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抗战史”--- 访寓居富阳的李树森老人
来源：政协杭州市上城区委员会 区政协办   2018-03-24 17:15:19

　　我们一行于2014年10月4日访问了如今寓居在浙江省富阳市的抗战老兵李树森先生(字白墨，又名少亭、一苗)。

　　老人虽然已经99岁高龄了，依然神清气爽。

　　当我们与他谈及抗战时期的经历时，他告诉大家，我是北方人，1915年9月15日生于天津，父亲早年就已经过世了，我的母亲(满族后裔)，只好带着我(当时只有四岁)回到天津老家。好在父亲六个兄弟的子女中，只有我一个人是男孩，所以，自幼备受长辈们的宠爱。从六岁开始，祖父就让我每天早上在庭院的方砖台上练字，还请了当年天津颇具盛名的书法家，张伯年先生做我的师傅，教我书法。小学四年级时，在学校的一次书画比赛中，我获得了第一名。

　　从那时开始，我对书画写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3岁时，就给天津《大公报》投稿，他们曾经刊登过我的几幅画作为刊头插图小品，也许是这个原因，我一生的事业都与书画写作结下了不解之缘。

　　后来，进入中学时期，我到了上海，考取了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

　　在新华艺专毕业(那年才17岁)后，我到上海西藏路的佛慈药厂工作，也在国货售凭所做事，与此同时，我兼职替上海《大公报》画广告与插图，我的画作虽然多是些黑白画，不过，当时的收入就已经有二十八块钱了。

　　我参与抗日救亡运动

　　当年，上海作为一个国际大都会和全国经济文化中心，云集了各行各业的大量精英人士。“九一八事变”消息传来以后，日本人的侵华野心暴露无遗，市民群情激昂，成立了许多抗日救亡团体，表达了民众坚强的抗日决心。

　　可以说，从九一八到“淞沪战役”前夜，那是一个上海民众抗日救亡的勃发时期，我在佛慈药厂做事，耳闻目睹上海各界民众集会、游行，抗议日军对我国东北、华北地区的入侵，抵制日货等等活动，尤其是我所在的佛慈药厂，地点就在大世界附近，市民声讨日本的侵略、日军的种种战争暴行，时有所闻，激起了大家的抗战热情，让人深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因此，我与当时许许多多年青人一样，不由自主地投入到救亡运动中去，我想用我的画笔，宣传抗战，鼓动人们奋起抗击日本鬼子的侵略。

　　同时，我与其他人一起参与了无数次的宣传抗战的街头表演活动，让我最难于忘怀的一件事，莫过于有一次大家正在大世界(一个上海著名娱乐场所)附近表演街头剧，此时，一架日本军机扔下的炸弹正好击中旁边的几座建筑，炮弹轰鸣造成的巨大声浪，使得我的耳朵几乎听不 见声音。

　　霎眼之间，原来的一片喧闹繁华的街市，顿时血肉横飞，只剩下堆堆断墙残瓦，那副血淋淋的惨状让我终生难忘。

　　我参加抗战宣传工作

　　大家意识到，国家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如果没有了祖国，那会有老百姓的安居乐业?在“八一三沪淞抗战”以后，我与大批热血青年一样，决定投笔从戎，参军报效国家，抵抗日军的侵犯。

　　由此，我报考了中央军校武汉分校(黄埔军校)，成为黄埔15期学员。

　　在军校培训期间，我加入了青年救国团，参与了“非常时期战地服务团”的工作，当时战地服务团主要从事抗日宣传，蒋经国是青年救国团第二处的处长，我则在青年救国团第三处当专员。

　　在武汉的那些日子里，我曾在周恩来手下做事，令人至今记忆犹深的是，当年周恩来不仅说话极具鼓动力，而且，态度和蔼可亲，留着胡子(周恩来时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副部长，编者注)。

　　他(周恩来)对我们这些军校学员非常亲切。

　　后来，在日本军队的大举进攻面前，武汉也吃紧了，大家准备撤退到长沙去。临行时，周恩来还给我们发了一些盘缠，作为撤退到长沙的路费。

　　在长沙的那些日子里，我在青年会做抗日宣传工作，地点就在长沙的左公祠(左宗棠祠堂)，我们组织表演，唱爱国歌曲、演戏，我的老师叫胡然。

　　当年我演话剧颇有点名气，战地服务团不仅给老百姓演戏，也给军队表演，借此鼓动军人的抗日士气。

　　我亲历日机对重庆的轰炸

　　未久，战地服务团跟随部队西迁到了陪都重庆。

　　我先后在中央训练团复兴分校担任教材科科长及青年军204师政治部总甄核办公室主任，后来，成为三青团中央团部二处二科副科长、俱乐部总干事。

　　在重庆期间，我们住在华家池，对面就是生活书店，工作除了劳军之外，主要任务仍然是从事抗战宣传，我们用手中的笔杆子，在报上、在墙上画宣传画、写抗日标语，因为街头墙上的绘画、标语最有说服力，最简单易懂，也最深入人心。我曾随宋美龄这些人到前线去慰问将士，同时，带去的许多抗战剧目。

　　在四川的那段日子，我与全体市民一样经历了日本飞机对重庆的狂轰滥炸。日军为了消除中国人民的抗战决心，竟然对人口稠密的居民区实施了疯狂轰炸。

　　那时，只要日机来了，市民以及马路上行人顿时嚣浮起来，人群奔着、跑着、叫着，爆炸的轰鸣声、悲痛凄冽的惨叫声和失望无救的绝叫连成一片，到处血肉横飞，血迹斑斑，各处火光流天，死者如山，惨毒之状，让人罄竹难尽，这些事让我终身刻骨铭心。

　　我们知道，日本人对平民区实行的轰炸带有明显的目的，他们不仅要摧毁重庆的建筑、设施，扰乱抗战后方的金融、商业，达到更严重的社会恐慌，借以摧残中国人的抗战意志，逼迫我们投降

　　我亲历了山城遭受到的多次野蛮轰炸，造成了老城区有十九条街道被炸成废墟，银行林立的陕西街被日本飞机炸得七零八落，商业繁华的商业场、西大街一带几乎炸成一片废墟。

　　由于重庆民房多为竹木结构，日机携带大量燃烧弹，促成市区被炸起火，烧成一片火海。重庆是住不下去了，于是，我带着妻子到了万县。

　　我的妻子张相兰是我在新华艺专时的同学，在万县女中教书，可是没过多久，小县城也难于幸免，因为日本战机也跟着过来轰炸。记得万县有座山，叫太白山，下面有个青阳宫，许多人就是躲藏在寺院里也不能幸免遇难。

　　后来，我到万县一家中学教美术，不过，只教了一、二年，抗战胜利，我们全家也复员回来了。

　　胜利后我在南京工作

　　抗日战争结束后，我在南京总统府当司仪，成为蒋经国身边仅有的四个记录员之一，也是蒋经国特别器重的一位秘书。时至1948年，我担任国防部青年救国团政治处青运科科长兼直属大队副大队长。

　　解放前夕，蒋氏父子力邀我一同赴台。

　　当我们准备去台湾的那天，我的妻子抱着年幼的三儿子，带着一家老小来到上海淞沪口准备上船。奇怪的是，只要我们一上船，怀中的儿子就啼哭不止，一下船，孩子的哭声即止，来回试了好几次，都是如此。

　　我们望着眼前这片曾经舍命保卫的河山，以及哭声早已沙哑的幼子，实在舍不得离开这片为之抛洒过血汗与青春的土地，最终没有登上去台湾的轮船。

　　解放后我的遭遇

　　解放后，我改名李一苗，在桐庐县的一所中学教书;

　　到了1956年，我创办了一家美术社，叫做杭州百花美工社，并任社长。

　　1959年的上山下乡运动中，妻子张相兰与我以及孩子们一起下放到富阳县的三山公社、上新眺大队劳动。我在公社里画画，例如，画宣传三面红旗的壁画、写大字标语，还做些水电设计工作。

　　文革时，我被抓起来，他们称为“老反革命分子”，判了二十年;

　　到了1976年，国家对原国民党军政人员有个特赦文件，我被特赦，再次回到富阳。时至文革结束(1981年)，桐庐那边寄来 “平反证书”，我被正式平反。

　　接下来，我到富阳的一家矿产公司里工作，做的事也是写写画画。

　　上世纪九十年代，矿产公司改制，由此，我退职回家，初时我每月有700多元。到了2004年，我的退休工资调整到950元，现在我的退休金3000多元。

　　目前，我从事书画创作研究，在许多碑林或景点都能找到我的题词石刻。

　　我的一些作品收录在多本书画辞典中，曾入选美国纽约出版的《中国当代名家书画国际大展》的展出。同时，我也是中国老年书画研究会浙江分会会员，富春江书画院常务理事等。在1997年曾荣获中国三峡截流书画展二等金奖。

　　2012年11月，我在富阳举办的一个题为“行墨染经纶，濡笔展乾坤”的个人画展，展出了60余幅人物、山水、花鸟的国画作品，其中不乏以富春江风景作为主题的画作，我想用自己手中的画笔，在我的有生之年继续为国家效力。

　　当然，我的作品多是为交流、赠送或赈灾义卖的。

　　迄今为止，仍有许多人登门请我写字、作画。

　　这些年来，只要力所能及、只要还有力气拿得起画笔，就会求必应，且不求什么回报。我已经为富阳义务培训了280余名青少年书画人才。

　　今天，我的家住在富阳市的幸福路上，顾名思义，我的晚年生活就像路名一样，幸福美满。当然，与年轻时辗转各地奔波不同，如今年岁大了，生活比较“宅”一点，每天上午在家里看看书，偶尔，由家人陪着去附近的小花园坐坐，午睡两三个小时后，有时会写字、作画。

　　老兵的“心语”

　　大家望着老人的写字台，望着老人举笔挥毫的神态，悠然、激愤、雅致，老人一生不平凡的经历，讲述的故事仿佛不仅仅是李老一生的传奇，更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当我们要离开的时候，老人又说，明年(2015)将是抗战胜利70周年了，我仍然难以忘怀1945年8月15日的那天，市民们庆祝抗战胜利的狂欢之夜，数十万人涌上街头，鞭炮焰火洒满天空的情景。

　　战争结束后，日本人每年都在纪念长崎、广岛遭受到的轰炸，可是，他们并不以加害者的身份来描绘那场战对周边国家人民造成的伤害。

　　曾何几时，世人又怎能忘却上海、重庆等无数城镇曾经遭到轰炸?

　　怎能忘记日本军国主义者给各国居民带来罄竹难书的死伤与痛苦?

　　怎能忘记中国人用血肉筑成的长城?

　　当年的战争给中、日二国人民都造成了无穷无尽的灾难。

　　今天，只有正视那段历史，才能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