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溪老人为纪念抗战胜利题字。
如今健在的抗战老兵已屈指可数,女兵更是少见。本报寻找、征集到的数十位抗战老兵中,柳溪是唯一一位女八路。这个充满诗意的女性名字,却与战争紧密相连。她的记忆中,有入侵者的狰狞面目,也有中国人民的奋起抗争。
人物档案
柳溪
1930年出生于河北昌平县(现属北京市),1939年开始为共产党员站岗放哨、传递情报。1944年入伍,1945年入党。曾参与整理并多次成功传递我军情报,也曾作为进步剧社成员为战士表演节目。建国后来到石家庄三三零二厂工作,1985年退休。
14岁成为小八路 如今84岁每天坚持看新闻
如今仍然健在的抗战老兵已经屈指可数,女兵更是少见。84岁的柳溪老人,14岁就成为了一名小八路。如今,她的头发早已花白,身体也大不如前。
记者采访当日,柳溪没有像往常一样外出散步,而是耐心地在三三零二小区的家中等待。窗外的广场上,不时传来歌唱美好生活的歌曲。
老人如今和儿子一家住在一起。儿子高翔鸽60多岁,退休后负责照顾母亲的起居。他笑称自己兼三职:司机、厨师、保姆。说起这些,母子俩对视一眼,默契地笑了。
柳溪年轻时,爱好书法和绘画,还曾为一家报社写过特约通讯。因为年纪大了,她已多年没写过毛笔字。但为了纪念抗战胜利这个特殊的日子,她蹒跚地走到书桌前,找出笔墨认真写下几个大字:“纪念抗战胜利六十九周年”。
如今,柳溪身体愈发不如从前,老年病缠身,出门散步时也不能走远路了。每天的娱乐活动只是看看《健康文摘》和新闻联播。但提起抗日战争时期的经历,老人的眼睛变得炯炯有神起来。在经历的那段抗战岁月中,她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入伍前为地下党送信。
折断日本人的铅笔 拒绝上日语课
“我读过小学,是在昌平县城上的。”柳溪回忆道,她上小学时,昌平是敌占区。学校在一个名叫广岗(音)的日本顾问监督下进行教学。学校每次升旗时会先后升起三面国旗,日本国旗、满洲国旗、中华民国国旗。然后唱三种国歌。这些让柳溪幼小的心灵感受到了极大的侮辱。
那时,日本人经常在学校组织各种比赛。一次运动会,柳溪参加竞走比赛取得了第一名。日本人给她发了一根铅笔作为奖品。领奖时,柳溪却怎么也笑不出来。“那时的铅笔比较细,我两手攥着铅笔两端,一使劲就把笔掰成了两截。心里恨哪!”柳溪说,很快就有同学向老师打了小报告,老师用杉木板打了她的手心以示惩罚。虽然手被打肿了,但柳溪一点儿也不后悔。
因为抵抗日本人而挨打是常事。“学校开了日语课,老师是日本人。出于对日本人的憎恨,我和另一个同伴从未上过一堂日语课。”柳溪说,每次上日语课前,她会和同学一起逃学到附近孔庙,躲在庙里一个桥底下。估摸日语课上完了,她们才会回到学校。但每次逃课回去,都会有一顿板子等着她们。为了减少疼痛,她们会提前用手在地上磨到麻木,这样挨手板时就不会觉得疼了。
9岁起为地下党站岗放哨 多次成功传递情报
读小学二年级时,柳溪和表哥租住在东帽儿胡同1号,几位加入共产党的亲戚会在他家开会。此后,这里成了地下党的联络点。“很多老师是共产党员,他们经常在我家开会,有时也会在这里发展新党员。”她说,那时她9岁,老师们开会时她会和长几岁的表哥在院里放哨。有个姓郑的保长是日军的探子,他经常以检查卫生为名到各家检查。柳溪和表哥放哨时看到郑保长,会机智地大声和保长打招呼:“郑大爷,您看看这卫生怎么样啊?”里屋的老师们收到信号后,会立刻把麻将摆上桌子,做出玩乐的样子躲避敌人的排查。
抗战时期日子苦,日军不仅把粮食都运到前线供应了士兵,还控制了交通。老百姓失去了物资供应,一度只能吃橡子面。“那根本就不是人吃的东西,人吃了极易便秘,身上也不舒服。但是为了生存,只好咬着牙咽下去。”柳溪回忆起那时的日子,眉头紧皱。
后来日本人强化治安,出入城门必须经过严格盘查。我党地下工作者传递情报越来越难。“查得特别严,守在城门口的汉奸连老太太的裹脚布也要拆开查看。像我这样的小孩儿成了传递情报的最佳人选。”柳溪说,第一次传递情报时,她一点儿都不紧张。她和同学每人抱着一个装满油条的竹篮,一起乘坐火车来到北京的西直门,写着情报的纸条就藏在篮子里的油条中。守城的汉奸看他们是小孩儿,没有过多阻拦就放他们进城了。柳溪和同学圆满完成了任务。
柳溪的表姐名叫陆地,是一名共产党员。她平日以老师的身份在离城5公里的村庄教书。柳溪多次为陆地传送情报。
柳溪14岁时,在同村舅舅的介绍下参军。同年转移到山区学习,后又在晋察冀边区第二师范接受教育,1945年入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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