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自勖：跌宕起伏的人生旅程
来源：团结报数字报   2018-11-10 15:18:48

　　刘自勖1923年出生，河北省井陉县人。16岁参军，1949年退伍。黄埔18期步科，上尉副营长，锦西化工厂退休职工，现居河北省石家庄市。

　　刘自勖

　　七七事变的第二年，河北民军成立了。主要人员有河北蠡县张荫梧，是河北民军总司令。河北获鹿的乔明礼，是河北民军司令。他们都是保定军官学校五期毕业，都有丰富的军事知识。我有一个叔伯父，叫刘瑾麟，他很早就参加了抗日，尽管文化程度不高，但是特别勇敢。乔明礼让他当第三大队大队长。由于他是我们本村的人，感觉有所依靠，于是我决定离家参军。我当时16岁，刘瑾麟让我负责整理、保管大队的武器和枪支。在平原地区行军的时候，为了避免被“皇协军”、汉奸发现，白天不敢行动，只能晚上行军。

　　在山区的时候，我们经常活动在元氏、赞皇一带。赞皇有个野湖泉，民军在那里成立了一个军械修理所，修一些小的武器之类的。对日本人的打击主要是破坏铁路，晚上把铁轨给扒了。一方面咱们自己利用这些铁，一方面也是破坏他的铁路线，这是最重要的。大队长刘瑾麟特别勇敢，有志气，他得知有日本兵专门在铁路边巡逻，人数一般三到五人，大队长就想办法消灭他们。不能带长枪，容易被发现，只能带“独眼冲”。因为这种枪一次只能打一发子弹，所以土名叫“独眼冲”。刘瑾麟摸清日本巡逻兵的情况后，带着八九个精明强干的队员，只有他身上带着“独眼冲”，其余的人都只拿着镰刀、绳子，化装成老百姓，在获鹿一带设下埋伏。他们瞅准机会，一声令下，一下逮住了三个日本兵。队长打算把他们押回队部，三个日本鬼子走了一段就不走了，大队长没有办法枪毙了一个。其余两个继续走，走了一段儿，又不走了，又枪毙了一个，最后剩一个日本兵，被带到元氏县黑水河村。老百姓听说逮住日本人啦，都特别高兴，把鬼子羁押了两天，就押送到司令部去了。

　　1938年以后，国民政府要经常了解游击队的情况，所以中央派专员到河北检阅河北民军的情况。检阅完了以后，民军负责把专员送回去。这时候我们正在景县一带活动，护送的任务就由刘瑾麟大队负责。我是一个十几岁的小孩，没见过船，听说晚上要坐船送走专员，我就想看看船是什么样，坐坐船。就是为了坐船，我才跟着护送队伍走的。依然是白天隐蔽，晚上行军，一直护送到河南省濮阳县。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天蒙蒙亮，结果和鬼子遇上了。大队长根据鬼子子弹发射情况判断，敌人不太多，但有歪把子机枪。大队长听到这个东西，脑袋瓜子就转开了，心说这个歪把子机枪又灵活打子弹又快，一定要缴获这种机枪。所以布置第四中队把前面的日军截住，从第六中队选了一个突击排。排长叫吴正宗，这个人很勇敢，带着人从后面绕过去，前后夹击把鬼子的阵地给攻下来了，歪把机枪就缴获了。这非常不容易，一方面得保护专员，伤了专员不好交代。另一方面，鬼子武器先进，还得打败他们，缴获机枪。部队过黄河以后心情就安定了，没有敌人的扰乱了。过了黄河到光武这一带以后，护送专员的任务算是完成了。

　　后来，河北民军第三大队被分配防守黄河，这一时期，张荫梧让民军中比较年轻的青年开始上学，因为我有点文化基础，就在他开办的四存中学上学。张荫梧他亲自带着学生做早操，用军训的方式训练，目的就是为了将来打仗。学生吃的是军队的粮食，但到后期，部队粮食紧张，没办法保障供应。我就打算考黄埔军校，当时我的年龄比较小，大家劝我不要去军校，让我上普通学校。我不愿意，最终我考的是在陕西凤翔的黄埔军校第七分校。之后我又转到在陕西汉中的第一分校，在汉中我们绝不扰民，我们住大庙，哪个庙大就找哪个庙住。宿舍、操场还有训练器械，都是自己动手。那时候非常艰苦，除了训练以外，还要自个儿背米，自个儿砍柴，背米差不多一个人20多斤吧，砍柴经常早晨起来天不亮，带着干粮到山里去，晚上七八点才回来。印象最深的是，当时区队长是山东人，大家砍柴回来饿得不行，但区队长个性也强，要求少一个人也不让吃饭，都回来以后才能开饭。这时候同学们就都不高兴，开始骂街。区队长听到以后，让大家站好队，问谁骂街了，结果没人承认，他就拿棒子一个一个的打，跑快的少打几下，跑得慢多打几下。那时候大家都很疑惑，不理解区队长这种要求是太苛刻还是一种纪律，后来大家就把这当作一种纪律来认识。不久，我们转移到汉中的石羊寺集中训练，条件也很艰苦，我们住的房子是瓦房，那时候也没有炉子，床就是双人床铺，上面一层，下面一层，一层住两个人。宿舍没有炉子，冷的时候俩人搭伙盖一个毯子。我们吃饭的地方就是在宿舍之间找个地方挖个坑，在那做饭，六个人围成一圈儿，一个人负责盛饭，不让自己盛，怕自己多盛，饭不够，所以基本上吃不饱。那时候我们冬天的军服，只有上身有棉花，腿上没有棉花，下面用裹腿捆起来就行了。

　　我是1943年12月从黄埔毕业，那时正值抗战最艰苦的时候，蒋介石准备要成立十个青年军，我们就被分配到青年军里当排长。当时军队用的武器都是美国装备，基层干部先受训学习新式武器，所以我就被调到重庆中央干训团，专门学习使用武器。正在学习的时候，日本人投降了，青年军还没有完全装备好，但是轮廓差不多了，最终青年军还是成立起来了。

　　日本人投降后，当时杜聿明负责收复东北，成立了一个军官大队。我感觉去东北可以经过石家庄的家，所以报了名。杜聿明点名的时候一看有黄埔军校毕业的，因为杜聿明是黄埔一期的，所以对我们有一种亲切感。因为这个我被分到警卫团里当排长。后来警卫团负责遣返在沈阳的日本人回国，遣返的时候将日本人有秩序的送上火车，每个车厢都配有医生。尽管日本对中国造成这么大的伤害，但我们对日本还是非常的人道，没有对他们打骂。

　　我们到沈阳以后，不久内战开始，我们师被调往锦西，之后我跟随新六军62师，被调到上海驻防。后上海解放，我退伍回家。新中国成立后我在锦西化工厂工作直到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