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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在《抗战日报》和《晋绥日报》社工作的日日夜夜
来源: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   2020-12-14 09:10:39

晋绥抗日老战士高富许

在基金会主持召开的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暨成都解放66周年座谈会上,高富许(左)与老战友魏华亭仔细阅看基金会简报《红色晋绥》。

胸前佩挂纪念章的晋绥抗日老战士高富许

  我叫高富许,1929年11月1日出生于山西省离石县。1944年2月在山西省从罗裕临南县参加八路军游击大队,当勤务员,1945年3月调在《抗战日报》社印刷厂,当铸宇制版工人。印刷厂叫“吕粱”印刷厂,属于《抗战日报》社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统一管理,一切为《抗战日报》社服务,是《抗战日报》社一个主要的下属部门,报社编辑记者天天有人到印刷厂。吕粱印刷厂、有工务科(厂办)、材料室、排字部、铸字制版部、刻字组、校对室、油墨组、石印组、机器部、装订部、木工组等。我的师傅彭喜,王八虎工作认真负责,技术特别好,手把手的教我技术,而我也是专心致志的学,教得好,学的专心,我相继掌握了全部的技术。可以单独操作。我的老师是多面手,其它工作也特别忙。我能单独操作后,每天白天晚上都住在工作房,晚上在地上靠墙边,铺上废报纸,盖的是一块破门帘睡觉,一有事立即起来工作。《抗战日报》社印刷厂除了印书报文件等外,当时“号外”。特别多,前方打了胜仗,马上一事一报——出“号外”,不管白天晚上“号外”当先,排版中有缺字,我立马就铸,并将排好的活字版制成固定板,打成纸型,铸成铅版送到机器部印刷发行,发行人员知道是“号外”,就马上去等到拿。

  我想通过对《抗战日报》《晋绥日报》的简介,了解我们走过的道路是艰辛的,江山来之不易,更加激发我们对伟大祖国的热爱,以启后人。

  《抗战日报》1940年9月18日在山西兴县石愣子村创刊,是中共中央晋绥分局的机关报,是晋绥边区600多万人民的报纸,是晋绥边区第一张铅印报,报头《抗战日报》四个字是毛主席亲笔所提。由于处于战争环境,日本鬼子经常“扫荡”,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抗战日报》创刊不久数度转移,后来《抗战日报》迁至陕西红色根据地神府县杨家沟村。《抗战日报》前身是油印的《五日时事》报,还成立了黄河出版社及中共晋西北区党委1939年创办的《新西北报》,这三个新闻单位宣传抗日,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毛主席还表扬过《五日时事》,但是这些油印、石印报已经不适应当时发展的形势,因此区党委决定停办《五日时事》和《新西北报》,将部分人员调去筹办铅印的《抗战日报》,由中共中央晋绥分同党委宣传部长张稼夫同志负责。《抗战日报》在战火中诞生,又在战火中成长。在抗日敌后,根据地办报,非常不容易,艰难困苦难以想象,报社企体同志迎着困难前进,战胜艰难险阻,表现出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团结一致克服困难,艰辛工作和战斗。由于残酤的战争,报社“游击办报”,遇到日本鬼子“扫荡”就坚壁清野,把桌凳等藏到山洞里,背上简单的行李,粮袋,转移到安全昀地方后,来不及休息,有的同志修改稿件,有的写评论文章等等,远处传来隆隆炮声,增添了办报工作的紧张气氛。当时办报困难极大,冬季反“扫荡”经常转移,有时冰天雪地,有时冰层破裂,掉进水里,双脚冻得麻木,不少人患上冻疮,没有木柴、煤炭火取暖,晚上报社的同志就七八个人挤在冷炕上和衣而睡,没有桌凳,墨水冻结,只有爬在老百姓的锅台上编报。随军采访的记者和敌人遭遇时,或参与战斗,或者绕过敌人继续采访。当时许多期报纸都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排印出来与读者见面的。战争环境下办报十分艰辛,印刷物资极度缺乏,连纸张油墨都奇缺。要去天津等敌占区采购,高锡霞同志(23岁)在汾阳县购买印刷物资,因为汉奸告密,被敌人包围,战斗到弹尽无援被鬼子刺刀捅死。《抗战日报》的同志们特别能战斗,没有纸张,报社成立了三处手工土造纸厂,招来造土纸的技工及学徒,用马兰、麦秆、废纸、破布、烂麻绳等,制造出能够印书报的纸张。没有油墨,报社派刘殿忠等同志上山烧松树枝烟灰,自己造,没有花边、薄型纸,高富许多次试验制造出十儿种花边,并试验成功打纸型的簿型纸,解决了报纸打纸型的关键问题,受到了上级的表彰。没有窑洞住,自己动手打土窑洞,背石头修窑洞的门面,当时瘦小的郝满世,背了一块大石头,掉下来把脚砸坏,住到贺家川医院,到现在几十年了,走路越来越不方便,且越来越严重,坐上了轮椅。当时敌人对我们双重封锁,环境险恶艰辛,除了战争的考验,生活上每人每天只能吃到十两(十六两为一斤)本来用来做马料的黑豆或从敌人炮火下抢出了半烧焦的粮食,工作的繁重紧张,粮食和医药极度缺乏,使许多多同志积劳成疾献出了生命,如28岁总编辑赵石兵同志。战争和饥饿的威胁,没有压倒报社的同志们。我们为了渡过难关,战斗和工作之余,发扬南泥湾精神,自力更生,开垦荒地,种植的有:西红柿、大白菜、南瓜、萝卜、黄瓜、豆角、辣椒、土豆等。自己动手挖茅坑,掏大粪,担水施肥。一到初秋,西红柿长得肥大透红,吃起来鲜嫩可口。“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每年都有满意的收获。大生产运动开展以来,我们的生活逐步得到一定的改善。没有桌凳,我们垒土坯架上木板当桌凳,同时,到100多里以外的地方,背粮食、背碳。清晨迎着朝阳出操跑步,高唱革命歌曲,充满着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气氛。那时,人与人的关系实在是和好友爱,战争年代,工作艰辛,生活艰苦,但没有一个同志叫苦,反而以苦为乐,我们来自五湖四海,生活在一起,真正是同志加兄弟的关系。大家互助互让,亲密无间,从不闹无原则的纠纷,谁生病住院,同志们步行十多二十里路去探望,人人都感受到了革命大家庭的温暖。一种共同的信念,就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拯救民族危亡。多少年来,那种友爱和睦,埋头工作,不计名利的美好日子永记心怀。

  报社经过努力,自力更生,除根据地无法生产铅,其他主要印刷材料都能自己解决。报纸印出来以后,送到读者手中,也是困难重重。党组织当时建立了严密有效,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一直通到敌占区,量少的报纸交通员肩扛,量多的报纸用牲口驮,日行六七十里,风雨无阻,十分艰辛,送报途中,有的同志遭遇敌人,开枪战斗保护报纸,献出了生命,比如交通员李人和同志遇到敌人,战斗中英勇牺牲。

  《抗战日报》的任务,根据党中央当时基本的政治口号“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离,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提出了报纸的三大任务:“坚持抗战到底,坚持团结到底,坚持晋西北的建设”。《抗战日报》是对敌斗争的锋利武器,是党的喉舌,对于宣传抗战,打败日本侵略者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抗战日报》全体工作人员在艰难困苦的战斗环境中,以坚强的革命意志和献身精神,把《抗战日报》办出了自己的特点和风格,我觉得主要有:一是报纸按党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同甘苦、共患难:二是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作为办报的唯一根本依据;三是紧紧依靠党的领导,遵守党的宣传纪律,才能把报纸办好;四是密切联系群众,走群众路线,发动全党办报;五是报纸要开展正确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发挥报纸有力的监督作用和指导作用。从《抗战日报》到《晋绥日报》之所以办的成功,群众爱不释手,就是随时都坚持了党的原则。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代表了绝大多数群众的根本利益,办报就是要站在党的政策立场上,把群众发动起来,在群众的广阔天地里,报社的同志可以自由驰骋,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把新闻报道搞得有声有色,生动活泼,党对报纸的绝对领导应该包括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业务上全面的领导。重要的政策问题要及时汇报请示,党的领导,是一切工作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抗战日报》、《晋绥日报》之所以成功,是党的领导的结果,离开党的领导,任何报纸,任何工作,任何高明的个人,都将一事无成。

  作者简历:

  高富许,1929年11月1日出生,山西省离石县大西局村人。1944年2月参加革命,在临南县游击大队当勤务员、通讯员。1945年3月调《抗战日报》社,1946年7月1日更名为《晋绥日报》社铸字制版部,主任。1949年南下到四川,任军代表接收国民党的报社,在《川西日报》社、《四川日社》工作,期间在重庆大学附高理工科学习4年。后调军工厂工作,任厂长、书记,直到离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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