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丹南：到太行山受训
来源：《大名文史资料》   2018-09-06 09:39:08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我正在家乡度暑假，原打算八月底返回上海，“八·一三”上海失守，遂决心就地抗战。不久，日寇占领了大名县城，寻思着光搞口头宣传，巳无济于事，要搞武装。经过积极筹备，在“民先”(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组织的支持下，农民抗日游击队组织起来了，推举莘县耿楼村耿朝梁为司令。他是莘朝两县包括大名卫河以东这一带红枪会的小头领，在农民中有一定威望，有爱国热情。游击队进驻龙王庙以后，曾过河把从大名城里出来进行骚扰的小股敌人打跑过两次，深受河东群众的拥护。虽然也订了几条纪律，主要是不打骂和骚扰老百姓，离队要请假等，但还是散漫，纪律比较松弛，人员多时近千人，少时只有二、三百人。在一次和耿司令谈队上纪律时，耿说：“你给咱把政工部门搞起来，不叫政工部，叫政训处也行。”我说：“搞不了。”他说：“有什么搞不了的，还不是卖狗皮膏药那一套?”我说：“靠国民党军队那一套不行，听说八路军的政治工作搞得很好，我想找个机会去学习。”他表示同意，要求时间不要太长。我把这个情况向民先的贾秀卿、刘法尧(贾即贾英，阎庄人，后来 在湖北省一个专区任专员，刘法尧，南乐县吕村人，抗战期间，在漳河县抗日县长任内光荣牺牲)两位同志反映。他们说，正好，晁哲甫在清丰六塔举办一个抗日干部训练班，我们都可以去学习。

　　这个训练班实际上是中共直南特委(以后称地委)办的，特委就驻在六塔。晁哲甫是六塔人，因为他任过大名七师教务主任，在知识青年中有号召力，用了他的名义。我们到达训练班，已是1938年的一月份。开课不久，在训练班任教的郭献瑞同志找我谈话，说在太行山的八路军总部要办一个更高级一点的训练班，问我愿不愿意去?我当时抗日心切，坚决表示要去。他说要去可以，必须是共产党员才能去，我就请他做我的入党介绍人。他说，通过民先组织，对我已经有所了解，愿意介绍我入党。交给我一张入党申请书，我填了表，宣了誓，就算入党了。不久，到特委集中，到了12个人，有滑县的赵修业(即赵紫阳)、张大田，内黄的马冠朝，南乐县的王江秀、马香亭等。特委书记朱则民接见时，勉励我们好好学习，学了本领，回到直南，建设家乡。指定我和赵修业为正副组长，负责到一路南宫的行军工作。到南宫城里，找到冀鲁豫省委(后称冀南区党委)组织部，部长王从吾，也是直南人，盛赞直南特委对这工作抓得好，来的人数多，也整齐。在这里，又有其他特委送来的约30人和我们组成一个队，指定我任队长，赵修业任指导员，由部队的一个班护送，过了平汉路，到达县城129师师部，改由两名战士送我们到了驻在沁县的八路军总部。有关同志告诉，原来总部是要办一个训练班，通知了各地党委，后来考虑不办了，也下了通知。可能还没收到时，你们已出发了。既然来了，也不必回去，经领导研究，你们到晋冀豫省委(后称太行区党委)党校学习。学习内容是一样的，总部的领导也要去讲课。

　　当时，总部驻沁县的南底水村，省委和省委党校驻故县，是个镇子，距离不远。党校安置在一所大庙里头，校长由省委书记李雪峰兼任，副校长王倬如(也是直南人，他和王从吾及另一个姓王的合称三王，并有黑王、白王、花王之分)，专职教员有三位，只冷楚还记得名字。专职总支书记鲁笳(即陶鲁笳)，委员在学员中选举产生，我和赵修业及另两个同学当选为总支委员。分工赵管组织，我管宣传教育，另两个委员一为青年，一为民运。开学后，朱德总司令来校作游击战术的报告，讲得深入浅出，战例生动，富有风趣，极受欢迎。北方局的朱瑞同志也来校作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报告也受到欢迎。那一年的“七一”，是党的诞辰十七周年纪念日。纪念会就在党校内举行，我被选为学员代表登上主席台。主席台上除一张桌子外，只有几条板凳，我正巧和总司令坐在一条板凳上。总司令问我是哪里来的?我开始还有些拘束，看到他那慈祥的样子，心里也就泰然了。当他知道我来自平原，那时是被称为敌占区的，问得更加详细，诸如敌人活动情况，以及人民的生活等，都问到了。我就我所知，一一作了回答。这些情况，在我是记忆犹新的。解放后，又有几次接触，都留下很深印象。在1976年朱德委员长逝世时，我写的怀念诗，都得到反映。

　　在党校学习期间，另有一件值得叙述的事是那一年“八一”建军节。抗战一年多了，坚持敌后抗战，而且是英勇善战的八路军，是怎么回事?它与共产党是什么关系?为什么能打胜仗?等等问题，广大群众知道的并不多，需要扩大宣传。总部准备借纪念这个节日的机会，召开一个万人大会，地点决定在故县镇。通知也已发到周围几十里以内的村镇。就在“七·一”纪念会后不久，为了军事上的需要，总部转移到了别处。可是大会必须按时在原地举行，因为那时在农村下通知的通用办法是鸡毛信，改变地点巳属不可能。为此，决定朱瑞和其他有关的少数同志留下进行大会的筹备工作，至于会后的晚会演出任务，交给党校负责。我是党校总支宣教委员，又兼了俱乐部主任的职务，责无旁贷地承担了这项任务。有几个同学是祁县纱厂的工人，在祁县被敌人占领后，该厂工人曾被该厂经理的伪善面目所蒙蔽，为敌人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来在地下党的教育下，揭破了经理的汉奸真面目，组织了工人游击队，与敌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学校为了加强学员的自我教宣，曾组织他们向同学讲述这一段经历，大家听了很受教育。我就鼓励他们把这个故事编成戏剧，来完成“八·一”节的演出任务。经过动员，他们答应写。写了几天，写出一个有十几个场次的剧本，不但人物较多、情节复杂，单演出时间，两个晚会也演不完。要他们再改，他们表示无能为力。我凭着“九·一八”时期参加学生业余剧团，演出过《月亮上升》、《锁着的箱子》的一点知识，在他们提供的大量素材的基础上，压缩成三幕话剧，取名《工人游击队》。在分配角色时，工人同志演工人，顺理成章，他们也不好推辞。戏里有几个日本鬼子，也比较容易。在行军途中，马冠朝常出洋相，学日本人说话，就分配他演那个日本军官，还有几个同学演日本兵。在分配汉奸经理这一角色时，遇到了困难。有的听了戏里的台词，说：“那阴阳怪气的，不好演”。有的嫌演汉奸名声不好。最后都对我说：“你还是亲自出马吧”。就这样，我这个导演又兼演了汉奸经理。经过不长一段时间排练，到“八·一”那天，在朱瑞同志和地方上的专员、县长，以及工人、农民、妇女、青年代表讲话后，戏就开演了。没有想到，演出收到比较好的效果。演出过程中，观众中爆发出高呼的口号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铲除汉奸卖国贼!”“中国共产党万岁!”“工人阶级万岁!”等等，接连不断。演出结束后，演员们正准备卸装，只听见一阵笑声，朱瑞同志和地方上几位领导走到后台，向演员们说：“你们辛苦了!”演员们也回答说：“首长辛苦了!”朱瑞同志接着说：“你们的戏演得很好”，问：“剧本是谁写的?”我答：“是这几位同学，他们是祁县纱厂的工人。”工人同学忙指着我说：“没有他的加工整理，搞不成这样子。”朱瑞同志对我端详了一下，说：“汉奸经理也是你演的，学过戏吗?”我说：“没有，只在学校里参加过业余剧团，”他说：“到底不一样。”接着向大家说：“你们这个戏好，好在什么地方呢?现在抗日战争已经一年多了，宣传抗战的戏出了不少，但是写工人阶级的不多，你们这个戏就写了工人阶级。共产党是工人阶级政党，不宣传工人阶级行吗?还有你们对汉奸的演法也不同，写得不错，演得也好。现在在舞台上出现的汉奸，几乎都是歪戴帽，趿拉鞋，架一副黑眼镜。一出台，连小孩都会指着喊：汉奸，没有一点欺骗性。要知道汉奸的危害，就在他的欺骗性。你们演的这个汉奸，才是标准汉奸。”最后他还说：“这个戏不要丢掉，等和总部会合以后，还要演出，演给一些剧团看。”此后不久，就与总部会合，总部驻潞城县的南、北、中三个村子，党校驻进省委驻地屯留县寺底村，也是一所大庙里。《工人游击队》这个戏在朱瑞同志主持下，又演出了一次。演出后，还召开了座谈会，剧团的同志在会上除了谈戏好之外，也指出了一些不足之处。朱瑞同志在最后的发言中，又宣传了他上次在后台讲的“要写工人阶级”和“标准汉奸”的论点，比上次讲的更系统。在这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同学们常开玩笑喊我“标准汉奸”。这“标准汉奸”竟成了我在抗战初期的一个绰号。

　　1938年年底，我们从党校结业，回到南宫冀南区党委。同学们陆续分配了工作，基本上都回到本县，如赵修业、马冠朝，一到滑县、一到内黄担任了县委书记或县长。当我向组织部的同志反映也愿回本县工作，并说离开时留有一支游击队时，正好有一位从直南调来的同志告诉我说：“那个游击队已经被丁树本打垮了。”还问我：“你是朱丹同志吧?你走后，耿朝梁把你父亲请出来当了参谋长。游击队被打垮时，耿司令牺牲，朱老先生和许多人被八路军救出来，回到了家里。”另一位同志说：“你的工作部长正在考虑，可能就要找你谈。”果然有一天王从吾部长找我谈话，说区党委也想办一个党校，要我去担任总支书记。我一想到太行陶鲁笳那一角色，就说怕干不了。他说：“有什么干不了的，你在太行党校，不是已经担任过总支委员了吗?”我无话说，表示服从组织分配。可是过了不久，又找我谈，说党校近期可能办不起来，经研究，叫你到二地委担任宣传部部长。我问明了二地委就在巨鹿县境内，表示很快动身。当我第二天背着行李到组织部告别，看见朱瑞同志，说是来冀南做鹿钟麟的统战工作的。他问我：“你背起行李到哪里去?”我说：“到二地委。”他问王部长：“去搞什么工作?”答说：“任宣传部长。”他说：“倒也合适。”我告别了他们，转身要走。只听他说：“不忙。”我只好止步。他问王部长：“你们有剧团没有?”答说：“刚有一个是巨鹿简易师范师生组织起来的，到南宫来演出，才决定留区党委的，名叫平原剧团。”又问：“领导强不强?”答说：“有什么强不强的，任命了一位老师当团长。”朱瑞同志笑指着我对王部长说：“这个家伙可是个材料，能编、能导、能演，留在剧团吧。”问题就这样定了，第二天王部长带我到剧团，向团长郝庸、队长申伸作了介绍，然后向全团人员宣布：“派来朱丹同志当你们的指导员，既是政治指导员，又是艺术指导员。”从此我一生中几乎没有离开文艺这条战线，说“几乎”是因为有两次离开，时间也非常短暂，加起来也不满一年。我与这条战线关系如此密切，对它却很少建树，至今还深感歉疚。

　　附一：

　　怀念朱德委员长

　　(诗四首)

　　(一)

　　忆昔抗战初兴时，

　　太行山上瞻英姿。

　　游击战术亲教海，

　　万人景仰总雄师。

　　(二)

　　赴朝川剧返京都，

　　萦光阁暖承爱抚。

　　不因只为乡音好，

　　二百方针信而笃。

　　(三)

　　喜迎朱帅归故乡，

　　锦城花会尽琳琅。

　　最是草画深处美，

　　留得兰蕙永芬芳。

　　(四)

　　晴空骤然闻惊雷，

　　噩耗犹如泰山颓。

　　恰是清明风雨后，

　　人尽饮泣泪偷垂。

　　注：

　　此诗作于1976年，1978年仪隆朱德纪念馆索字，书成条幅予之。同年《四川日报》刊载。

　　附二：

　　一九七八年元旦述怀

　　近接38年同赴太行党校之同学赵树森来信，述及直南同学12人中，王汉秀、马香亭已光荣栖牲;马冠朝开始当县长，平原建省时，任交通厅长;李志民到了贵州，王继秋不知下落;另有张大田、姜文二人，一因违犯军纪、一因吸食毒品被枪决;王东林自杀，赵信忠自称“在共产党员考试中不及格”。问及赵紫阳已

　　到四川，会过没有?当时赵已是省委第一书记，且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书此述怀：

　　投身革命四十秋，

　　征途如海有沉浮。

　　所幸一生无憾事，

　　再战何惧白了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