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在国共合办首届抗日游击干训班揭密
来源： 广东省情网　作者：黄禹康   2018-03-29 10:00:23

　　1930年10月，武汉失守前夕，朱德总司令面见蒋介石，指出抗战已进入相持阶段，应该发展敌后游击战，并建议国共合作，创办游击干部训练班。

　　受形势所迫，蒋介石不得不接受中共的建议，决定开办游击干部训练班，着重培圳游击战争的指挥员。

　　1938年11月25日，蒋介石在南岳召开最高军事会议，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应邀参加。这次会议旨在“检讨”前一个时期的抗战工作，展望第二时期的抗战形势。会上，蒋介石明确提出：“二期抗战，游击战重于正规战。”会议决定在华夏五岳的湖南南岳衡山开办游干班。

　　为了求得中共的帮助，蒋介石向中共中央发出求援的电报：请你们派一些干部到我们南岳训练班来教游击战术。

　　中共中央收到蒋介石的电报后，对于他能主动邀请共产党的教官前去执教表示赞赏。认为我党派干部去训练国民党军官，对于团结抗战，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有重大的意义。于是决定由叶剑英负责，带领李涛、边章伍、吴奚如、李伯崇、薛子正等人前住。毛泽东主席豪迈地对叶剑英等人说：“去吧!去讲一讲我们的一篇道理”。

　　不久，国民党政府军委会宣布第31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为游干班主任，叶剑英为副主任。之后不久，为提高游干班的声望和影响，又改由蒋介石兼任游干班主任，白崇禧、陈诚兼副主任，汤恩伯任教育长，叶剑英任副教育长。1939年4月，因前方战事需要，汤恩伯被调往前线，由李默庵接任教育长。

　　当时叶剑英同周恩来一起，在国统区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和领导党的地下工作。经常往来于武汉、长沙、衡阳、桂林之间。接到通知之后，即在衡田八路军办事处，召集有关人员开会，立即着手前往南岳游干班执教的准备工作。经过一番紧张、充分的准备，叶剑英同志率领中共代表团一行20余人，于1939年2月10日到达南岳。此时国民党抽调的教官和工作人员也基本到齐。2月15日，抗日游干班正式开学。

　　一

　　参加第一期游干班训练的学员共有1千多人，编为8个队。除后来的第七队和第八队分别为被国民党衡山县党部解散的前进工作团成员和工兵学校毕业生外，第一至六队的学员大都是全国务战区各部队送来的军官。其学历大部分都是黄埔军校和南京军校的毕业生。少部分为军校高级研究班、保定军校、云南讲武堂、东北讲武堂毕业的军官;具职级大部分为少校，少部分为上校、中校或上尉;初来时，这些自以为天之骄子的国民党军官，几乎是清一色的黄尼军服，黑亮皮靴，肩披剁皮带，腰系军人魂短剑，盛气凌人，神气十足。

　　面对这些特殊的教育对象，叶剑英决定以中共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来影响他们。当时，中共参加游干班的人员共同研究制定了6项原则：坚定的立场，苦干的作风，谦和的态度，简朴的生活，虚心的学习，严肃的纪律。叶剑英同志不仅自己带头做好，而且严格要求代表团的所有成员都要这样做。他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共产党代表团的成员，一言一行，都代表党，因此，不能给党丢脸。

　　游干班训练时间每一期为3个月，其中军事训练时间占55%，政治训练时间占45%。中共教官主要教授游击战略、游击战术、游击政工等课程。叶剑英对每一个中共教官的授课非常重视，认为这不仅是因为我们要对工作负责，而且因为在游干班讲课的人多，竞争激烈。即除周恩来、叶剑英和中共其他教官外，还有国民党的教官，尤其是还有苏联顾问、日本友人，蒋介石、白崇禧、陈诚、胡愈之等也在班上作过专题讲演。为了把课讲好，叶剑英经常组织中共教官集体备课，并对几位没有教学经验的同志“加餐”进行预讲，预讲过关再上台。他对教官们说：“你们都是共产党的干部，课只能讲好，不能讲坏。”

　　对于游干班的学习生活制度，中共代表团的成员都模范地遵守。譬如早上和学员们一同参加出操，白天参加讲课和训练，晚上进行备课和工作总结。有时，教官带领学员们到野外活动或做民运工作，每到一处，总要帮助群众打扫卫生，借了东西一定送还，损坏了的照价赔偿。

　　中共代表团驻在南岳近郊一个叫桔盈圃的地方，房子周围有很多桔子树，还有鱼塘。可是，他们从不乱摘一个桔子吃，就连树上掉下来的，也主动地交给桔树的主人。附近鱼塘中的鱼，他们也从不去钓一条。开始，当地群众对他们的“反常”行为感到奇怪，后来晓得他们是延安派来的，才欣喜地说“共产党与国民党就是不一样”，“共产党就是比国民党好”。

　　在游干班，听共产党教官理论联系实际讲授游击战略战术课是最吸引人，整个课堂时常形成一个盛况空前的局面。

　　1939年4月18日和19日晚上，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共长江局副书记兼统战部长、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在游干班作题为《中日战争之政略与战略问题》的报告。他从抗日战争的历史背景讲起，将中日双方政略和战略演变，其发展、前途和特点，作了深刻的分析与阐述，并用新四军对日军作战的实例，说明如何以弱胜强，最终打败日本侵略者的道理，深受学员的喜爱。许多学员听了两晚，还嫌不足，下课之后，仍围着周恩来问个不停。

　　曾任红军学校校长、并参加创办过黄埔军校的叶剑英，教学经验丰富，讲授技术高超，每次讲课，都使学员听得入迷，甚至忘记了下课时间。有一次，他讲游击战略战术问题，不仅全班学员踊跃参加听课，而且引来了附近国民党的一些军政要员，就连数百里之遥的长沙、湘潭等驻地军中的一些高级将领和中下级军官，也专程赶来聆听。由于听课的人太多，有时高达两三千人，原来的课堂容不下，只好临时改在附近一个广场上讲。当地的一些老僧人回忆说，当时听课的盛况，胜过八月初一南岳圣帝生日的庙会。

　　叶剑英生活朴素，通常身穿一套褪了色的旧军装，脚穿一双长统马靴。讲课时，并不瞧着教材念，而往往是把讲稿放在讲桌上。有时为了加重语气，表达盛情，喜欢用手比划各种姿势。有一次，他讲军民关系，说它就象鱼和水的关系一样。鱼儿离不开水，军队离不开人民。我们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更要依靠人民，一刻也不能离开人民。讲到这里，他把右手从上向下一压，给学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汤恩伯在一次学员大会上曾说：“过去(指十年内战时期)我们打他们(用手指着叶剑英)，为什么老打不过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同民众的关系是鱼水关系;他们紧紧依靠民众，我们自然打不过他们咯!”

　　南岳游干班开办初期由于双方成员接触不多，由于中共工作人员严于律己，处处以团结为重，因此，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并不突出。

　　后来，随着国民党五中全会所确定的“溶共、防共、限共”方针以及后来制定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精神的贯彻，游干班的情况逐渐发生变化，国共两党不断出现一些摩擦和斗争。

　　1939年3月12日，南岳地区召开孙中山逝世纪念大会，游干班的学员和教官都参加了。会上，国民党衡山县党部的代表在讲话中，大肆宣扬只有国民党可以救中国，只有三民主义可以救中国。在场的进步人士听了都很气愤。轮到叶剑英讲话了，他不慌不忙，既坚定又含蓄地驳斥说：本人很赞成在现阶段实行三民主义，但应该实行的是孙中山先生倡导的新三民主义，即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民主义。一席话讲得那位国民党发言人面红耳赤，在大庭广众之下，又不好发作，只得闷闷不乐，怏怏而回。

　　第一期学员即将毕业时，因为发生了篝竹惨案，第18集团军长沙办事处被封。对此，汤恩伯在一次学员大会上讲在抗日军队内部不应该有摩擦，有本事去和日本人摩，去和日本人擦。当汤讲话之后，叶剑英立即站出来说，我十分赞同汤教育长的讲活，在抗日阵营内部不应该有摩擦，不应该自相残杀，而应该团结抗日，兄弟于而外御其侮嘛!但是，如果一方面硬要摩，另一方面则必须要擦。现在有些人口头上讲的是抗日，行动上搞的是反共;表面上讲得冠冕堂皇，背地里却是男盗女娼。这种态度，我们坚决反对!

　　二

　　20世纪30年代后期，越南国内斗争激烈，反动当局到处抓革命者，越共领袖胡志明在国内呆不住，来到中国。也从延安到重庆，从重庆到桂林，在桂林八路军办事处救亡室工作过一段时间。南岳游干班成立后，他又以八路军挂林办事处通讯班长的身份前来学习和工作。叶剑英曾经回忆说：“我在南岳游干训练班时，胡志明就在我那里，当挂名的秘书，大家叫他胡光。”

　　胡志明被安排在游干班中共代表团的电台工作。当时，南岳游干班有两个电台，一个是共产党的，一个是国民党的，两个电台相距很近，发报时间也常一致，干扰严重，后来，中共与国民党的电台商量，互相错开时间，你发报时我休息，我发电报时你休息，相互得到支持，发报也就顺利多了。

　　中共的电台，主要是为了与党中央及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保持联系，顺便收听一些国内国际新闻。胡志明具体负责在电台的抄写新闻，兼做翻译工作。他所抄的新闻，一般都要交给叶剑英看，两人的交往很多，尤其是常就革命斗争有关问题交谈，因而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

　　胡志明在电台工作时还通过收听越语和法语广播，了解越南国内革命斗争的情况。对越南革命进行分析和指导。他在南岳游干班一直工作到第三期训练班结束，才随中共代表团一起撤回到挂林。

　　建国之后，已经当上了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的胡志明有一年来到北京，同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谈话时提出：“我们今年国庆，想请叶剑英全家去一趟，他是我南岳游干班时期的上司。”毛主席说：“志明同志，您今天还讲这个话，您已经是越南人民的领袖了。”胡志明客气地坚持要求，毛主席也答应得很爽快：“好，就让他全家去吧”。结果，叶剑英一家人到越南度过了一个愉快的越南国庆佳节，并在河内等地参观游览。

　　三

　　南岳衡山不仅风景秀丽，而且是著名的宗教圣地。山上山下，寺庙林立，佛、道两教，并处共存，历史沿革，源远流长。如半山腰的南台寺，一直被日本佛教禅宗视为“曹洞宗”的祖庭。

　　叶剑英在南岳衡山工作时，就十分重视南岳宗教界人士的工作。南岳抗日游干班开办后，更占天时、地利、人和，结合教学和实习，积极带领有关人员，深入寺庙宫观，与和尚、道士们交朋友，向他们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他对和尚尼姑们说，日本大多数国民是信奉佛教的，与你们的信仰一样。但是，假如敌人到了南岳，是不是不岐视中国和尚?是不是不杀你们?不是的。我们从近两年的中日战争中可以找到证明，日本侵略者不仅一样要杀中国和尚，而且还把青年和尚驱逐到前线去修炮楼、运弹药。再说，假如中国亡了的话，全国人民都成了亡国奴，和尚也定成为亡国和尚，这是无可逃避的现实。因此，你们应该从禅房中走出来，参加抗日斗争，做各种救亡工作，为保卫国家做出实际的贡献。在叶剑英他们的教育和推动下，南岳衡山的和尚、尼姑、道士们纷纷走上街头，出墙报、递传单、演小剧、讲形势、唱歌曲、呼口号，进行多种抗日宣传活动。不少和尚、尼姑、道士们还在寺观内外，募捐钱物，支援前线。

　　周恩来同志到南岳作报告时，叶剑英同志曾陪同他与巨赞、暮笳、演文、明真等著名和尚会见，共话救亡图存的大事。周恩来同志并在暮笳和尚的纪念册上写下：“上马杀贼，下马学佛”八个大字，以资鼓励。当时，曾有人认为“学佛”与“杀贼”连在一起，有悖于佛教教义。聪明过人的明真和尚，主动在教徒中进行解释。他说：“阿罗汉的第一个汉译意思就是‘杀贼’，不杀除烦恼贼，就成不了罗汉。现在正有一伙强贼在大批杀人，不把贼杀掉，就不能救这一大批人，所以必须‘杀贼’。这与佛教的普渡众生是一致的。我们要‘杀贼’，就要参加抗战。”经过他的解释，教徒们从周恩来同志的题词中，受到更大的鼓舞。

　　南岳上封寺的巨赞法师，出家前就与田汉相识。后经叶剑英和田汉的帮助教育，思想进步很快。1939年春，他在南岳发起成立佛教救国协会，征求叶剑英同志的意见。叶剑英同志说：“建议你们的组织名称改两个字，将“教”字改为“道”字，“国”字改为“难”字，这样可以团结更多的宗教界爱国人士。不仅是僧尼，还可以把道士团结起来。搞民族救亡，团结的人越多越好，越广泛越好嘛!”大家都赞同。

　　5月7日，南岳佛道救难协会在祝圣寺召开成立大会，叶剑英同志应邀出席，并且在会上发表了题为“普渡众土，要向艰难的现实敲门”的著名讲演。这篇讲演的发表，在南岳宗教界和进步人士中，掀起面对现实，脱离幻想，投身抗日救难工作的高潮。

　　佛道救难协会成立不久，即开办了有70多名青壮年僧道参加的战时知识训练班，学佛学、学政治、学军事、学救护常识。为参加救难工作创造条件。叶剑英同志对这个训练班很关心，特派游干班的中共教官薛子正担任僧道训练班的军事教员。

　　6月19日，战时知识训练班结业，佛道救难协会随即将其中的青年僧侣组成“南岳佛道青年服务团”和“佛教流动工作团”，分别由巨赞、演文和暮笳、绍贤等和尚率领，赴长沙、湘潭等地开展救亡活动。

　　四

　　1939年5月25日，游干班第一期学员(除七、八队外)学习期满，在南岳大庙举行盛大的毕业典礼。叶剑英同志在台上 看到几百名经过培训的国民党军官即将返回抗日前线，心中十分欣慰。台上台下齐声合唱抗日歌曲，高呼抗日口号。有不少学员怀着依依难舍的心情，请叶剑英副教育长签各留念。叶剑英同志针对各人的情况，分别在他们的笔记本上题赠：“到敌人后方去，把鬼子赶出去!”“路是人走出来的。”等寓意深刻的语句，勉励学员们毕业之后，要更好地做事做人。

　　后来大量的事实证明 南岳游干班学员离开之后，很多人成为各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领导和骨干。如分配到浙江的学员，将原来分散在敌占区的一些民众武装组织起来，用“大刀土炮，长枪短匕”进行游击战争，“筑起捍卫浙东的长城，使敌人不敢逾越钱塘江半步”。分配到鄂豫皖边区的学员，一方面在政治上做好民运工作，发动民众参加游击战斗，一方面在军事上开展游击战，破坏敌人的公路、铁路和通讯设施，并不断袭扰和突击敌人，使日本侵略者惶恐不安，大伤脑筋。分配到广东的学员，看到国民党军队抗战不力，便陆续投奔新四军，或参加中共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南岳游干班的开办，在不少学员中播下了革命的火种。自从1939年2月15日培训班举行首期开学典礼以来，学习班就相继开办。第一期受训学员共1046人，第二期530人，第三期1459人，培训班共为抗日战争培养了3000余名游击战争干部。

　　第一期学员、原白崇禧华中长官公署衡水纵队第一支队少将司令程鲁曾在毕业时，要求叶剑英副教育长为他题词。叶剑英同志送了他八个字：“要作大事，不作大官。”当时，他并不真正理解其中含义和用心，直到1949年，眼看国民党大势已去，又想起叶剑英的题词，才认识到国民党的官做的再大也没有用，眼共产党走，不作大官，也可以办大事，于是反戈一击，毅然率部起义投向人民解放军。南岳游干班第一期分配到92军82师的10多名学员(其中有后任湖南省政协副主席的刘国安同志)，到达前线后，便开展活动。首先开办了平(江)、浏(阳)、岳(阳)游击干部训练班，共培训360名(其中有女学员40多名)游击战争骨干。这批学员，后来参加湘北会战，会同战友有力地打击了日本鬼子。1944年，长衡会战失利后，他们又分赴湘北、湘中、湘南各地，组织游击队伍，开辟敌后战场，扰得敌人很不安宁，损失惨重。在解放战争时期，这些游击骨干又为迎接解放军南下和平解放湖南，建立革命政权，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9年夏秋之际，周恩来同志因跌伤了手，要去苏联治疗，中共中央决定调叶剑英同志到重庆协助董必武主持中共南方局工作。因此，叶剑英同志在南岳抗日游干班第一期学员毕业之后，便于1939年6月离开南岳。叶剑英走后，由李涛同志接任游干班中共代表团团长。不过，叶剑英同志作为中共南方局负责人，仍一直关注和支持着南岳抗日游干班中共代表团的工作。

　　(作者单位：湖南省档案局宣传处)

　　来源：《广东史志视窗》200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