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名:翟维俊
祖籍:山西省翼城县桥上村
生日:1926年1月12日
部队:八路军129师4纵队第十三旅工兵连
战役:
1943年参加翼城县抗日游击队,多次参与抗日游击战。1944年参加营救美军飞行员战斗。
1945年正式参军后,先后参加解放晋南、吕梁战役和淮海战役等大型战役。参加战斗百余次,立功十次。
这是一个手掌大小的小册子,上面写着“十三军三十八师工兵连花名册”。
花名册上一共有182个名字,翟维俊的名字写在第一个。
花名册内页上,有一处黑,不像是油墨。“那是血,我的血。”已至耄耋之年的翟维俊老人说完,撩开衣服,右胸口松弛、褶皱的皮肤上,有一个硬币大小的疤痕。“当时花名册就揣在这儿。”翟维俊拍拍胸口。
战争,改变了翟维俊。他的左耳几乎没有听力,他21岁时,左耳鼓膜被敌人的炮弹炸坏了;他的前胸后背,枪伤留下的疤痕有40多处,至今还有4块弹片留在身体里,一到阴天下雨,弹片就“作祟”,不仅伤处疼痛,翟维俊甚至还会尿血。
“这么多年,一直这样。”老伴李佩珍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可翟维俊并不觉得有多难捱,他很为自己身上的伤疤骄傲,因为那是一场场生死搏斗的见证,那更是抗击侵略者、保家卫国的“勋章”。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不久,山西省一百多个县沦入日寇之手。翟维俊的老家——山西省翼城县桥上村也被日寇占领。
日本兵抢粮食、抓壮丁,派飞机没完没了地轰炸……当时,翟维俊刚刚小学毕业,是村里少有的识字后生。
1939年5月6日对他来说是黑色的一天。一大早,日本人的轰炸机盘旋而来,轰炸村落。一颗炸弹就丢在翟家的屋顶上,轰响过后,祖父、父亲、堂兄,还有邻居家的伙伴都倒在血泊中,再也没有起来……
“我要是晚出屋一分钟,也就没命了。我父亲当时只有37岁呀……”老人的声音有些哽咽。国恨家仇刺激着少年翟维俊,他把日本兵的残暴牢牢记在心头,幻想着自己能拿起枪,保卫家园。“绝不能当亡国奴!”如今,虽然已过去了70多年,翟维俊喊出这句话时,眼中依然冒着火焰。
1943年,村里成立抗日游击队,已经17岁的翟维俊第一个跑去报名。“娃个子太小了,不行!不要把枪丢了。”副村长陈贵华当头泼下一盆冷水。翟维俊脸一红,使劲挺了挺胸脯,恨不得让头发丝都立起来,让自己显得高大些。“这娃虽小,但胆大机灵。”凭着村长翟广仁的这句话,翟维俊加入了游击队。
“我们都是神枪手, 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
别看游击队最初只有4名队员,枪也只有4支,势单力薄,可翟维俊他们就像《游击队歌》中唱得那样,是神出鬼没的“飞行军”,没少让村子附近隆化城的鬼子吃苦头。
他们昼夜在山头和要道巡逻放哨,一发现鬼子,马上通知乡亲们转移,最大限度减少损失;在西白驹、尧都村,游击队员们和民兵一起设伏,打击进村扫荡的日寇……吓得鬼子们好一段时间不敢出城。
翟维俊还悄悄潜入隆化城,机警地绕过炮楼,躲过敌人的哨兵,将几幅抗日标语高高地贴在隆化城的东门。天一亮,城墙上“打倒日本侵略者”“打倒汉奸卖国贼”的抗日标语,让隆化城炸了锅,方圆十几里的老百姓全围在城门前,暗暗拍手叫好。翟维俊就混在人群中,不露声色。
“看到日本人气得直跳脚,我心里那叫一个痛快!”忆起当年,翟维俊爽朗地笑起来。
翟维俊还救过一名美国飞行员。
1944年春的一天,“隆隆隆……”的引擎声在空中响起,翟维俊和乡亲们抻着脖子往天上看,来的要是日本飞机,就得赶紧隐蔽。
晴朗的天空中,一架飞机尾部冒着黑烟,像醉汉似的打着转。“砰”地一声,飞机弹出一个白色降落伞,向着村北方向缓缓下降。
“这飞机不是美国的,就是苏联的,不能让盟军的飞行员落到日本人手里。快,救人去!”村武委会的马主任从小山头上跑下来,边跑边喊。
翟维俊和几个年轻人跟上马主任,朝村北跑去。
“再快点,我们必须赶在敌人前边到达。”马主任催促着,翟维俊摸了摸腰间的手榴弹,加快了脚步。
翟维俊他们边跑边打听,最终在吴村南沟一户人家里找到了盟军飞行员。这是个高个子、蓝眼睛的外国人,他听不懂中文,从行囊中掏出一张地图和一张纸,纸上写着汉字:“我是美军,帮助中国打日本,如飞机出事,请帮助。”马主任伸手比了个“八”字:“我们是八路军游击队,来救你的,快跟我们走!”
此时,负责放哨的翟维俊发现两个汉奸警备队员鬼鬼祟祟地摸了上来。“糟了,有敌人,快撤!”翟维俊他们拉起飞行员,向桥上村方向飞奔。
身后的敌人渐渐多起来,足有一个班。敌人边追边射击,马主任和飞行员的腿部接连被击中。翟维俊赶紧掩护他们隐蔽。
眼瞅着敌人越来越近,翟维俊心生一计。他突然起身大吼:“同志们,别开枪!一班向左,二班向右,抓活的!”
敌人一下懵了,以为中了八路军的埋伏,胡乱放了几枪就撤了。翟维俊的“空城计”成功了。
见敌人撤了,翟维俊背起受伤的美国飞行员就走。背着大块头的美国人,身材单薄的翟维俊很吃力,走了几十米,衣服就被汗水浸湿,但他咬牙坚持着……终于,美国飞行员被救回桥上村。
为了尽快转移美国伤员,乡亲们拆下门板做了副担架,连夜把美国飞行员送到阳城军分区。
“解放后,那位被救的美国飞行员还专程来中国找过我们,可惜没能见到面。以后……大概也没机会见了。”说到这儿,老人有些伤感,但很快又恢复了平静。“人家是帮我们打日本鬼子的,遇到危险,我们理应帮助,断不能求回报、求感谢。”
19岁那年,翟维俊加入陈赓率领的晋冀鲁豫军区(原八路军129师)4纵队第十三旅工兵连(渡江战役后更名为十三军三十八师工兵连),先后任文书、班长、排长、连长,抗日战争结束后,他还参加过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经历了大大小小100多次战斗,立战功10次。他在前线火线入党,两次被评为战斗英雄。
“我还被开过追悼会呢。”老人笑起来。那是一次战斗中,他因伤掉队,与部队断了联系,战友误认为他已牺牲。直到20年后,战友重逢,大家才知道翟维俊还活着。
如今,老人住在永安里灵通观一栋建于上世纪60年代的老式居民楼里,房间不足60平方米,还保持着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陈设,卧室的墙皮已经发黄,甚至脱落……
老人从大衣柜里掏出了一个颇有年头的黑色老式皮包。“这可是他的宝贝。”老伴儿抿嘴一笑。
翟维俊小心翼翼地从皮包中掏出一件挂满勋章的浅绿色马甲,郑重地穿上。阳光下,胸前的勋章闪耀着光芒。
时间改变了容颜,但翟维俊依旧惦记着部队。他总喜欢拿出花名册,安静地翻看。沟壑密布的手指,慢慢地滑过一个又一个名字,在老人的眼中,那手写的名字后面是一张张年轻的脸,指尖依然记得,彼此初见时的握手与拥抱。
“这其实已是复制品了,原件在军博。”老人说。1995年时,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辗转找到翟维俊,希望能收回他手中这份当时国内惟一一份八路军花名册。军博曾希望购买,老军人斩钉截铁地拒绝:“送给军博,分文不要!我不能用一百多个同志的名字来卖钱。”
女儿为翟维俊复印了20份花名册,陆续被翟维俊的战友要走,如今,老人手中的花名册是最后一份。
复印的每一份花名册的内页上,都有那片血渍。老人的手,在血渍的位置摩挲,喃喃自语:“军人,就应该流血为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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