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与国民党南岳“游干班”
来源：论文网　作者：于长治   2018-03-29 09:20:04

　　1938年12月，为了推动抗日斗争的发展，国民党决定在南岳衡山举办抗日游击干部训练班(简称“游干班”)，学习借鉴八路军卓有成效的抗日游击战经验，请共产党派员教授游击战。叶剑英受命率30余人的中共代表团参加了“游干班”的工作，在近半年时间里，他们为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和统一战线政策，为促进国共进一步团结抗战，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受命任中共代表团团长

　　1938年10月，在广州、武汉两大城市失守后，国民党被迫将其临时大本营搬到南岳衡山。这里山峦叠嶂，古木参天，有“五岳独秀”之称。坐落在群山环抱之中的南岳古镇，是衡山的中心，这时便成为国民党党政军机关暂驻的场所。衡山成为国民党向大西南后方转移的天然屏障。

　　11月25日，蒋介石在南岳召开军事会议，议题主要有两项：一是总结“检讨”前一个时期的抗战经验教训;二是讨论和展望下一个时期的抗日战争形势。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叶剑英应邀参加会议。

　　会上，许多国民党军政要人对前一阶段的抗战情况深感痛心，几百万国军部队竟在日军进攻下，一触即溃，大批武器弹药落入敌人之手，在不到半年时间里，竟有大半个中国沦入敌手。但一谈到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的战况，许多人则不得不由衷地表示敬意。他们的武器装备远远不如国军，更比不上日军，可他们依靠人民群众，灵活运用游击战，处处打击敌人，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蒋介石在做会议总结时，不得不敷衍地对八路军赞扬了几句，并结合国共两党部队的经验教训，明确提出“二期抗战，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同时他决定，立即仿效共产党、八路军的办法，在南岳举办国民党游击干部训练班。

　　然而，国民党对共产党、八路军的游击战和政治工作，却一窍不通，要想学习游击战，只能向共产党求教。为此，蒋介石当即给中共中央发电报，请中共选派一些既有一定实践经验，又有比较高的理论水平的干部来训练班教授游击战。

　　中共中央接到电报后，进行了认真的研究，认为举办这样一个训练班，确实很有必要。它对于团结抗战，对于加强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有重大政治意义。毛泽东风趣地说：“还是派几个人去吧。到那里讲一讲我们的道理，宣传一下我们的主张，总是好的。我们不能不给蒋委员长这个面子。”但是，派谁去最为合适呢?党中央经过全面考虑，决定派叶剑英去执行这个任务。因为他自国共合作抗战以来，几乎都是和周恩来一起在国统区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有着比较丰富的统战工作经验。另一方面，他在黄埔军校时从事过军事教育，同国民党许多将校军官有师生之谊，并且在红军时期和抗战以来积累了比较丰富的游击战的经验。

　　正在衡山开会的叶剑英，接到中央的指示后，愉快地接受了这一任务。按照中共中央的安排，参加游干班的我党人员成立一个由教官、工作人员、武装警卫班等30余人组成的中共代表团，叶剑英任团长。人员主要由衡阳八路军办事处就近抽调。

　　叶剑英到任后，起初，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为“游干班”副主任，班主任是汤恩伯。不几天，就改由蒋介石兼任班主任，白崇禧、陈诚兼副主任，汤恩伯任教育长，叶剑英任副教育长。但“游干班”的实际工作是由汤、叶两人直接负责。经叶剑英选调推荐，我党一些干部，如李涛、边章伍、吴奚如、薛子正、李崇等来“游干班”任教员。他们到“游干班”后，即在叶剑英领导下积极准备教材，讨论工作方式方法，提出对该班的教育、生活管理等方面的意见，为“游干班”的按时顺利开学创造条件。

　　一曲“开荒”歌化解紧张气氛

　　叶剑英很重视“游干班”里国共两党人员的团结。

　　“游干班”刚开学不久，由郭沫若任厅长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所属的抗敌演出队八队，奉命调“游干班”工作。这是一个非常进步的集体，他们当中有些人是秘密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当得知叶剑英在“游干班”工作，演出队能直接得到他的指导，聆听他的教诲时，大家非常兴奋。

　　八队到来的次日，“游干班”为他们举行欢迎宴会。在宴会上，八队的同志见到了叶剑英，大家把他紧紧围起来，问这问那，有说有笑，非常亲切。叶剑英也关怀地问大家，在前线演了些什么戏，唱了些什么歌，有没有遇到危险等等。并嘱咐大家来“游干班”一定要努力工作，积极宣传，为加强团结抗战，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多做一些贡献。吃饭时，许多人争着与叶剑英同桌就餐，边吃边谈，十分融洽。

　　然而，宴会就要结束时，国民党的几个官员突然鼓噪起来，说一些污言秽语，甚至做出下流动作，要演出队女同志唱歌，引起同志们的反感，特别是那些女同志对此表示强烈抗议，坚决不唱。宴会气氛顿时变得紧张起来，那些国民党军官下不了台，走也不是，坐也不是，异常尴尬。人们都面面相觑，僵持在那里。

　　叶剑英见状，深知既不便当众批评那些军官，也不好说服演出队的女同志，便灵机一动，站起来爽朗地说：“还是我先唱一个，给大家开个头。”他马上站在一只小凳子上，声音洪亮地唱起陕北民歌《开荒》。随着叶剑英那高亢富有陕北韵味的歌声，人们不断地报以热烈的掌声，整个大厅又恢复了欢快的气氛。

　　人们听完一曲还不尽兴，提议他再唱一个。这时，只见叶剑英转过话头说道：“我已经抛砖引玉了，下面应该由八队的同志们唱了，我们欢迎他们多唱几首好不好?”“好!好!”人们又是一阵热烈鼓掌。

　　八队的同志知道叶剑英的用意，他们经过几分钟悄悄的商议，便全体列队而出，由女同志站在最前排，开始大合唱。他们的合唱和分部轮唱，声调整齐，字正腔圆，博得了大家一阵又一阵热烈的掌声，使宴会的气氛达到了高潮。刚才发生的那令人不愉快的一幕随之烟消云散。

　　游干班中最受欢迎的领导和教员

　　1939年元旦过后不久，第一期“游干班”正式开学。按照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规定，每期训练时间为3个月。其中军事教育占总教育时间的55%，政治教育占45%。军事教育以游击战术、游击战斗及爆破技术为主，政治教育以民众运动及游击政工为主。

　　第一期学员共有1046人，分别编为8个队。其中大部分是由各战区选送来的国民党军官，按学历他们大都毕业于黄埔军校及南京军校，少部分来自军校高级研究班、保定军校、云南讲武堂及东北讲武堂等?熏大都是校级军官，有一小部分是将级、尉级军官。军事指挥员较多，政工人员很少。

　　曾经创办过黄埔军校，又担任过红军学校校长的叶剑英，对于办这次“游干班”，可以说是驾轻就熟，但他并不因此摆老资格，凭老经验办事，而是事事虚心同其他领导商议，办事深思熟虑，教学认真负责，不断创新。

　　开学之初，叶剑英就向汤恩伯提出了办好“游干班”的基本思路，取得了汤的同意和支持。它包括广泛实行教学民主;教授法采用启发式;实行“教、学、做”三者有机结合;教员与学员生活要打成一片;坚持做民众工作;各队开展评比竞赛，等等。这些方法，大部分来自我们党的传统和办校经验，而国民党军官感到很新鲜。

　　叶剑英还与汤恩伯商定，为了便于领导，中共参加该班的工作人员，集中住在第一教官室。叶剑英同我方其他几个领导同志，为第一教官室制定了“六大注意”，这就是：坚定的立场、苦干的作风、谦和的态度、简朴的生活、虚心的学习、严肃的纪律。叶剑英还主动提出，请其他各室主要教员参加我们的讨论会、研究会，听取他们对我们的意见和要求。对于第一教官室的这些举措，汤恩伯多次给予高度的赞扬，并号召其他教官学习。广大学员对中共代表团的工作方式和作风，也给予极高的评价。叶剑英曾深情地对大家说：“我们是共产党员，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党，决不能给我们党丢脸。”

　　中共代表团在“游干班”主要教授游击战略、战术和游击政治工作课程。叶剑英负责全面工作，还担任一部分课程。由于大都是新课，没有现成的教材，叶剑英就领导大家以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为指导，结合我军的实际经验，通过深入讨论研究，编写出教学大纲或讲义，由叶剑英修改定稿，再交训练班付印。对于一些从没上过讲台、缺乏教学经验的同志，叶剑英就手把手地教，给他们反复讲解，做示范，并鼓励他们要有自信心。叶剑英亲自组织大家备课、试讲，一遍不行就二遍、三遍，直到他感到比较满意为止。他严肃地对大家说：“你们是共产党的干部，你们讲课不是一个人的事情，而是反映着我们党和我们的军队，所以课只能讲好，决不能讲坏。”

　　在中共代表团中，叶剑英工作很忙，但他仍然一丝不苟地备课、讲授，从不要别人替代。他先后担任过游击战略、战术和政治课等多门课程。由于爱听叶剑英讲课的人很多，有时达到二三千人，不仅有学员，还有许多工作人员，就连附近部队中一些国民党军的高级军官也慕名赶来听课，教室容纳不下，就在大操场上讲大课。

　　叶剑英讲课时，常常身着褪了色的半旧军装，穿一双旧马靴，绝没有国民党高级将领那种勋章满胸、居高临下、趾高气扬的架式，大家都感到他和蔼可亲。他讲课理论联系实际，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绘声绘色，很富有吸引力和感染力。课余，叶剑英经常深入学员之中，听取他们对自己授课的反映，对于学员提出的问题，总是不厌其烦地给予认真解答。学员称赞他是最受欢迎的领导和教官。

　　军事演习―――最好的毕业检验

　　经过近三个月的教学训练，第一期学员就要毕业了。如何才能使学员们的训练受到切实的检验?叶剑英和汤恩伯商议，决定由叶剑英亲自组织，运用教学内容，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这次演习，在衡山类似山地游击战作战环境的丛林中举行。演习准备充分，组织严密，近似实战，学员学到了许多在课堂上难以学到的真实本事。学员认为，军事教学只有这样教，这样练，才能把学到的知识在战场上派上用场。一名在演习中充当“假设敌”的学员队队长，原来是汤恩伯部的一名少将副师长，演习结束后，他亲自找到叶剑英，感谢几个月来对他的教育和帮助，称这次演习让他终生难忘。

　　演习时，正值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训部专员程兆熊来“游干班”视察，他在提交军训部的“视察报告书”中称：“学员曾向余言及游击战术一课之实地演习情形，谓绝非纸上谈兵之可比，该班训练之切实，当可想见。”

　　5月15日，训练班第一期学员毕业，在衡山古镇举行了隆重的毕业仪式。许多学员怀着恋恋不舍的心情，手捧纪念册、笔记本请叶剑英签名留念。叶剑英根据他们的不同情况，书写不同内容的题词，寓意深刻，令人感奋。有些人历尽沧桑才体会出题词的深邃含意。原国民党衡永纵队第一支队少将司令员程鲁，毕业时叶剑英给他题词是“要作大事，不要作大官”，当时他感到不好理解，认为只有作大官，才能作大事。1949年当蒋家王朝即将覆灭时，他记起了叶剑英的题词，感到国民党的官绝不能再做了，站在共产党和人民群众一起，这才是最大的事。于是他坚决率队起义，脱离了国民党。

　　动员佛门弟子参加抗战

　　叶剑英在“游干班”期间，利用空隙时间，经常深入广大人民群众之中，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引导各界群众参加抗日活动。那时，衡山之中庙宇星罗棋布，佛门子弟人数众多。叶剑英对这一部分人的工作也非常重视，曾专门动员他们参加抗日活动。

　　某天，铁佛寺一名叫巨赞的法师，在田汉等陪同下，来到叶剑英办公室。叶剑英紧紧握住他的手说：“欢迎，热烈欢迎爱国僧人参加抗日活动。”接着，他联系佛学哲理，结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情况，同巨赞法师交流恳谈，他说：“佛教教理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不相悖，抗日救国就是爱教爱国，就是除恶向善。”巨赞法师很赞同这种观点，回去以后，即发起组织“佛教抗战协会”。叶剑英向巨赞法师建议：“佛教一向以救苦救难为怀，如果将‘抗战协会’改称‘救难协会’不是更好吗?这样能更好地影响和团结广大僧众参加抗战活动，而且，你们也应该把道教徒共同团结起来。”巨赞法师欣然同意，立即协商成立“南岳佛道救难协会”。

　　召开“协会”成立大会那天，叶剑英亲自前往热烈祝贺，并在会上作了《普渡众生要向艰难的现实敲门》的讲话。他着重指出：“团结全国佛道信徒成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的一部分”，佛门子弟要勇于投身到抗战之中，要对于前线的战士、战区流亡同胞，给予尽一切可能的援助。佛门子弟要到街头、农村、工厂，到一切有民众的地方去普渡众生，用实际行动将中华民族共同的敌人、凶残的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

　　叶剑英的讲话，深深教育了广大佛门子弟。会后，就有些人脱掉僧衣报名参加抗战。他们还组织了宣传队、救护队、支前队，在衡山周围地区积极开展抗日宣传和抢救难民的工作，成为一支重要的抗战力量。

　　1939年6月，借着“游干班”第一期毕业之机，党中央要叶剑英回延安汇报工作。他便从南岳起身，取道桂林、重庆赶赴延安。从此叶剑英就离开了“游干班”。不久，被党中央调往南方局工作。“游干班”由李涛继任工作组组长和中共代表团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