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
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
78年前,卢沟桥畔,一场国殇。面对日寇的公然挑衅,英勇的中国人民奋起反抗,用生命捍卫家园。
1937年7月7日,郑福来刚刚6岁,他忘不了那夜密集的枪炮声;赵学增的父亲赵振标正在29军军训团受训,即将迎来与日寇的第一战。翟维俊、尤广才、邵仁卿、曹子锜、白布佳、高振中、顾理昌……《北京·人物》寻访到的这些抗战老兵当时也才十几岁,震惊之余,他们心向抗日,义无反顾地走上战场。
今天,又一个“七七”,我们共同回忆那一夜的壮烈,回忆八年全面抗战的艰苦卓绝。
为国而战的忠魂,精神永存!
1937年7月7日,白布佳14岁。他说——
“家里来了坏人,我要把他们赶出去”
1937年,我还在老家山西平陆县的一个偏僻小村,全村只有十来户人家,都是沾亲带故的。我的学校在十多里外的一个村子,相对繁华,偶尔能看到从太原寄来的报纸。这些报纸帮我看到外边的世界。
那年下半年,我在学校看到了一份从太原寄来的报纸,上面写着卢沟桥事变爆发了。老师在课堂上举着报纸,挥舞着双臂,压低声音告诉我们:“日本人打来了!”
我当时只是一个十来岁的孩子,并不真正懂得如何保家卫国,甚至不知道日本在哪儿,卢沟桥对于我来说太远了。懵懵懂懂中,我惟一确定的是,家里来了坏人,我要把他们赶出去。
那时,我们这些孩子只能用咒骂日寇的方式发泄仇恨。
那一年,八路军115师在平型关附近伏击日本军队,取得抗日首胜。我很兴奋,不仅仅是因为我们的胜利,还因为我找到了宣泄仇恨的方式,我要投军抗日,保卫家园。
几经周折我来到延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加了烽火剧团,我们的很多剧目都与卢沟桥事变有关,都是真人真事。
说起来不好意思,我当时年纪小、口音重,只能偶尔跑跑龙套。每次,我都是演日本兵,背着比自己还高的枪,晃着膀子走到台上,恶狠狠地骂两句,然后再歪歪扭扭地晃荡下台。一下台,我就飞快地脱掉日本军服,守在幕布后观看演出。演日本兵让我心里很是委屈,我总幻想着自己也能成为战斗英雄,上阵杀敌。
每每演员和观众喊出“打日本,救中国”的口号时,我就热血沸腾,也挥动拳头跟着高喊,一次又一次,不知疲倦。那种同仇敌忾,让我心中温暖。
今年,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了,我很骄傲,也很光荣,因为我是一名参加过抗日战争的共产党员。那场战争,我没能真的开枪杀敌,也没有给自己留下哪怕一件纪念品,但我并不遗憾,因为这段经历就是我最宝贵的纪念。
我现在年纪大了,甚至记不得自己的生日,但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我们的抗日。
1937年7月7日,尤广才18岁。他说——
“七七事变促我投军抗日”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对当时的中国人是个打击。那时,我刚刚小学毕业,进入山东峄县图书馆当练习生。在那里,我读了很多书,而且每天都能看到报纸。后来,图书馆专门买了一架电子管收音机,每晚11时我都要收听新闻,然后写成大字报,第二天张贴到县城四个城门和街道上。
1937年7月,收音机中传来“七七事变”“北平沦陷”的消息,我真的不敢相信,百年古都竟落入日寇之手!当时,我和所有热血青年一样,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我多么想投身抗日烽火之中,做一个像岳飞、戚继光那样的民族英雄,收复失地,把日寇赶出中国。
后来,我辞别老母,辗转奔波,终于逃离沦陷区,在“潢川青年干部训练团”开始了我的军人生涯,后又考入黄埔军校。求学期间,我和同学们时刻关注抗日动向,希望能早一天冲上前线,和日寇拼杀,为祖国洒一抔颈中鲜血。
但我们等来的是一次次作战失败、一次次国土沦丧的消息,学校也要从武汉迁往四川。
我们沿乌江行军,战局不利压在每个人的心头。乌江滩险水急,裸露的礁石星罗棋布,满载的货船逆水而上,赤膊的纤夫挎着纤绳,弓腰俯身,头几乎着地,口里喊着雄壮的号子,艰难前行。他们的坚毅、顽强、悲壮令我感动,这其实也是我们的写照——为挽救祖国危亡,万里行军,肩上扛的是祖国的命运,我们是背着祖国在奋勇前行啊!想起这些,我重新昂起头,胸中又升起希望与壮志。
在长沙会战中,我的很多同学牺牲了,实现了为国捐躯的诺言。而毕业留校的我,多么想向北出征,在卢沟桥上痛击日寇,光复北平,打回山东老家。但事与愿违,我们54军被派驻戍守中越边境,我成为一名中国远征军战士,开赴中缅印战场。1945年3月16日,我带领特务连和日军肉搏,并成功占领西保。战后,我获得勋绩表,得到“忠勇果敢、指挥从容、行动坚决”的表彰。
1993年,我女儿把我接到了北京,我去了让我魂牵梦绕的卢沟桥。桥上那怒吼的石狮见证着历史,它们看着日本鬼子打进了北京,也看见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战斗,更看见了中国军民以巨大的牺牲换来的伟大胜利!站在桥头,我想起了那些为国捐躯的同学和战友,他们是英雄,是值得我们永远铭记的英雄!
去年,我国把9月3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而9月3日也正好是我的生日,成为抗日战士,是我一生的骄傲!
1937年7月7日,曹子锜19岁。他说——
“我们提前毕业赴战场”
1937年,我正在黄埔军校昆明分校读书,学校里有报纸,我经常去看。“七七事变”的消息,我就是从学校的报纸上知道的。那时,全国都震动了,我们这些军校的学生更加关注宛平城的消息。当时我很气愤,我盼望着自己能快点毕业,上阵杀敌。
其实,我原来是昆明高级农业职业学校的学生,但只念了一个学期,1935年黄埔军校第一次在昆明招生,我就跑去报名,结果真的考上了。
军校就建在原来的云南陆军讲武堂旧址,我在军校里第一次摸到了枪,也受到了最严格的军事训练。
我们本来应该在1938年毕业,但“七七事变”爆发,民族存亡之际,我们第一期700余名学员提前毕业,大多数同学都奔赴战场。第一批北上的队伍是国民革命军第60军,我们到巫家坝给他们送行,这也是云南第一支北上抗日的队伍,随后走的第二批是58军。我的同学樊成楦就被编入第58军,北上台儿庄,后来,他为国捐躯了。
我也盼望着北上,但我被分配在龙云警卫一团,在云南驻守。后来,警卫一团编入国民革命军93军18师,负责守卫滇缅公路。当时日军轰炸滇缅公路全线,妄图切断这条中国抗日的生命线。我们与日军长期对峙,守卫着云南百姓用血汗建起的这条生命之路;我们驻守红河州屏边县,防止日军从越南入侵……
我有一支比利时步枪,7毫米口径,那是我毕业后的第一支枪。后来我当了营长有了手枪,但这支步枪一直带在身边,它跟着我一起守卫滇缅公路,守卫云南,跟我一起见证胜利。
1945年9月28日,我与20万战友在越南河内接受日本投降,那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一天。
现在我老了,脑子晕晕乎乎的,记忆也不连贯了,但抗战的日子我一直记得,梦里还会常常回去。
1937年7月7日,翟维俊11岁。他说——
“我盼望着为抗日出力”
1937年,我第一次听说“七七事变”,那时我11岁,正在山西省翼城县一所小学上学。那天,一位叫翟光增的老师面色凝重地告诉我们:“同学们,日本鬼子打到我们家门口了……”
我知道卢沟桥是北京的一处古老桥梁。日本人竟然在那里制造事端,全面侵华,这让我震惊,更让我愤怒。当时,我是儿童团的一员,我们每天都列队高唱抗日歌曲,我期待着长大后能走上战场,和日本侵略者战斗到底,保家卫国。
那之后,老师又告诉我们更多不幸的消息:北平沦陷,天津失守,日本鬼子奸淫掳掠,杀人放火……当时,我们村里上至老人,下至孩童,一提起日本鬼子,都恨得牙根儿痒痒。
很快,日军开始南下,战火蔓延到我的身边。当时,山西省一百多个县陆续被占领,我的家乡翼城县桥上村也未能幸免。日本兵整日抢粮食、抓壮丁,飞机没完没了地轰炸——曾经美丽的家乡,一下子成了人间炼狱。
1939年,一支国民党军队在我们那儿伏击鬼子,打了漂亮一仗。那时我13岁,跟父亲一起去给部队送饭、帮着抬伤兵。
这支国民党军队离开后,日本军队疯狂报复,附近的好几个村子被杀得鸡犬不留。日本人还派飞机轰炸我们村,我的祖父、父亲、舅舅都死于轰炸。
国耻家仇,让我义无反顾地从军抗日,绝不能当亡国奴!17岁那年,我参加了游击队,曾救过美军飞行员,打过进村扫荡的日寇。后来我又参加了八路军野战部队,举枪杀敌,前胸后背,枪伤留下的疤痕有40多处……我始终觉得,这都是一个战士应该做的,军人,就该为人民流血……
后来我因工作关系来到北京,多次去过卢沟桥。我非常敬佩当年那些英勇杀敌、长眠于卢沟桥下的大刀队队员。卢沟桥见证了中国人民英勇抗日并最终取得胜利,我们应该永远铭记这段历史,勿忘国耻,永保和平!
1937年7月7日,高振中15岁。他说——
“我钦佩英勇的大刀队”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这首《大刀进行曲》,是我对“七七事变”的全部记忆。
1937年,我还只有15岁,偏僻的家乡,消息闭塞,“七七事变”之于我,很模糊,后来,我随父亲投军,“抗日”的概念才渐渐清晰起来。
1941年,家乡河南内黄县遭遇洪灾,缺吃少穿。我和父亲一起参加了抗日游击队,母亲做了一双白底黑面儿的布鞋,放在我的行囊中,这双布鞋一直陪着我。我舍不得穿,想家时,就掏出来看看。
后来,我加入冀察战区司令部,又与父亲分开,这双鞋就是家的念想儿,鼓励着我坚持。
1945年8月,抗战胜利的消息流传开来。当时,第一战区司令部在河南洛阳驻扎。一天,我听到一位老乡唱起《大刀进行曲》,唱得十分有气势,我很好奇,就向老乡问起歌曲的由来。
老乡来自宛平,他对我说:“这歌唱的就是29军大刀队呀。1937年7月7日,面对鬼子的挑衅,他们奋勇抵抗,有个战士用大刀接连伤敌十几人,最后,与鬼子同归于尽……”
我听得热血沸腾,这是我第一次详细了解“七七事变”的来龙去脉,我记住了《大刀进行曲》,我钦佩大刀队。“七七事变”、卢沟桥、这首歌,见证着我们中国人不怕死、不屈服,与鬼子抗争到底、誓死保卫家园的英勇顽强。
抗战胜利后,我回到家乡,才知道父亲也加入了类似大刀队的部队抗击日寇,曾3次身负重伤,前胸后背有数十处伤痕……
如今,父亲早已去世多年,但我忘不了他身上那些狰狞的伤疤,这是父亲的骄傲,我更引以为傲,这是我们家族的“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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