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
来源：百度百科   2019-05-26 14:12:27

        1939年，在南岳衡山，由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开办的抗日游击干部训练班(以下简称“游干班”)，培养造就了大批抗日民族精英。这不仅给巍巍衡山增添了神秘的色彩，在中国现代史上也是凝重而神奇的一页。 游干班共办了三期，于1940年3月结束。由于国共两党通力合作，游干班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国共合作史上和抗日战争史上都占有一定的地位。一、南岳游干班的创办，基于对抗战初期抗战经验教训的总结。抗战爆发后，国民党调集几百万大军在正面战场上与日本侵略者展开了阵地战，先后进行了太原会战、淤沪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等战役，虽然阻滞了D军进军速度，粉碎了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梦想，但由于在敌强我弱的客观形势下。没有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这些会战多以中国军队的失败而告终。

　　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系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在南岳衡山合作开办的游击干部训练班。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平、津、沪、宁等地相继被日军占领。抗战形势异常严峻。

　　1938年在武汉沦陷前，蒋介石于10月在武汉召开高级将领会议，并邀请了朱德参加。会上，朱德向蒋介石提交了国共两党联合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建议，得到蒋介石的赞同,并要求拟定计划。其后,周恩来和叶剑英研究制定了游击干部训练班教育计划大纲,由周恩来提交蒋介石。1938年11月25日，在衡阳市南岳区召开最高军事会议，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郭沫若应邀参加。蒋介石在会议上提出了“政治重于军事,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变敌后方为其前方,用三分之一力量于敌后”的方针,为了开辟敌后战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培养干部,决定国共两党在南岳衡山创办游击干部训练班,调训各战区军政干部。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确定接受中共中央建议，两党共同创办“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并筹建南岳“忠烈祠”安葬抗日阵亡将士。会议决定创办游击干部训练班，班址设在衡阳市南岳衡山南岳圣经学校，定名为“军事委员会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隶属于军事委员会，并请中共方面派员参加。经中共中央决定，派叶剑英和李涛、边章五、吴系如、薛子正、李崇等参加教学工作。1939年1月24日，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宣布成立，并改名为军事委员会军训部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蒋介石兼主任，白崇禧、陈诚兼副主任;以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教育长,叶剑英为副教育长。中国共产党派叶剑英带领一部分干部和工作人员30多人参加训练班筹建和教学工作。集中在八路军衡阳办事处做筹备工作，编写教材、备课、试教。两个月后，汤调河南前线，三十三集团军司令李默庵受陈诚指定继任教育长。不久,军委会军训部长白崇禧以军事训练机构应隶属于军训部为由,报经蒋介石批准,更名为军事委员会军训部。

　　训练班本部设教务处、政治部、总务处、总队部、机要室、军需处、医务处和一个政治部等办事机构,另配有勤杂部队负责勤务保障。训练班建立初始有教官和科室管理人员95人,其中少将11人;8个学员队管理干部52人,其中少将4人。

　　学员组织则采用军事建制,设队统辖。训练班开始拟定的招收对象,是各战区部队营长以上军官和高级司令部的中级参谋人员,要求以军为单位选派战术修养较好而又有作战经验的军官参训,结业后回原部队办班训练连、排长等基层军事骨干,编组游击队,到敌人的侧面和后方去开展游击战争。实际上,学员来源为四个方面:全国各战区部队按分配名额选送校级和尉级的军官，各省、县政府及各级国民党党部选送的党政人员,三民主义青年团部保送的人员,从衡山、衡阳、曲江、桂林、吉安等地直接招考的部分高中毕业生(其中女学员占十分之一)。学员结业后,即分批分配到各战区部队任职。学员中少部分是上校、中校军衔，大多数为少校军衔。游干班的训练内容很多，分精神训练、政治训练和军事训练3大类24门课程，游击战争课是教育训练的中心，其中以《游击战术》、《游击政工》为主要课目，结合讲授和训练军事基本知识及特种技术。叶剑英等中共教官承担了《游击概论》、《游击政工》、《游击战略战术》等课程的教学，他们利用课堂，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思想，同时也宣传全民族抗战的一贯主张，对学员的启发和鼓舞很大。丰富灵活的教学内容既实用，又有针对性，众多重量级人物的参与也令此班的名声越来越响亮。

　　此外，一些中外名人也曾来此讲课、作报告的学习，其中有苏联顾问讲授炮兵协同作战;胡愈之先生讲“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分析”，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讲述“对日军阀的解剖和日本国内的民主斗争”;蒋介石演讲“推行基本建设与实现三民主义”;周恩来以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和国际问题讲师的名义演讲“中日战争之策略与战争问题”;白崇禧讲授“关于游击战争问题”;陈诚讲授“论游击战”;胡愈之讲授“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分析”等专题讲座。越南共产党胡志明曾化名胡光跟随叶剑英在游干班学习和工作。

　　1939年4月10日南岳干部训练班时合影。

　　当时整个南岳大山都成了游击干训班学员的大课堂。集中上课时，学员和教官往返于南岳庙、黄庭观和南岳镇的大街小巷。美国基督教开办的圣经学校、可容纳千人集会的南岳大殿、绘着八仙过海的“古往今来”路中亭和它四周的空地、祝圣寺内的“说法堂”等，都是教官讲学、学员听课、学员演练的大课堂。“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声和“大刀进行曲”等歌声，时时回荡在这些雄伟肃穆的佛堂里。

　　南岳衡山脚下的“桔盈圃”

　　游干班在南岳共举办了三期。第一期，1939年2月15日举行开学典礼，1046名学员(其中女学员110人)编为8个队，其学历大部分为黄埔军校及以后改为南京中央军校毕业的，一部分是高级研究班、保定军校、云南讲武堂、东北讲武堂及其他地方军校的毕业生，5月15日，第一期学员举行毕业典礼(其中第七队因是4月上旬入班，至7月5日毕业)。其中第七队大部分是经中共衡山县委决定派往游干班学习的原衡山青年战时工作队队员，共60余人，设有地下党支部，刘东安任支部书记，谭云龙任宣传委员，何欣光任组织委员;第二期，1939年6月20日开学，9月20日结业;第三期，1939年11月20日开学，1940年2月3日结业，学员1459人。第三期后，1940年夏，游干班南迁祁阳、零陵等地，又办了四至七期，于1942年停办。

　　1939年4月叶剑英与训练班的八路军教官。

　　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是抗日战争初期国共两党合作举办的培训游击干部的一个短期培训机构，因此机构比较精干,教学也相对简单实用。它是在抗战最危急关头国共两党联手培养抗日游击干部的一次尝试，也是国共两党合作最具体的行动之一。它的成立对倡导游击战争的重要性和增强国民党部队长期抗战的信心起到了一定作用。

　　游击战术的训练，使广大学员耳目一新。抗日游击干部训练班开设科目很多，共24门课程，分为精神训练、政治训练和军事训练三大类。虽然课程比较繁杂，但游击战争课是教育训练的中心，包含九个方面的内容:游击战争概论、游击战争理论基础、游击队的政治工作、游击战术科学教练、游击战的破坏工作、游击队通讯术、游击战的化装术、情报原理、游击战实习等。

　　有位如今还健在的南岳古寺中的长老，当年还担任过游击干训班学员伙食的副总管，他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感慨万千地说:为感谢我们这些僧侣的爱国之情，周恩来还特意为祝圣寺的暮茄和尚题词:“上马杀贼，下马学佛。”于是，法天佛门之地，也燃起了抗日救国的熊熊烈火，成立了“南岳佛教救国协会”。1939年5月7日，叶剑英还特意到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讲，强调“普度众生要向艰难的现实敲门”。他说:今天的现实问题，要求我们大家，不论僧俗，不论手里拿着枪或是拿着经书，都必须团结一致将共同的敌人赶出国门。在此之前，叶剑英建议将“南岳佛教救国协会”改为“南岳佛道救难协会”，说这样可以团结更多的人，也符合佛道二教的宗旨。对此，众法师长老无不佩服之至。

　　抗日游击战的演习，更使南岳群山成了难得的好战场。第一期游击干训班毕业前夕，叶剑英亲自指挥学员进行了一次近似实战的野外军事演习。他骑着一匹高大的棕色马，奔驰于山间小道，穿越在丛林岗峰。经过战斗动员后，假设敌七队在李崇教官的带领下，从南岳山上飞越而下，其余各队从四面八方紧紧追踪。经过两天一晚的演练，游击健儿们打到衡山与湘潭交界的护湘关，才收兵回山。叶剑英亲自为这次演习作了讲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训处专员程兆熊看了这次演习的视察报告后说:“游击战术一课之实地演习情况，谓绝非纸上谈兵可比，该班训练之切实，当可想见。”国共两方面人士，在共同举办抗日游击干训班的过程中，总的来说合作得还是不错的，尤其在开始一段时间。如汤恩伯4月下旬在圣经学校礼堂召开的“周会”上说:友党派来叶剑英担任游击干训班的副教育长，帮助大家学习游击战术。打游击他们是专家，过去我们打过交道。他们几支枪，人也不多，这里打，那里打，我们老是扑空，老是被动挨打。现在共同对付日本，我们要团结一致，学好游击战术，打败日本。此话说得既有趣味又有诚意。接着叶剑英的讲话也得到良好的反映。可是后来，国民党实行“溶共、防共、限共”的方针，使南岳游击干训班逐渐出现了一些内部的摩擦和斗争。为了团结抗日，中共代表团十分克制、忍耐，同时也进行了必要的斗争。叶剑英强调说:在抗日阵营内部不应该摩擦，不应该自相残杀，应该团结抗日，兄弟阋于墙而外御欺侮。这样，游击干训班在南岳坚持办了三期，共培训出三千多名抗日游击指战员。

　　由于当时日本飞机在粤汉铁路沿线狂轰滥炸，游击干训班在南岳受到严重干扰，第三期尚未结束，中途便迁往零陵，之后又迁往祁阳。中共代表团一如既往，致力于教学工作。直到第三期结束后，经党中央同意，中共代表团于1940年3月全部撤回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