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老兵陈国栋：12岁时当上抗日“娃娃兵”
来源：河北新闻网   2019-08-09 14:32:19

　　寄语

　　“参军的时候没想那么多，就是打日本鬼子，不当亡国奴。”陈老说，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无法否认，谁也篡改不了历史。

　　2015年6月4日，在保定军分区第三干休所内，记者见到了陈国栋老人。老人家88岁高龄，身体和精神状况很好，走起路来腿脚麻利，有时还出去走一走、看一看。抗战时期，陈老作为一名卫生兵，在无数次战斗中，用自己的生命守护着前线战士的生命。

　　10岁参加儿童团送鸡毛信

　　回忆起自己参加抗战的经历，陈老说，“1937年10月份，先在徐水老家参加了儿童团，当交通员，送信。”

　　陈老风趣地说，那会儿，儿童团的孩子们送紧急信件都是“骑着马”去。当然，“这个‘骑着马’不是骑真的马，而是骑着高粱秆或木棍去。”

　　“一般的信件，早一天或者晚一天送没有关系。”陈老说，如果在信封的角上有一根鸡毛，就表示信件比较紧急，需要尽快送达。如果信件上有两根鸡毛，接到信后就要立刻送出去，一刻也不能耽误。

　　陈老说，当年他所在的徐水县釜山乡白岭村是八路军信件转送地，一般由村公所(相当于现村委会)接到信后出具收条，表示什么时候接到的，再将信件派给儿童团的交通员，送往下一个村庄。

　　“出具收条就表示信已经收到了，再向下一站转送，非常严格。”陈老回忆说，信件的下一个接收村一般都是三五里地路程，“小孩儿跑得快，有时候一个人送，有时候两个人送。”

　　有一天刚吃完晚饭，村里接到了插有两根鸡毛的信件。“是一个骑着马的人送来的，这是真正的马，可见信件非常紧急。”陈老说，村长接到信件，就指派他和儿童团另外一个小孩儿送信，并交代，“你们俩‘骑马’上易县的刘庄，把信送去。”接到任务，陈国栋和小伙伴“骑着马”出发，很快就将信送到了刘庄。

　　陈老回忆说，“刚开始，晚上送信也害怕，(但)送两回就不怕了。”

　　12岁参军成了“娃娃兵”

　　1939年8月，陈国栋在易县孔山村参军，成为二纵队四旅的一名战士。

　　“刚开始，部队嫌我小，不要。我说要打日本鬼子，赖着不走。最终，部队留下了我。”陈老还记得在部队里吃的第一顿饭是饸饹，“非常香，在家里可吃不上。”由于陈国栋只有12岁，部队发的衣服非常大，“穿在身上，就是一个大褂子。”

　　陈国栋刚开始是一名侦察兵，每天跟着班长出去搞情报，在游击区里侦察是不是有敌人，也常去鬼子的据点附近侦察敌人动向。有时候，他们还要到城里侦察敌情。“大人带着枪不好进城，(敌人)对小孩的警惕性低一些。”陈老回忆说，往往都是他跑到城里侦察，“夏天的时候光着膀子、一身泥巴，敌人就更不注意了。”在城里侦察完，就从另一个城门出来，以免引起敌人注意。

　　几个月后，陈国栋还当了一段通信员，后又被部队送去学医。1940年，在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下面连队做了卫生员。

　　陈老说，“那时候就是学学简单的处理伤口、包扎等，负责战场伤员的急救。”

　　卫生兵是没有枪的战士

　　做了卫生兵，就要为前线打仗负伤的战士及时处理伤口，一般先简单包扎、保住性命，再转送后方医院。陈老说，当年，他随身携带着一个药包，里面装着碘酒、红汞、纱布、绷带等，“那时候就是这些东西，也没有止疼药、麻药等。”

　　陈老回忆说，1942年，部队在满城县一个村子打阻击。战斗从早上5时打到10时多，非常激烈。其间，前线抬下来一个伤员，肠子都露出来了。当年他15岁，根本没有遇到过这么棘手的伤，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只想尽力将伤员肠子塞回肚子里。但他几经尝试，还是不行。“伤员疼得大喊大叫，用皮带抽打我。我也是急得满头大汗。”陈老说，就在那时，村里的一个老大娘端着盆热水，让先给伤员洗洗肠子，用白布裹上，再赶紧送往后方医院。经过处理后，伤员被送到了后方医院，做了手术，化险为夷。等他再遇到那个战士时，战士还特意向他道了歉。“卫生兵学习时，学的内容都比较简单，治不了重伤员。”陈老说，因为是卫生兵，部队没有给配枪，“我们也要跟着部队走，随时上战场，不过，是没有枪的战士。”

　　3个人带着14名伤员转移

　　1943年秋季，敌人在易县良岗村西北进行“扫荡”。眼看敌人离第一卫生所只有一里多地了，情况十分危急。医院将伤员分配到每一名卫生员，由卫生员负责转移。陈国梁和另外一个轻伤员，还有一个在医院养好伤的班长，带着14名伤员转移。“伤员互相搀扶着转移。”陈老说，所有人都听班长指挥，最终躲到了大山里的一块大石头底下，周围是长得非常高的野草。借着石头野草的掩护，“在这里躲了3天，我负责给伤员采野药，弄吃的和水，照顾他们。”等到敌人走了以后，又转移到别的地方。“都是晚上转移，白天怕暴露。晚上摸黑走，脚下都不能踢响一块石头。”“这是1941年冬季在范村突围时受的伤。”陈老指着后脑勺上的疤痕说，那时候，他跟随部队在徐水一带活动。一天晚上，部队在范村休整，由于特别累，晚饭后就睡了，不料却被敌人包围了。当时，我军一行30多人强行突围。突围中，他被炮弹炸伤了头部，昏迷了过去。直到第二天，我军打扫战场时发现了他，把他送到医院，治了一个多月才好。

　　部队里有“爱民公约”

　　陈老回忆说，抗战时期，当地老百姓包括敌占区的老百姓会给我军运送粮食。战士们经常要做的工作就是把敌人挖的封锁沟填平，让老百姓送粮马车顺利通过。

　　1942年是最困难的时候，雨水少，粮食歉收，没有吃的。陈老回忆说，“战士们吃黑豆，前方战士是每人每天一斤(旧制，当时的一斤是16两)，后方人员每天8两。”他属于后方人员，每天8两黑豆，其中2两必须要拿出给驻地老百姓吃。“每天 6两黑豆，要分两顿吃，吃不饱。”

　　那时候，杨成武任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带领部队开荒种粮。但不管再困难，部队里的“爱民公约”都要遵守。战士出村挖野菜，先看要去的地方有没有老百姓。“有老百姓去的地方，战士就不能去。”陈老说，杨树叶子也是粮食，但能吃的树叶不能采，要留给老百姓。挖野菜回来，进村时要看有没有老百姓回来。如果有老百姓没有挖到野菜，要把自己挖来的野菜给老百姓。“要是不这样做，回去就会被关禁闭。”“这就是那时候的军民鱼水情。”陈老说，抗战终于胜利了，晋察冀日报上刊登了胜利的消息，“真是不容易啊”。“参军的时候没想那么多，就是打日本鬼子，不当亡国奴。”陈老说，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无法否认，谁也篡改不了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