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与国民党游击干部训练班
来源：论文网　作者：田凤芹   2018-03-29 11:06:04

　　1938年12月，为了推动抗日斗争的发展，国民党决定在南岳衡山举办抗日游击干部训练班，学习借鉴八路军卓有成效的抗日游击战经验。可国民党对共产党、八路军游击战战略、战术和政治工作一窍不通，无奈之下，只得邀请共产党人派员来衡山，教授游击战。在这种情况下，叶剑英受命率30余人的中共代表团参加了“游干班”的工作。叶剑英等在“游干班”工作近半年，为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传授八路军抗日游击战的战略、战术，为促进国共进一步团结抗战，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受命任中共代表团团长

　　1938年10月，在广州、武汉两大城市失守后，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了艰苦的相持阶段，国民党被迫将它的临时大本营搬到南岳衡山。这里山峦叠嶂，竹木葱郁，涌泉流湍，古木参天，不愧有“五岳独秀”之称。它南起回雁峰，北达岳麓峰，方圆八百余里，地势十分险峻。坐落在群山环抱之中的南岳古镇，一向是衡山的中心，游人云集之地，这时便成为国民党党政军机关暂驻的场所。衡山也成为国民党向大西南后方转移的天然屏障。

　　11月25日，蒋介石在南岳召开军事会议，议题主要有两项：一是总结“检讨”前一个时期的抗战经验教训，二是讨论和展望下一个时期的抗日战争形势。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叶剑英应邀参加了会议。

　　会上，许多国民党军政要人对前一阶段的抗战斗争深感痛心，几百万国军部队竟在日军进攻下，一触即溃，狼狈逃窜，处处是散兵游勇，大批武器弹药也拱手送给了敌人，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大半个中国竟沦入敌手。国民党部队何以会如此?大多数人当然心中有数，只是不便深究而已。但一谈到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的战况，许多人则不得不由衷地表示敬意。他们的武器装备远远不如国民党军，更比不上日军，可他们依靠人民群众，用游击战的战法，处处打击敌人，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他们积小胜为大胜，严重削弱了敌人，部队也在斗争中有了很大发展。会上，许多人将八路军的成功经验，概括为有效地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游击战。

　　会议最后，蒋介石在做总结时，也不得不敷衍地对八路军赞扬了几句，并结合国共两党部队的经验教训，明确提出：“二期抗战，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同时他决定，立即仿效共产党、八路军的办法，在南岳举办国民党游击干部训练班。不过，蒋介石有自己的小算盘，他认为举办“游干班”，一方面，可以训练国民党的军事骨干，开展敌后游击战能有效地对付日本人;另一方面，也可以借此控制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的发展，将敌后游击战尽量纳入国民党的军事领导之下。

　　然而，国民党对共产党、八路军的游击战和政治工作却一窍不通，要想学习游击战，只能向共产党求教。为此，蒋介石当即给中共中央发电报，电文中说：国民政府将在南岳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请中共选派一些干部来训练班教授游击战，人员要求既有一定的实践经验，又有比较高的理论水平。

　　中共中央接到电报后，进行了认真研究，认为举办这样一个训练班确实很有必要。它对于团结抗战，对于加强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有重大政治意义。当然，对于蒋介石的不良用心，中共中央也进行了仔细的分析和思考，提出了相应的应对措施。毛泽东风趣地说：“还是派几个人去吧。到那里讲一讲我们的道理，宣传一下我们的主张，总是好的。我们不能不给蒋委员长这个面子。”但是，派谁去最为合适呢?中共中央经过全面考虑，决定派叶剑英去执行这个任务。因为他自国共合作抗战以来，几乎都是和周恩来一起在国统区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有着比较高超的统战工作经验。另一方面，他在黄埔军校时从事过军事教育，同国民党许多将校军官有着师生之谊，并且在红军时期和抗战以来积累了比较丰富的游击战经验。他承担这个任务，无疑是最恰当不过的人选。

　　这时，正在衡山开会的叶剑英，接到中央的指示后，愉快地接受了这一任务。他认为：举办抗日游击干部训练班，一则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中国共产党参加训练国民党中央军军官，这是一个创举，它标志着共产党、八路军的战略、战术已经得到了国民党军的认可并认真效法，是共产党和其所领导的军队的一个重大政治胜利;二则是通过宣传讲授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和政治工作，既有利于提高中央军军官的军政素质，推动抗战的深入发展，同时也可以促进对这支部队的影响和改造。再则是通过教学施加影响，还有利于同国民党的妥协投降作斗争。

　　按照中共中央的安排，参加“游干班”的中共人员由教官、工作人员、武装警卫班等30余人组成中共代表团，叶剑英任团长。人员主要就近由衡阳八路军办事处抽调解决。

　　叶剑英到任后，起初，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任命为“游干班”副主任，班主任是汤恩伯。不几天，就又改由蒋介石兼任班主任，白崇禧、陈诚兼副主任，汤恩伯做教育长，叶剑英任副教育长。但“游干班”的实际工作还是由汤、叶两人直接负责。经叶剑英选调推荐，中共一些干部，如李涛、边章伍、吴奚如、薛子正、李崇等同志来“游干班”任教员。他们到“游干班”后，即在叶剑英领导下积极准备教材，讨论工作方式方法，提出对该班的教育管理以及生活等各方面的意见，为“游干班”的按时顺利开学创造了条件。

　　一曲“开荒歌”化解了紧张气氛

　　叶剑英很重视“游干班”里国共两党人员的团结。

　　“游干班”刚开学不久，由郭沫若任厅长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所属的抗敌演出队八队，奉命调“游干班”工作。这是一个非常进步的集体，他们当中有些人是秘密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当得知叶剑英同志在“游干班”工作，演出队能直接受到他的指导，聆听他的教诲时，大家非常兴奋。

　　八队到来的次日，“游干班”为他们举行欢迎宴会。在宴会上，八队的同志见到了叶剑英，大家把他紧紧围起来，问这问那，有说有笑，非常亲切。叶剑英也关心地问大家在前线演了些什么戏，唱了些什么歌，有没有遇到危险等等，并嘱咐大家来“游干班”一定要努力工作，积极宣传，为加强团结抗战，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多做一些贡献。吃饭时，许多人争着同叶剑英同桌就餐，边吃边谈，气氛十分活跃。

　　然而，宴会就要结束时，国民党的几个官员突然鼓噪起来，要演出队的女同志唱歌。他们说着一些污言秽语，个别人甚至做出一些低级下流的动作，态度极不严肃。这立刻引起演出队同志们的反感，特别是那些女同志对此表示强烈抗议，坚决不答应唱歌。宴会气氛顿时变得冷漠、紧张起来。那些国民党军官没想到当场碰了一鼻子灰，下不了台，他们走也不是，坐也不是，异常尴尬。大家都面面相觑，僵持在那里。

　　叶剑英见状，情知既不便当众批评那些军官，也不好说服那些女同志。便灵机一动，站起来爽朗地说：“还是我先唱一个，给大家开个头。”叶剑英这一招出乎国民党官员的意外，也很快使八队同志的情绪转过弯来。他们热烈鼓掌，提议叶剑英给大家唱一首陕北民歌。

　　叶剑英点头答应，马上站在一只小凳子上，声音洪亮地唱起陕北民歌《开荒》。“开荒呀!开荒!/前方的战士要军粮。/织布呀!织布!/前方的战士要衣服。/……我们努力耕织，/不少他们穿吃，/打败鬼子好回家!”随着叶剑英那高亢的歌声，人们不断地热烈鼓掌，整个大厅又恢复了欢快的气氛。

　　叶剑英说话虽然带有明显的广东口音，可唱起歌来，还真有陕北的韵味，人们听完一曲还不尽兴，提议他再唱一个。这时，只见叶剑英转过话头说道：“我已经抛砖引玉了，下面应该由八队的同志们唱了，我们欢迎他们多唱几首好不好?”“好!好!”人们又是一阵热烈鼓掌。

　　八队的同志知道叶剑英同志的用意，他们经过几分钟悄悄的商议，便全体列队而出，由女同志站在最前排，开始集体大合唱。他们的歌声气势恢宏，精神昂扬，无论是合唱还是分部轮唱，都声调整齐，字正腔圆，博得了大家一阵又一阵热烈的掌声。他们先后唱了《红缨枪》、《大刀进行曲》、《游击队之歌》等歌曲，使宴会的气氛达到了高潮。刚才发生的那令人不愉快的一幕，随之烟消云散了。

　　“游干班”中最受欢迎的领导和教员

　　1939年元旦过后不久，第一期“游干班”正式开学。按照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规定，每期训练时间为三个月，其中军事教育占总教育时间的55%，政治教育占45%。军事教育以游击战术、游击战斗及爆破技术为主，政治教育以民众运动及游击政工为主。

　　第一期学员共有1046人，分别编为8个队，其中大部分是由各战区选送来的国民党军官。按学历大都毕业于黄埔军校及南京军校，还有少部分来自军校高级研究班、保定军校、云南讲武堂及东北讲武堂等。按军衔大都是校级军官，还有一小部分是将级、尉级军官。军官中大都是军事指挥员，政工人员很少。另外，还招收了一百多名女学员。

　　曾经创办过黄埔军校，又担任过红军学校校长的叶剑英，对于办这次“游干班”，可以说是驾轻就熟，但他并不因此摆老资格，凭老经验办事，而是事事虚心同其他领导商议，自己更是深思熟虑，处处维护国共双方的团结。

　　开学之初，叶剑英就向汤恩伯提出了一条办好“游干班”的基本思路，取得了汤的同意和支持。它包括比较广泛地实行教学民主;教授法要大部分采用启发式;实行“教、学、做”三者有机结合;教员与学员生活要打成一片;提倡教员和学员自觉的纪律;坚持做民众工作;各队订出竞赛条约，开展评比竞赛，等等。这些方法，大部分来自中共的传统和办校经验，用其来培训国民党的军官，无疑对扩大中共的政治影响产生了重大作用。

　　叶剑英还与汤恩伯商定，为了便于领导，中共参加该班的工作人员，集中住在第一教官室。叶剑英和其他几个领导，为第一教官室制定了工作训练生活中的六大注意，这就是：坚定的立场、苦干的作风、谦和的态度、简朴的生活、虚心的学习、严肃的纪律。同时为了加强对第一教官室的监督，叶剑英还主动提出，请其他各室主要教员参加讨论会、研究会，听取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对于第一教官室的这些举措，汤恩伯多次给予高度的赞扬，并号召其他教官学习。广大学员对中共代表团的工作方式和作风，也给予极高的评价。叶剑英曾深情地对大家说：“我们是共产党员，每一个人都是共产党代表团的成员，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党，决不能给我们党丢脸。”

　　在教学上，中共教官在“游干班”主要教授游击战略、战术和游击政治工作课程。叶剑英则负责全面工作，同时还要亲自担任一部分课程。由于大都是新课，没有现成的教材，叶剑英就领导大家以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为指导，结合部队的实际经验，通过深入讨论研究，编写出教学大纲或讲义，最后由叶剑英亲自修改定稿，再交训练班付印。对于一些从没上过讲台，缺乏教学经验的同志，叶剑英就手把手地教，给他们反复讲解，做示范。他鼓励说：“讲课首先不要慌，要有自信心。要充分准备好教材，熟悉教材，然后就可以拟个提纲去讲，千万不能死记硬背。讲课时，要面向学员，不要光看讲义，讲课要自然大方，姿态端正，口齿要清楚。”为了提高授课质量，叶剑英亲自组织大家备课、试讲，一遍不行就两遍、三遍，直到他感到比较满意为止。他严肃地对大家说：“你们是共产党的干部，你们讲课不是一个人的事情，而是反映着我们党和我们的军队，所以课只能讲好，决不能讲坏。”

　　在中共代表团中，叶剑英工作很忙。但对于教学计划中安排给他的课程，仍然一丝不苟地备课、讲授，从不要别人替代。他先后担任过游击战略、战术和政治课等多门课程。由于爱听叶剑英讲课的人很多，有时达到二三千人，不仅有学员，还有许多工作人员，就连附近部队中一些国民党高级军官也慕名赶来听课，所以有时教室容纳不下，只好就在大操场上讲大课。

　　叶剑英讲课时，常常身着褪了色的半旧军装，穿一双旧马靴，绝没有国民党高级将领那种勋章满胸，居高临下，趾高气扬的样子，大家都感到他和蔼可亲，心心相通。他桌子上放着讲稿，但一般很少去看。他讲授的内容，理论联系实际，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绘声绘色，很富有吸引力和感染力。虽然他广东口音比较重，但语速适当，口齿清晰，仍然使听众觉得非常入耳。每讲到重要的地方，叶剑英就用加重语气、做手势来增强讲授效果。课下，叶剑英经常深入学员之中，听取他们对自己授课的反映，对于学员提出的问题，总是不厌其烦地给予认真解答，从来不摆领导和教员的架子。因此，在叶剑英担任“游干班”领导和教官的一段时间里，赢得了广大学员的真心尊敬和爱戴，称赞他是最受欢迎的领导和教官。

　　感人至深的毕业形式

　　经过近三个月的教学训练，第一期学员就要毕业离开衡山了。如何才能使学员们的训练受到良好的检验?叶剑英和汤恩伯商议，决定由叶剑英亲自组织，运用教学内容，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这次演习，在衡山山峦丛林中举行，类似教学中的山地游击战的作战环境。演习中，由于准备充分，组织严密，动作逼真，近似实战，给参演学员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学到了许多难以在课堂上学到的真实本事。很多学员认为，军事教学只有这样教，这样练，才能更接近实战，才能让他们真正有所提高，把学得的知识在战场上派上用场。通过演习，还让一些学员在实践中看到了自己的不足，明确了继续努力的方向。他们反映，这种教学训练方式才是培养人才、造就人才最有效的途径。一名在演习中充当“假设敌”的学员队队长，原来是汤恩伯部的一名少将副师长，演习结束后，他亲自找到叶剑英副教育长，感谢几个月来对他的教育和帮助，称赞这次演习让他终生难忘。

　　演习时，正值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训部专员程兆熊来“游干班”视察，他在提交军训部的“视察报告书”中，也由衷地承认：“学员曾向余言及游击战术一课之实地演习情形，谓绝非纸上谈兵之可比。该班训练之切实，当可想见。”

　　5月15日，训练班第一期学员毕业，在衡山古镇举行了隆重的毕业仪式。这时，许多学员怀着恋恋不舍的心情，手捧纪念册、笔记本涌向副教育长叶剑英，里三层外三层地围着他，请签名留念。叶剑英则根据他了解的情况，书写了不同内容的题词。这些题词寓意深刻，引人沉思，或给人以鼓舞的力量，或指明前进的方向，很受学员们的珍视。有些人是多年之后，经历了许多沧桑变化，才体会出题词的深邃含意的。比如，原国民党衡永纵队第一支队少将司令程鲁，毕业时叶剑英给他的题词是“要做大事，不做大官”，当时他感到不好理解，认为只有做大官，才能做大事。1949年当蒋家王朝即将覆灭时，他记起了叶剑英的题词，感到国民党的官绝不能再做了，举行起义，站在共产党和人民群众一边，这才是最大的事。于是他坚决率众起义，脱离了国民党。

　　光阴如梭，转瞬间半年过去。1939年6月，借着“游干班”第一期毕业之机，中共中央要叶剑英回延安汇报工作。他便从南岳起身，取道桂林、重庆赶赴延安。从此叶剑英就离开了“游干班”，不久，被中共中央调往南方局工作。“游干班”由李涛继任工作组组长和中共代表团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