军校，第二次则是 1939 年2 月在湖南共同创办了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成果，是国共两党合作共同培育抗日军事人才的摇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