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超、张少逸：我们记忆中的大名四维中学
来源：《大名文史资料》   2018-09-06 11:07:08

　　大名天主教会早在清末光绪四年(公元1878年)就在城内东大街路北西院(现在大名县法院和检察院所在地)中创办了一所完全小学校，取名为“益大小学”，并在当时的大名县公署呈报备案。又于光绪27年(1901年)开办了一所法文学校。继而因为该校以功读法文为主，做当时直隶省政府未予批准备案。学生学习四年毕业后，只能报考法国教会开办的高一级学校，如天津的工商学院、上海的复旦大学，或者到用法文的地方去找工作，当时陇海铁路和北京邮政管理总局尚用法文。因为法文毕业生出路很狭窄，法文学校越来学生越少，到1937年全校四个年级仅有五、六十个学生。因此，教会当局便筹划将法文学校改办成普通初级中学，并于37年向河北省政府报请备案，取名叫“大名四维初级中学”。

　　“四维”这个校名是当时大名天主教会里一位中国传教士老杨神甫起的(“神甫”一词是天主教传教士的一个普通称呼)。他采用《管子》中提出的“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的义理，作为教会办学的宗旨一一提倡礼义廉耻一一四维宏张，国家兴旺。因而将学校命名为“四维中学”，这也正如后来“四维’中学校歌”歌词中所表达的那样：

　　四维中学校歌

　　张临安词

　　孙宽容曲

　　亚州文化震东方，道德宏昌。

　　礼义康耻四维张，化雨春风长。

　　甄陶人材资培养，萃萃序庠。

　　腾蛟起风志气昂，蔚成祖邦。

　　文明焕发之荣光，焕发之荣光。

　　四维中学校址在大名县城内东大街天主教会大院中(现在大名县公安局所在地)。院中有一座坐北朝南的三层大楼，共廿七间，俗称“法文楼”。上层中间是天文仪器室，东西两侧是学生宿舍八间，中层东西是学生教室两座，中间是校长、学监的办公室，下层是地下储藏室。校院东西两排备有平房九间，前有走廊(四座教室，二座教员预备室)。院中设篮球场一个，以备学生课间活动之用。楼前空地种植树木花草。院外东西是大伙房和浴室，北面是一个运动场，供学生下午课外活动使用，南邻益大小学校，小礼堂另在东南角处，(现为林业局所占用)共十大间，约300多平方米，西面是讲台(也可作舞台用)，东面有楼座，上下可容纳二百余人。夜晚，教会里有自制的发电机磨电照明。四维中学女子部校址在东大街路南教会里，和益大小学女子部同院，教室也宽敞明亮，环境清静。就当时来讲，四维中学的校舍和设备，还是比较完善美好的。

　　当时大名天主教教区已归匈牙利人管理。教会委派一匈籍传教士名叫聂孚远的任院长，总理教舍内所设立的各级各类学校(益大小学、四维中学、还有小修道院和经言小学)，并由他组织成立学校董事会。董事们大多为大名天主教会内外的知名富商绅士，如王铸颜(教徒、商业资本家)、薛纪先(教徒、富商)、黄西箴(绅上、大名县商务会长)、史幼光、景际平(清末儒学生员)等。学校董事会是向政府呈报备案时一个开办学校的负责组织，平时没有例会，学校遇有重大问题时，教会将董事们请到学校来商议一下，而实际上教会里院长是决策人，是学校教育实施的总负责人。

　　由学校董事会出名，实质上是教会院长遴选，聘请一位四维中学校长，第一位是大名城内的高级知识分子黄洳湘字楚人，系学董黄西箴之子，法文学校毕业，考入天津工商学院，毕业后在南京政府监察院工作，“七·七”事变前回家乡来。校长除担任一门修身课外，主要工作是负责对外联系，参加县里教育工作会议，向教会院长汇报，并可建议如何执行县里的指示。至于学校其他一切事宜，都不归他管理。直接管理学校一切事务(教务、训育、总务等)的均由院长委派的一名学监负责。四维中学的首任学监是匈籍传教士名叫李法尼的(据说李在法国巴黎大学毕业后修道做传教士的)。其人学识较广，办事专断，管学严厉。学监下设舍监二人，由信教的教师担任，负责住校生的起居作息，生活纪律，是学监的助手。各班有班主任负责学生的学习，为考勤自习，纪律、成绩统计等，大多也是信教教师担任。另外，职员仅设文书一人，专管对外呈报公文及学生学籍，教职员名册，报表等。四维中学女子部则由修女代管，当时负责人是一名姓伊的姆姆(修女中较高一级的称呼)，教务上一切跟男子部一样，听从学监的安排、指导。

　　四维中学的教师，除教会中几名神甫、修士义务任教外，一律实行聘任制，由院长下聘书，任期一年，得连聘连任。教师待遇为月工资制。日伪时期由于物价不稳，后来改成以粮代薪，每月小麦三斗(九十市斤)。工资虽然比公立学校教师偏低，但每月照发，从不拖欠，这方面较公立学校好。按一九四0年来说男子部共有教师17人，信教的约占50%，出身成份较高约占40%。在文化程度方面，大专毕业的有黄汝湘(天津工商学院)、成育文(北京朝阳大学，兼任益大小学校长)、成天得(天津工业学院)、黄汝楠(天津水产学院)、薛汝凤(北京辅仁大学)、韩养源(河北省立第七师范)、程冠三、毛家荣、史书麟、张少逸(法文学校毕业)、赵金奎、武世举、孙宽容(教会师范班毕业)，另外聘请一位清末拔贡张临安老先生讲授古文。外籍教师葛、穆、金三人(教会神学院毕业)。女子部教师除个别修女任课外，大部分是河北省立第五女子师范毕业的，如李慧蓉、赵玉凤、赵佩贞、郭玉杰、陈春荣、张志侠等，另聘一位老谷先生教国文，后来又聘请了一名美籍女教师叫美珠的教英文。总之，就当时师资水平来讲，四维中学的教师资历是比较高深的。这些教师不论其信教与否，大都是不愿在日伪机关学校工作而来到教会学校教书的。四维中学的领导和教师也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时局的发展而有所变更，有出有进。大约是在1943年前后，教会另委派一位姓姬的传教士任院长，校长换成一位中国神甫孙化远(魏县人)，学监先换了一个匈籍姓席的传教士，不久则由校长孙化远兼任，最后又换成一个姓高的匈籍传教士。教师则陆续聘来了韩秋坡(七师毕业)任益大校长兼四维修身课，陈履峤(湖南体专毕业)教体育，谷静波(北京美术学院毕业)教美术，王保国(法文学校毕业)教数学，郑干卿教历史，张人瑞教国文，以及景福臻教音乐、庄延龄教日语(后二人系四维毕业留校生。原先教日语的是日本教官小林，后来换成小魏翻译，最后庄学会了，代替他们)。这些人有的信奉天主教，有的不信教，但大都是无党派民主人士。

　　四维中学的学生大部分是大名城内的市民、公教人员、工商业者的子女，均属小资产阶级家庭出身、极少数是地主富商家庭出身的。大多是走读生，住校生占一小部分，则是来自农村富裕中农或贫下中农家的子女。他们绝大多数是信奉天主教的，其中还有小修道院的学生。总的看来学生中信教的约占25 %。学生年龄城里的较小，均在12-15周岁之间;乡村的稍大两岁，但大都不曾涉足社会，没有任何政治背景。

　　自1938年春招收第一班学生，男女生共30多名(含原法文学校未毕业的和原五女师未毕业的)。1939年春招第二班，男女生约40余名。1940年春招第三班，男女生约50多名。1941年春招第四、五班，男女生约80余名。从1942年开始，改为暑假后招生，男女生分班编制。北院为第六班，男生40余名;南院为第七班，女生约40名。1943年秋招八班，男生40余名，第九班女生约40名。1944年秋招第十班，男生约40名;第十一班女生约40名。大名解放后，1945年秋招第十二班，男生30多名;第十三班女生约30名。44年、45年招的两届学生，均未上到毕业，学校就停办了。四维中学八年中招生共约500多名，毕业者大约300余人。赴外地报考高中的只是极少数，绝大部分都走向社会，工农商学兵各界都有，有在沦陷区的，有去大后防的，有到抗战前线的。就目前情况来看，除了个别学生流落台湾或在外国之外，真所谓“千流入大海，殊途同归正”了，绝大部分学生现在国内各个岗位上，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着自己所学的知识和技能，有不少人曾做出很大成绩，被评为各个行业的先进工作者，立了功，受了奖。目前，这些学生有的已年逾花甲，离退休了，有的也已年过半百，而仍在兢兢业业地为四化建设发挥着光和热呢。

　　四维中学的课程是按照普通初级中学的规定而设置的。共开设十门功课：国文、数学、历史、地理、生物、体育、音乐、美术、外语(第一班学法语，第二班一部分学法语，一部分学英语，自第三班以后全是学英语，并加学日语，)思想道德方面有修身课。课本是采用当时日伪北平教育总署审定出版的初中各科教课书。日本投降后一年中除自然科学、艺术课程外，社会科学方面则是教师自己编选的。如国文课，除仍讲授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外，现代文学多选讲“五四”运动时期进步作家以鲁迅、茅盾、冰心、叶圣陶等的代表作，并特意选进了郭沫若抗战时期写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解放区出版的草纸单行本)。教学方法上大都采用注入式教学，先生讲、学生听，死记硬背课本以内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就这点来讲，当时学生所掌握的东西还是比较扎实的。教师留下的作业练习，学生都能独立完成。学校进行期末考试，考试题目很大，两小时内学生不停地写答案，才能按时交卷。学生只要肯下工夫读书，便能取得好成绩。不及格者只是个别的，绝大多数都能升级。学校课堂秩序要求十分严格，上课不准迟到早退，不准随意出进，不准自由交谈，更不准大声喧哗。自习时也是如此，因为自习时间常有班主任在教室里坐阵。特别是住校生起居作息，一日三餐，都在舍监老师严厉监督之下，更不得自由行动。有事必须报告，舍监允准后方可行事。这是教会公学的一套认为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学生一定要遵守这些不成文的规章制度，方能在教会学校读书。至于学校的节假日，除与公立学校相同的外，另有天主教会内的几个大庆节日，如圣诞节、复活节、圣神降临节和撒花瞻礼日，各放假一天。除信教的外，在这些节日里其他学生便可自由行动了。

　　四维中学的经费来源：一是学生的学费，但这一部分很少，原因是信教学生家庭稍有困难者，只要求院长，学监允准便可免交学费;校外学生家庭实在困难者，也可恳求院长批准免交。这样以来，学生交学费的只是少数人了。后因社会荒乱，物价高涨，货币贬值，学费改为收缴实物，每个学生一学期只交小麦一斗(三十斤)。二是从小教会经费中拨款，每年拨款多少不得而知。总之，学校一切开支：教职员工的工资，校舍桌凳的维修，教具设备的购置，以及办公用的笔墨纸张、粉笔和水电的消费等等，全由教会包下来。

　　四维中学虽然是大名天主教会设立的，由传教士专职管理，但却遵从政府批准私立学校的规定，从不开设宗教教育课程，尊重师生的宗教信仰自由，决不强迫人们信奉天主教。但是师生在教会学校教书、上学，经常与传教士和信教师生在一起工作、学习、生活，耳濡目染，便受到潜移默化的作用。特别是在日伪统治时期，社会黑暗，人身无保障，思想无寄托，看到教会教人向善，心灵可以获得些安慰，因而有的教师、学生就逐渐接近传教士，学点经文，进堂祈祷开始信仰天主教了。至于学校中的信教师生都是在课余时间里过宗教生活，念经祈祷，决不影响学校里正常课程的教与学。而教会学校方面对全体师生，不论教内教外的，在工作和学习上都是一视同仁，决无厚此薄彼之分，有时对信教师生的要求反而更严厉些。

　　四维学生在校除学习外，没有任何组织，就连学生自治会也没有，更不要说什么其他党团组织了，不管是进步的或是反动的一概没有。四维的学生真是“两耳不问窗外事一心只读课内书”，思想禁锢在书本知识之中，对学校以外的事物全不感兴趣。除每年每季参加县里召开的运动会之外，很少与外界社会接触。正是由于这样专心致志地学习，三年学满毕业，在文化程度上成绩较好，学生家长满意，社会上称许。所以1941年后学生增多一倍，除益大小学毕业生外，大名城高以至魏县、广平、南乐、清丰、濮阳等县的高小毕业生也都来投考，这时是四维中学的鼎盛时期。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大名天主教区传教经费拨款受到很大影响，再加上1943年我区遭到严重灾荒，四维中的经费也随之日渐困难。至1945年麦天大名解放了，抗日民主政府一专署教育科派李一凡同志来四维中学视察，听课，认为教会学校传授文化知识方面尚好，但对青年学生思想束缚得过紧，男女学生互不相关、个别教师思想太老，太封建，建议学校撤换了女子部一位教国文的老谷先生，另派男子部的中青年教师张少逸到女子部教国文，韩秋坡教政治，李良才教历史。从此打破了中青年男教师不得任女子部课程的局面。后来大名县救国会韩秋坡同志经常来校领导男女生组织起来，一同参加会议，一同参加排练新剧到社会上演出，因而学生思想得以解放，便逐步走上革命道路。直到1946年夏抗日民主政府开展民主民生运动，减租减息，大名天教会被革命群众斗争了，教会设立的四维中学，连同益大小学才都停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