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1938年叶剑英为何要帮国民党培训游击战干部？
来源：人民网福建频道　中国青年网   2018-03-29 10:14:31

　　1939年1月，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中共中央南方局正式成立。周恩来、博古、凯丰、吴克坚、叶剑英、董必武等6人为南方局常委。叶剑英负责联络，并任南方局统战委员会副书记，直接领导统委所属的军事组的工作。军事组是南方局领导同志的参谋业务工作机构，是开展军事工作的主要部门。叶剑英从1939年1月至1941年2月在南方局工作期间，与周恩来密切配合，做了大量的军事工作，为争取抗战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帮助国民党开办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为抗战培养骨干力量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前夕，周恩来和朱德在会见蒋介石时，提出了关于建立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建议。蒋介石经过再三考虑后表示同意，并要求共产党派教官，教授游击战略战术和游击政治工作等主要课程。中共中央认为两党合作办训练班，对于团结抗战，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于是决定由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负责带队参加游干班的教育工作。1939年2月21日，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正式开学。蒋介石任主任，白崇禧、陈诚任副主任，汤恩伯任教育长，叶剑英任副教育长。我党的干部李涛、边章伍、薛子正、吴奚如、李柏崇等分别任政治、军事教官。周恩来被聘为国际问题讲师。训练班共办了三期。参加受训的人员达3000多人。

　　叶剑英主要全盘负责了第一期训练班的教育工作。第一期训练班从1939年2月至5月，受训学员 1000多人。叶剑英采用了我党我军传统的办校方法，努力实行民主，坚持启发式教学，提倡教、学、做合一。在教员和学员中，开展学习竞赛和实践活动，加强政治工作和民众工作。并为我党教官制订了“六大注意”，即：“坚定的立场，苦干的作风，谦和的态度，简朴的生活，虚心的学习，严肃的纪律”作为工作的准则。

　　叶剑英虽然工作繁忙，但仍然坚持给学员们讲课。他亲自讲授主课《游击战争概论》，每周讲两次，听众很多，有时达千人以上。国民党驻长沙、衡阳、衡山的一些军官都赶来听课，甚至还有南岳各寺庙的和尚也来听，有时课室容纳不下，就在外面广场讲大课，叶剑英用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课，重点处则打手势来加强语气，给听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除了亲自授课外，叶剑英还亲自审定各门课的教学大纲和讲义教材。对初次任教，没有教学经验的我党教官吴奚如、薛子正、李伯崇等进行言传身教。每天晚上都亲自审查次日教官上课的课程。在他的指导和帮助下，这些初次任教的教官们很快地就熟悉掌握了教学工作。

　　为了锻炼学员在游击战中的实际工作能力，叶剑英还经常抽出星期天的时间，率领学员下乡活动。利用南岳优良的地形建立预想的游击根据地。训练学员实地进行政治宣传和组织民众的方法。这种课外实践活动，既学习了八路军的作风，密切了游干班与当地群众的联系，又使学员从中得到了实际锻炼，学到了从事游击工作的知识，真正做到了教、学、做合一，受到了学员们的欢迎。

　　第一期学员毕业前，为了检查学员的实践能力，叶剑英组织了一次动作逼真、接近实战的大型军事演习。学员们对叶剑英和我党教官成功的教学训练，极为叹服。一些国民党要员也大为称赞。如国民政府军委会军训部专员程兆熊在视察南岳游干班后，在其《视察报告书》中写道：“学员曾同余言及游击战术一课之实地演习情形，谓绝非纸上谈兵之可以。该班训练之切实，当可想见”①。

　　由此可见，由于叶剑英和我党教官在游干班中，坚持贯彻我党团结抗战的方针，以自身的模范行为和成功的教学训练。充分展示了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作风，在学员中产生了良好的影响，使我党在游干班中的威信不断提高，许多学员进一步了解了我党关于抗日游击战争的理论和持久抗战的战略思想，认识到开展游击战争的重大意义和作用。不少人主动地接近我党教官，并交上朋友。第一期学员在临别前，纷纷请叶剑英副教育长题词、签名，以留纪念。有些学员在我党的影响下，还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如学员吴众等人，后来参加了新四军。

　　二、积极参与粉碎国民党两次反共高潮的斗争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迅速发展壮大，在华北、华中和华南建立了广大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中共的政治影响日益增强。为此，国民党当局在1939年1月的五届五中全会上，制定了“限共”“防共”的方针。并于1939年冬到1940年春，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对于国民党的反共高潮，我党在政治上坚决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军事上，在自卫的原则下，对来犯的国民党顽军给予了坚决的回击，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

　　第一次反共高潮被粉碎后，蒋介石并不甘心失败，企图以召开全国军以上参谋长会议为名，在军队内部进行动员，宣布第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的“罪状”，以便发动更大规模的反共高潮。

　　接到开会的通知时，叶剑英因为摔伤了胳膊正在治疗中。为了粉碎蒋介石的反共阴谋，叶剑英决定带病出席会议，并为此作了大量的详细的准备工作。

　　1940年3月，全国军以上参谋长会议在重庆召开。在会上，蒋介石把冬季攻势失败的原因归罪于八路军，指责八路军“游而不击”，“制造磨擦，破坏抗战”等等，并声称要严正军纪军令。蒋介石刚讲完话，一些事先安排的国民党有关战区和部队的参谋长便争相发言，诽谤攻击八路军，这种气势汹汹的场面，使很多比较进步、正直的人都为第十八集团军和叶剑英参谋长着急，为团结抗战的前途和国家民族的兴亡担忧。但久经战阵、手握真理的叶剑英参谋长，却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在第三天的会议上，他详细地报告了八路军两年半来在华北战场及冬季作战中所取得的辉煌战绩。严正地驳斥了蒋介石等人对八路军的诬蔑，并表明八路军在磨擦中所采取的立场和态度，是完全合乎自卫原则的。他还用八路军缴获的国民党军作战文件，揭露国民党河北民军总指挥张梧荫等人勾结日伪军进攻八路军的真相，在铁证面前，蒋介石哑口无言，狼狈不堪。叶剑英的发言整整讲了一个半小时，讲话结束时，全场活跃，与会者纷纷起立致敬，连蒋介石、何应钦等人也不得不跟着大家站起来，这是一次“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它以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赢得了到会的许多人和各界人士的同情和支持，挫败了蒋介石制造口实发动武装磨擦的反共阴谋。董必武同志赞誉它为“叶公舌战群儒”，毛泽东也曾多次引用董老的话，说这是叶剑英对革命的一大功劳。在党的七大召开前，毛泽东还把叶剑英的这篇讲话转交给很多同志传阅，并亲自在封面上写上“1940年3月初叶剑英同志在全国参谋长会议上的报告(此报告博得了大多数的同情)”②。这是毛泽东对叶剑英同志这篇重要讲话的高度评价。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皖南事变”，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暴行，中共中央南方局给予了坚决的反击。从1月12日开始，周恩来、叶剑英一连数天，向蒋介石等人进行紧急交涉，要求停止对新四军的围攻。17日，周恩来在电话中怒斥何应钦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叶剑英也在电话中向顾视同提出严重抗议③。在叶剑英的主持下，南方局军事组召开了有各方面同志参加的会议，研究彻底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的对策，并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对新四军的造谣诬蔑，写出了《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象》的传单，叶剑英亲自对传单进行修正后报周恩来审批。周恩来对这一传单评价很高，认为它材料丰富确凿，入情入理，散发出去，对国民党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必能得到广大的同情④。事情完全如周恩来所预料的那样，传单通过各种渠道，以最快的速度向国内外广为散发，用大量铁的事实，有力地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对新四军的各种造谣诬蔑，使皖南事变真相大白于天下，扩大了我党我军的影响，争取了国内外的广泛同情和支持，使国民党顽固派陷入了空前的孤立，为我党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斗争作出了贡献。

　　三、积极开展军事统战工作

　　为了不断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叶剑英按照我党“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方针，利用自己在中国军事界的特殊地位和与国民党军队的历史关系，对国民党军队开展了多渠道多层次的军事统战工作。

　　对西北军，叶剑英等南方局主要负责人经常去探望冯玉祥，与其商谈国事，跟他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并通过在冯身边工作的共产党员王冶秋、赖亚力，对原西北军的将领进行了许多工作，加强了中共同他们的联系。

　　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这些桂系上层人物，是我党进行统战工作的重要对象。从1938年至1939年间，周恩来、叶剑英曾多次到桂林，会见国民政府军委会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表明我党在广西的活动，目的在于支持广西团结抗战，不干涉广西的内部政务，不挖广西的墙脚，并在应邀出席的纪念大会和宴会上，发表抗战演说，宣传我党的抗战方针，开展广泛的统战活动⑤。在我党统战政策的感召下，广西当局权衡利弊，表示愿意与我党合作抗日。

　　叶剑英还以云南讲武学校同学和滇军旧僚的关系，对滇军首脑龙云开展统战工作。早在南京沦陷前，有一次叶剑英与龙云同机赴南京参加会议，在途中和会议期间，叶剑英向龙云解释了我党团结抗日的方针，磋商了如何抗战的有关事宜，龙云表示拥护我党主张，决心将云南的人力物力贡献国家⑥。除此外，对滇军的将领卢汉、张冲等人也积极开展军事统战工作。1938年春，叶剑英在汉口接见了比较进步的滇军184师师长张冲，并应张冲的要求，派共产党员周时英、杨华、薛子正等到该师工作，叶剑英在这一期间还到驻孝感的滇军六十军军部拜访了卢汉军长，向他宣传我党团结抗日的主张⑦。1940年冬，为了加强我党在滇军中的工作，叶剑英还亲自布置，把在重庆新华日报社工作的张子斋调回滇军二路指挥部工作，稍后又派朱家璧等人回云南滇军中工作。这些中共地下党员，利用在滇军中取得的合法地位开展统战工作，团结了一批进步军官，获得了广大官兵的拥护。叶剑英等人对滇军的军事统战工作是成功的。既坚定了滇军将士和云南地方实力派的抗战决心，还取得了他们对我党的同情和不同程度的支持。1942年初，国民党当局责令龙云等追查共产党在滇军中的活动，并派特务到滇军中监视和搜捕进步力量，龙云等人则暗中掩护，使我党的地下组织得以及时准备和转移，避免了破坏。

　　此外，叶剑英还利用与张发奎、黄琪翔等人的特殊关系，与他们建立了较好的关系。并派共产党员左洪涛、钱亦石、杜国庠等到张部工作，争取张发奎与我党合作，反对蒋介石的反共、妥协行为。皖南事变时，张发奎持中立态度，是当时12个战区中唯一没有发表“声讨”新四军之类反共通电的司令长官，这有利于抗战大业。

　　总之，叶剑英所进行的这些军事统战工作，为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抗战，反对国民党顽固派对日妥协、制造分裂、吞并地方军队的阴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四、搞好军事谈判和军事情报工作

　　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再次合作抗日。这时，国民党在名义上还承认我党和八路军、新四军的合法地位。因此，我党和八路军、新四军与国民党当局必然有一定的联系和交涉。当时这种联系和交涉，重要部分是由周恩来、叶剑英等人直接进行的。一般性的则由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出面经办。

　　从1940年夏至1943年春，我党与国民党当局举行的正式谈判主要有4次。叶剑英作为我党的代表参加了国共两党的第一次正式谈判。

　　1940年6月，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粉碎后，为了巩固和改善国共两党的关系，争取抗战的早日胜利，减少或避免两党之间的磨擦，我党向国民党当局建议重开两党谈判，共商团结抗战的大计。国民党接受了这一建议。6月至8月在重庆举行了武汉失守以后国共两党的第一次正式谈判，参加谈判的中共代表是周恩来、叶剑英;国民党代表是何应钦、白崇禧。谈判在军事方面的主要议题是中共军队的扩编和作战区域的划分。我党本着求大同存小异的愿望，在谈判中对国民党作出了一些必要的让步。如在作战区域的划分问题上，国民党提出了把我军统统撤到黄河以北的要求，企图和日军夹击我军，以达到进一步削弱、消灭我军的目的。我党拒绝了国民党无理要求，但为了团结抗战的大局，还是作出了一些让步，答应把长江以南新四军撤到江北。但由于国民党对谈判缺乏诚意，大肆诬蔑我党我军，强迫我军在一个月内全部撤到黄河以北，并设置对北撤的新四军皖南部队加以围攻消灭的阴谋圈套。这样，第一次谈判没达成任何协议而宣告搁浅。

　　1940年12月，就新四军皖南部队北移期限、路线和停止国民党磨擦活动等问题，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又同国民党代表刘为章、张冲举行谈判。在谈判中，周恩来、叶剑英严正表示：我党的让步是有限度的，如国民党再不停止进攻，陕北的封锁线仍不解除，那末，发生内战的责任应由国民党承担⑧。与此同时，在叶剑英的主持下，南方局军事组还编印国民党制造磨擦的材料，向国内外散发，揭露国民党顽固派企图破坏国共合作的阴谋，有力地配合了我党的军事谈判工作。

　　虽然这些军事谈判，由于国民党缺乏诚意而未能达成任何协议，但它向国内外表明了我党团结抗日的诚意和决心，既保护了人民军队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利益，团结了广大的中间力量，又维护了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企图破坏团结抗战，限制、削弱和消灭人民抗日武装的阴谋诡计，为争取抗战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为了及时了解国民党破坏我党我军的阴谋活动，以便采取对策，叶剑英还很重视情报工作，派共产党员张露萍、王启明等到国民党的军统局和陆军总部工作，以便能及时发现蒋介石集团的反共阴谋⑨。在叶剑英主持下的南方局军事组对于搜集来的情报，注意加以整理分类，并经常召开情况研究会。叶剑英常说，对各种材料要用一根红线穿起来，也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方针政策来观察分析各种事物，这对于军事组的同志教育很大。皖南事变后，叶剑英回延安中央军委工作后，把开研究情况会的方法带到了总参谋部，并有所发展，受到了毛泽东和朱德等领导同志的重视和各方面的好评⑩。南方局军事组的这些军事情报工作，为我党及时发现和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对日妥协，破坏国共合作的阴谋活动提供了有力的帮助。

　　叶剑英除了积极进行以上军事工作外，还很重视开展军事宣传工作，在他主持下的南方局军事组，每当重要节日和纪念日，都用写文章、作报告和接见有关方面负责人的办法，宣传我党我军有关抗战军事方面的主张、方针、政策等等。宣传对时局和战局有重大变化时的分析、判断和我军反“扫荡”胜利的成绩，揭露和批驳国民党顽固派的错误言论和对我党我军的诽谤攻击。叶剑英对南方局所辖范围内日军占领区的抗日武装斗争也十分关心，经常为这些抗日武装提供敌情友情的资料，向社会上宣传他们的战绩，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等等。

　　总而言之，抗战时期，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的两年多时间内，坚持贯彻我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和方针政策，一切以抗战、团结、进步的大局为重，帮助国民党培养了一批抗战的骨干力量：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给予了坚决的还击，在国民党军阶中广交朋友，开展卓有成效的军事统战工作;在与国民党的军事谈判中，既坚持原则，保护了我党我军的根本利益，又维护了团结抗战的局面。他以一个政治家和军事家的风度和胆识，赢得了党内务、军内外的广泛赞誉。他主持下的南方军事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为推动国共两党的军事合作，坚持团结抗战,为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南方局党史资料》(四)第281页、276、536、262、457、404-405、404-405、535、532、2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