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俊明：长沙会战中的“电波勇士”
来源：团结网   2018-10-23 16:37:15

　　刘俊明 1919年12月出生于山西太原，1937年加入国民党军政部组建的抗日敢死队，后接受电台通讯技术的培训。1939年至1945年，作为国民党江南无线电总台的一员在湖南参加长沙会战等一系列战役，曾任少校台长。1945年8月，在湖南芷江参加抗战胜利受降仪式。

　　我叫刘俊明，早年读书的时候名字叫刘精德。我于1919年十一月初五出生在山西太原。少年时，我在太原市阳兴中学读书。高中毕业的那一年正赶上“七·七事变”，卢沟桥事变之后，因为太原离北京很近，日本人很快就打到我家了。在日本飞机炮火的轰炸之下，太原失守了，我们全家各奔东西。

　　加入抗日敢死队

　　我一路搭火车到潼关。到潼关以后，我身无分文，在火车站呆了两天没有吃饭。当时，国民党的军政部在潼关招收抗日敢死队，而且要高中以上的学历。由于没有其他的出路，我看到招考的广告就马上去报名。经过考核，录取了两百多人，我是其中一个。

　　后来，我随部队一路南下到湖南长沙，驻扎在岳麓山脚下湖南大学的第五宿舍。军政部委托湖南大学物理系出一个教授和一个美国顾问来培训我们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我们先学习了莫尔斯通报技术，后来又学习了一些机务知识和通讯中的干扰和防干扰技术。这样学习9个月后，我以较好的成绩通过了考试，成为了留下的25个人中的一员。当时，全国就成立了两个电台——江南无线电总台和江北无线电总台，负责抗战时期重庆国民政府和第九战区的联系。我们所在的江南无线电总台配属第九战区，负责该战区与重庆的联系，传达作战计划和命令并上报请示、汇报等各种情况。

　　炸不垮的“电波通道”

　　我们很快就赶上了第一次长沙会战。在日军进攻新墙河时，第九战区的司令长官部设在衡阳，我们电台也随着去了衡阳。日军占领长沙附近时，全天发射干扰信号，使我们电台与重庆电台都听不清彼此的信号，通讯也因此中断。我们在这一紧急情况下，准备了4个频道频繁切换，利用换频道后日军发现频道的几分钟时间把电报发出去。

　　后来，日军的电台完全掌握了我们电台的信号、通讯的时间。我们呼叫重庆电台，敌台就冒充重庆电台，要我们把报发给他。我们一听日军电台的手法、信号与我们规定的单日、双日的一种暗语不同，就知道他是敌台了。当时，收电报就跟收听广播一样，如果敌台冒充重庆的电台要我们发报，我们就将计就计地直接发报，那么敌人就会停止电磁波干扰，重庆电台同时也能听得到，而敌台收到电报后却并不能破译内容。所以，我就建议我们发报给冒充的重庆电台，这样日军会认为他们引导我们发错了地方，对我们造成了通信破坏，可实际上重庆电台却同步收报了。经过请示后，电台采用了我建议的这种方法发报，使日军停止了对我们的通讯干扰，也保证了重庆电台在全天24小时内都能顺利收报。

　　在第二次长沙会战时，我与电台在转移到株洲时遇到了日军的空袭。当时，空袭警报响了后，我们就跑到空旷的地方躲避空袭。敌人来了有八九架飞机，轮流地丢炸弹并进行低空扫射，我们死了不少人。飞机飞过后，我旁边的两个报务员已经被打死，另外两个报务员也中弹受伤。我看到他们情况不妙，就赶快爬起来。结果一看，我的右腿都是血，我知道我自己也中弹受伤了。当时，战地医院的条件十分简陋，我在没打麻药的情况下，忍着痛让医生将子弹从腿中取出。

　　开刀第二天以后，我的右腿完全变成了青色，肿得跟水桶一般大，整条腿都动不了。但是，我住院治疗只有三天就要求回到前线。当时，电台是由我负责，我担心自己一离开，电台要怎么办?所以，我就要求用担架将我抬到电台上面去继续工作。这种勇气从哪里来?从日本鬼子来。我们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别的想法，日本鬼子把家园占了，父母姊妹兄弟都不知道死活，我所恨的就是日本鬼子，所以也不说要请假、休息或是要什么东西。我就这样在负伤的情况下完成了自己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的任务。当时，国民党军政部认为我们的这种精神可嘉，对我们传令嘉奖并在后来颁发了战功奖励。但是，我们原来有20多个报务员，经过第二次长沙会战后就只剩下了13个。在那个战乱的年代里，我们根本不能为牺牲的同志开个追悼会，最多只能记准一个地方掩埋尸体。

　　日本投降的时候，我们在洪江，当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时，大家都非常高兴。随后，我们电台从洪江坐吉普车到芷江参加了受降仪式，我亲眼目睹了日本鬼子投降时的奴才相。

　　新中国成立后，我被安排在长沙的一所中学当老师，先后教过政治和语文。由于工作积极，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就获得了长沙市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的荣誉。

　　1984年，我加入了民革。在民革工作中我也是讲究实干的，积极参加支部组织的各种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