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忆抗战：16岁带领乡亲们报名参军
来源：京华时报 记者：迟名   2016-11-28 11:15:11

李存刚老人深情地看着他获得的军功章。

　　老兵档案

　　姓名：李存刚年龄：93岁 住址：北京市东城区煤渣胡同

　　讲述·老兵

　　16岁带领乡亲们报名参军

　　我叫李存刚，河北邢台南宫人，1922年12月出生，今年93岁了。我1938年参军，在部队历任勤务员、护士、调剂员、司药和科员等职务。1954年，我从空军第九师转业到北京市卫生局工作。

　　1931年9月18日，日本驻东北地区的关东军突袭辽宁沈阳，继而向吉林、黑龙江各地发起进攻。短短数月间，东北三省纷纷沦陷，次年即成立了伪满洲国。我读过四年小学，老师常常讲“九一八”的故事，我从那时起开始恨日本人，恨他们在东北犯下的罪行。老师还教我们唱《松花江上》，那曲调我到现在仍然记得。后来舅舅在天津给人看货，东家是生意人，让我去当学徒。可日本人已然进驻天津，在那里横行霸道。我内心抵触，不肯过去，谢绝了舅舅的好意。

　　中共中央长征到达陕西延安后，1938年初，南宫县来了八路军。我有个叔叔的孩子是共产党员，听他说八路军在招兵。我那时在同村青年中的威信还是挺大的，我倡导大家一同抗日、抵御外辱，带了十五六个青年去报名。人家看我个子小、年龄小，上下打量我一圈问，“你为什么参军？”我说，“打日本、救中国，不当亡国奴！”那人就笑了，争执半天，总算答应了。因为我读过书、认识字，组织让我做勤务兵，给县大队和冀南军区送信。我虽然想当个战士，上前线、杀鬼子，但是要服从命令，到需要的地方去。那一年，我16岁。

　　反扫荡时右耳被炮火震聋

　　后来，我被调到休养所当护士。战时从前线送来的伤员很多，轻伤、重伤都有，听他们讲起前线的故事，我恨不能拿起刀枪，亲赴战场保家卫国。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在护理伤员，忙起来没有钟点。我不觉得苦，大家都是这样度过。

　　1940年，敌人以公路、铁路为支柱，对抗日根据地进行了频繁扫荡。彭德怀指挥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和晋察冀边区等共百余个团，对华北地区的日伪军发动了百团大战，给予他们沉重打击。

　　同年，我在南宫县马古庄，经历了一次反扫荡斗争。那是在野外，敌人突然来袭，到处是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和子弹触地时的砰砰声，部队遭受重创。护士没有枪，不是他们攻击的重点。我和其他护士躲进草丛，等他们离开后出来才得以幸免。但我右耳被敌人的炮火声震聋，左手食指被敌人的子弹击伤，一直未能复原。

　　此后，我转移到野战医院负责药品管理工作。医院距离前线较远，工作相比之前较轻，可我还是惦念着，若是能回前线该有多好。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我到了吉林，统归空军管辖。1954年，应党组织要求，我从空军第九师转业到北京市卫生局工作。我走时，好多老战友还在部队。虽然不舍得，但没有想不开，支援地方建设也是为国家效力。

　　讲述·妻子

　　如果安排他上前线，我也支持

　　我叫胡秀蓉，是李存刚的妻子。1932年出生，今年83岁了。我也是南宫人，与他的家乡隔了三里地。日本人到过南宫县，他们到各村扫荡，抢人劫财，弄得人心惶惶。当时我还小，只有几岁，就跟父母一块儿逃，等日本人走了再回来。

　　1947年，经人介绍，我和他相识结婚。他住在部队，最初两年，我们很难相聚。后育有四女两男，小的因病去世，只剩下五个。我知道他是当兵的、共产党员，知道他是好人，打过鬼子，这就足够了。

　　1949年，因丈夫没人照顾，考虑他生活困难，部队批准我随军到涿县生活。

　　1950年，大女儿出生。数月后，丈夫被调至吉林。因为孩子小，我怕她太冷生病，就带她回了老家。他在吉林属于后方，相对来说比较安全，我没什么顾虑。他一直想到前线，可惜未能成行。若组织安排，我一样支持，不拖他的后腿。我嫁了这个人，他想去哪儿我都没意见。危险不可避免，若大家都有顾虑，这仗就没法打了。

　　转业那天，丈夫和平时没什么两样儿。他嘴上不说，可我知道他心里舍不得。后来几个孩子陆续出生，他一直鼓励他们入党，争取进步。

　　讲述·女儿

　　娇气在我一辈人里是少见的

　　我叫李红，是李存刚的二女儿。1953年出生，今年62岁了。打我记事起，印象最深的是父亲在一家中医门诊部工作，他给院长当秘书。和他要好的田叔叔、侯叔叔等常来家里，几个老战友，聚在一起就是聊抗战。

　　1969年，我16岁，从学校到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兵团下辖六个师，我所在的团驻地在乌梁素海附近，平时跟着老农种菜、打芦苇。我在家只干家务，到这儿做农活儿也没觉得苦，同龄人在一起挺高兴。我觉得，娇气二字在我一辈人里是少见的。

　　在兵团满三年后，可获准一次探亲假，大概有十几天。随着回乡政策落实，1973年，经兵团批准，我回家开始继续学业，并且遇到了我的丈夫。我们是同班同学，他也到过兵团。

　　在读书近三年后，武钢建设了大型的冷轧厂、热轧厂和硅钢厂，我作为中专生被调至武汉工作。这期间，工人都是以对调形式，出一个回一个，非常严格。因此一去就是十年。

　　我们每年都有探亲假，也是十几天，婚后可能会多点。当时，除了弟弟在安徽蚌埠当海军，父母和其他兄弟姐妹都在北京，难免会孤独。

　　其实父亲不常主动讲抗战的故事，但有人爱问他，他就滔滔不绝。父亲年岁大了，可身体还硬朗，那会儿参加革命的人已经不多，我们都觉得很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