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村“麻雀战”的战斗过程是这样的。
1937 年11 月。七七一团根据一二九师的部署,由团长徐深吉率该团二营到太谷以南、同蒲路以东范村地区开展群众工作,准备袭击日军。七七一团二营的行动,引起太谷城内日军的注意,他们侦察到范村和我部队的情况后,企图出击。
博主采访王贵德将军
11 月26 日拂晓,天气晴朗,但有点西北风,阵阵寒风刺骨。我军部队拉到山上,准备迎击敌人。太谷之敌出动了步兵500 余人、骑兵百余,携带炮6 门、汽车2 辆,向范村进犯。由于部队抗战以来连续作战多次,兵员尚未得到补充,无论兵力和装备都处于劣势,不可能吃掉这股敌人。因此,部队决定以一个连的兵力打消耗战,采用消耗敌人的战术。二营主力由范村撤到东面山梁子上,如果敌人上山,则伺机打击敌人;派出八连对敌人进行运动防御,诱敌进山沟打消耗战消耗敌人。具体战术是:一个排在下面诱敌深入,两个排分成为3至5 人为单位的战斗小组,埋伏在敌人前进路左侧山坡上,以冷枪射击杀伤敌人。
这时候,部队已经摸到日军进攻的战术特点,当进攻某一阵地时,日军依仗其军事优势,非攻下不可。我军则是依靠火力准备,无还击时就前进,遇到还击时,则停止前进,再用炮火轰击,直到无还击时再前进。
抓住敌人这一特点,七七一团二营用一个排在正面诱击敌人。等敌人接近200 米左右,突然用火力袭击杀伤敌人,当敌人展开火力还击时,就隐蔽撤退,到后面占领新阵地。就这样多次反复,我军牵着敌人的鼻子一步一步地深入,让战斗小组一枪一枪地杀伤敌人。
上午9 时许,敌人十分嚣张,步骑炮兵600 多人的部队采用行军纵队,如同一般行军,不派侦察警戒;前面打响了,后面部队集结成集合队形,这是欺负我军没有火炮。敌人一路行军纵队大摇大摆地向范村走来,二营八连一排在范村西北占领阵地。当敌人距离200 多米时,伏击的战士一个排子枪撂倒四五个敌人。敌人就地散开进行还击,步枪、机关枪、掷弹筒、火炮一齐向我开火,但未敢发起冲锋。同时,敌人骑兵五六十名向范村南前进。团长徐深吉估计敌骑兵可能迂回范村,就指挥部队从村边隐蔽地撤退到范村东边占领新的阵地。敌人见没有还击,便向范村内一边打枪一边探头探脑地前进。当敌人继续前进到村东500 多米的小山前面,突然遭到猛烈的阻击,我军轻机枪、步枪一齐开火,撂倒敌人十几个。敌人就地展开还击,机关枪、步枪、掷弹筒一齐开火,接着炮兵也开火了,枪炮声在山谷中响成一片。敌骑兵也来到村东边,这时候阻击部队又隐蔽地撤到北田受村西新阵地。敌人又打了一阵枪炮未见还击,又开始前进。我正面分队又撤到北曲河村西新阵地对抗,敌人恼怒地开始追击。这时,八连二、三排各个战斗小组埋伏在北曲河北面山坡上,对进犯之敌展开了“麻雀战术”进行侧面射击,不但敌人的先头部队遭到打击,而且后续部队也同时受到打击。一排牵着敌人的鼻子在北田受、北曲河、西曲河、东曲河直至五公村山沟里,一步一步地诱进十来里路,打死打伤日军100 余人,打坏汽车1 辆。战斗到下午3 时,敌人收拾了尸体和伤兵开始撤退。七七一团二营各战斗小组继续侧击敌人,正面诱敌深入的一排跟踪追击,直追回到范村。敌人在范村抢走了老乡的几辆大车和十几匹骡子,把伤兵和尸体拉回太谷城去了。
这一天打了6 个小时,敌人打炮弹200 余发,而七七一团却无一人伤亡。
“只听敌人炮声响,未见我军有伤亡,消灭敌人保自己,这次战斗真漂亮。”当战斗报告到师部,刘伯承师长表扬了七七一团二营,称赞这是一次典型的消耗战,消耗了敌人,保存了自己,并把这次战斗起了一个很形象的名字,叫“麻雀战”。
“麻雀战”就从此进一步传开了。
当时的团长、后任新四旅旅长的徐深吉说,打游击战是红军起家的拿手好戏,但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期以后,主力红军集中打运动战和阵地战,对游击战争就生疏了。现在进入敌后抗战,我们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和“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就需要我们重新开始学习游击战争。这次战斗,是我们重新学会打游击战的一次很好的尝试和锻炼。
王贵德口述实录:长征一胜利,中国共产党就摒弃前嫌,投入到建立统一战线,联合国民党共同抗日的行动中。
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将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设立总指挥部,下辖三个师,即一一五师、一二O师、一二九师。我出任一二九师七七一团政治处教育股长,1938年1月任这个团政治处主任,8月任政委。我们师师长刘伯承,1938年1月中旬,邓小平调到我们师当政治委员。
留在我心底的是,抗战八年八路军打出了军威,打出了与人民的感情,打出了名气
我参加的比较著名的战斗有广阳战斗、神头岭战斗、响堂铺战斗,和反击日军向晋东南地区的九路围攻。
1937年9月,平型关战斗后,为阻击日军南侵,配合忻口战役,自11月4日起,我所在的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和一一五师主力,在山西省昔阳县广阳镇、占尚镇,侧击敌人左翼部队,获得大胜。此战共击毙日伪军一千余人,获战马700余匹、步枪300余支,活捉了3个日本兵。这次战斗迫使敌人不得不改变进攻路线,有力地支援了正面作战的国民党军队的转移,同时也配合了忻口战场上我军的转移。
10月30日,刘伯承率第三八六旅进至昔阳以东地区,准备侧击经九龙关西犯昔阳的日军第二十师团。第二天,刘伯承在师指挥所作战室里正翻看着敌情通报和友军位置图,参谋处长李达进来报告:日军第二十师团正沿九龙关大路进犯昔阳,它属下第一三六联队的一个大队将从南侧小路迂回策应……。刘伯承查对着地图,目光停在昔阳以南的南界都、北界都和黄崖底一带。他对李达说:“这一带地形复杂,正是伏击的好阵地,特别是黄崖底,它的位置正卡在河谷里,离大路很远,敌人义只有一个大队……”。李达心领神会,说:“师长说让哪个团担任主攻吧。”刘伯承说:“让第七七一团打吧,自从上次遭袭击挨批评后,他们还没正经打过一仗呢,指战员们早憋不住了。”说完他又交代李达:“先别忙通知部队,情报、地形要搞准确,情报叫侦察科再去核实一下,地形叫作战科实地去勘察一下,然后来向我报告。”
不久,侦察敌情和勘察地形的人员回来报告:“敌情无变化,地形跟地图一致,利于伏击。刘伯承于是下令:第七七一团主攻,第七七二团掩护,准备向伏击地域开进。
11月1日,刘伯承把师指挥所开设到黄崖底附近一个山顶的后侧,他拿起单筒望远镜朝伏击地域看去:一座小庙和十几孔窑洞紧挨道路。小路和小河在这里交汇,河水半涸,露出满是鹅卵石的河滩。路和河的两边是长长的斜坡,现出一个大漏斗的形状。在这里伏击,视野廓大,射界开阔,既便于隐蔽,又利于防守。相反,敌人在狭窄的沟底无法展开队形和火器,只能被动挨打。
他要参谋接通第七七一团和第七七二团的电话。按照作战部署,第七七一团将占领黄崖底以南的凤居村一线阵地,尔后派出小分队与敌保持接触,把敌人引诱到黄崖底予以歼灭。第七七二团则隐蔽集结在黄崖底以东的巩家庄待机,准备协同第七七一团聚歼敌人。
电话接通后,他分别向第七七一团团长徐深吉和第七七二团团长叶成焕询问了准备情况和部队士气。刘伯承表扬他们动作迅速坚决,叮嘱他们明晨6时前一定要进入伏击位置,打响前要沉着耐心,打响后要注意协同。
第二天,太阳刚刚露头,日军的纵长队形从南界都方向出现了。
第七七一团按预定计划,派出一个小分队向日军突然射击,吸引日军。小分队打一阵,走一阵,直把日军引到凤居村前,自己则退到村西北高地扼守。日军恼羞成怒,组织力量轮番攻击,但都被打了回来。日军久攻受挫,变得十分沮丧和疲惫,午饭时分,他们撤到黄崖底河滩集结,休息吃饭。
刘伯承见时机已到,下令开火。全线的枪炮一齐轰鸣起来,第七七一团正面纵射,第七七二团侧面斜射,铺天盖地的交叉火网罩向敌群,正端着饭盒的日军被打得蒙头转向。
不一会,日军集结全部人马和火炮发动反击。暴雨般的炮弹倾泻在第七七一团前沿阵地上,黄土都全部翻了过来。第七七一团的战士们机灵地疏散到一旁。日军以为前沿阵地上的八路军都打光了,步兵嗷嗷叫着往坡上冲。战士们跳到被炮火毁坏的掩体里,甩出一排排手榴弹,炸得鬼哭狼嚎的日军又退回了沟底。
敌人连续反击失败,就利用土坎和依托窑洞抢修工事,准备固守待援。
由于直上直下的陡坡不利于出击,加之兵力对比上第三八六旅也不占绝对优势,用近战手段彻底消灭黄崖底的日军已不可能,但给日军以最大限度的打击是完全必要的。刘伯承下令:“集中全部火力,猛烈杀伤敌人!”坡顶上两个团的迫击炮、轻重机枪重又交错着响起来,组成了一阵急促的弹雨,打得敌人抱头鼠窜。20分钟后,刘伯承下令停止射击,部队迅速撤出了战斗。
这一仗,共毙伤日军300余人,骡马200余匹,第三八六旅仅伤亡30余人。这是一个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的典型战例,刘伯承以后在总结作战经验时曾多次提到它。
1938年3月16日,为打击侵入晋南晋西的日军,破坏日军后方补给线,八路军一二九师回师晋东南,以七六九团一部,袭击日军重要兵站黎城,并阻击涉县增援之敌;以三八六旅七七一团、七七二团,在神头岭三面埋伏,调动潞城之敌出援,并歼灭之。这一仗打得很激烈,也很漂亮,共歼灭日军1500余人,缴获长短枪550余只、骡马600余匹及大批军用物资,给入侵晋东南的日军以沉重的打击。刘伯承总结该战采用的是“吸打敌援”的战术。我在这次战斗中负责七七一团的伤员求助和后勤保障工作,为战斗顺利进行,提供了必要条件。
1940年8月,我出任冀南新九旅政治部主任,参加了百团大战。八路军决死队等一百团以上的兵力,第一次在敌人后方大规模主动进攻,攻打敌寇的各个交通命脉如正太、同蔳、平汉、平绥、北宁等路,给予敌人以严重的打击。这一战役进攻在华北抗战历史上是空前的,在全国抗战历史上亦是少见的。因为这一战缩小了敌战区,扩大我占区,使华北战局发生转换。根据地八路军和老百姓的生存善也随之一变。这一年,我任冀南二分区政委。
人物名片:
王贵德(1914年--),福建省上杭县太拔乡人。1929年参加农民暴动,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2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2月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上杭县独立团一连战士,红12军第34师第100团排长,1931年底进入福建军区随营学校学习,任政治连排长,同年八月任长汀县独立团一连指导员。1933年初任红12军第34师第100团连政委、团政治处党总支部书记。1934年进入红军大学政治队学习,毕业后担任红八军团第21师第62团政委,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二至五次反“围剿”作战和二万五千里长征。1935年7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调任红31军第91师第273团政委。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129师第386旅第771团政委,冀南军区新编第九旅政治部主任,冀南军区第二军分区政委,冀南军区第二、第四、第三军分区副政委等,参加了百团大战和开辟冀南抗日根据地的斗争。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冀南军区第二军分区副政委,华北野战军第13纵队39旅副政委,38旅政委,第十八兵团61军182师政委等,参加了晋南、晋中、太原、西北、西南等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1军政治部主任,川北军区副政委,第14军副政委,贵州省军区政委。1960年进入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高级速成系学习,毕业后任铁道兵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铁道兵顾问。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55年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荣获一级红星荣誉功勋章。1983年2月离职休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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