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战线的抗战
来源：中国论文网   2019-05-09 11:16:42

　　1937年，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卢沟桥“七七”事变，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下，投入到抗战的滚滚洪流中。我的父亲郭炳喜也和许多中华热血青年一样，在共产党的感召下，抛家舍业，投笔从戎，成为一名光荣的八路军战士，开始了他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

　　一、投笔从戎

　　我的父亲郭炳喜1912年11月出生于山西省长治市郊区北石槽村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家境中等，有土地十几亩。我爷爷名叫郭映唐，以教私塾为业，后来我的两个伯父也都从事教书工作，也可称之为书香门第。父亲小时家境尚可，入小学读书，十三岁小学毕业后，家庭人口增加，经济困难，父亲即弃学务农，农闲时也从事一些副业(如拉煤、拉盐、拉粮食等)。期间饱尝了农民的痛苦生活，炎热的夏天在田间劳作，寒冷的冬天起五更拉煤。有一年的冬天，天气寒冷，狂风卷着雪花，夫亲赶着驴车拉煤，车子陷在了冰冻的泥潭里不出来，父亲只有跳进泥潭里推车，好不容易把车子推出来，可是胳膊、腿都受了伤，流着血……。还有一次和几个乡亲去黎城县送粮食，被县政府的衙役以抓官车的名义把辛苦赚到的几块银元全部敲诈去了，无处伸冤，只好哭着回家。在重重的生活压力下，父亲为了能够改变命运学到知识，从来没有放弃读书学习的念头。1934年又重新回到学校读书，1936年考入上党联合乡村师范学校。正是在这个学校的学习，改变了父亲的命运，使他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学校的领导人和许多老师都是先进分子，如校长史纪言(建国后曾任中共山西省委秘书长)、教导主任王中青(建国后曾任山西省人民委员会教育所所长)、国文教员是著名作家赵树理先生。他们经常给学生讲共产党和红军闹革命的道理，给学生推荐一些进步的书籍杂志，在他们的指导和影响下，父亲开始接受革命道理，萌生了革命思想。

　　1937年“七七”事变，民族危机加深，在共产党的号召下，山西抗日救国运动高涨。学校成立了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父亲也加入到抗日救国的洪流中，加入了牺盟会。不久日寇入侵太原，学校停课，父亲和一部分同学加入长治牺盟会，下乡做抗日宣传动员工作。1938年参加八路军，在刘邓大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政治部工作。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先后担任一二九师三八六旅文化教育干事、太行四分区敌工站工作员、太行四分区卫生处指导员、长治二区区长等职务，参加过京汉沿线战役、百团大战等战斗，两次负伤。其中敌工站的经历是他抗战生涯中最艰苦、最危险、最光荣、也是影响他一生的难忘岁月。

　　二、敌后工作站

　　百团大战后，敌人对太行三分区扫荡频繁，斗争形势十分严峻，党决定在敌后加强隐蔽战线力量。当时我党的地下情报除军队的情报系统外，还有三大块，分别是社会部系统、城工部系统和敌工部系统。社会部的工作对象是社会名流与敌伪上层人员;城工部则面对普通市民、学生、工人等发展党的地下组织;敌工部的主要任务是策反日伪军以及获取军事情报。敌工部后改为联络部，城工部改为统战部。

　　1942年1月，晋察冀豫边区太行区党委与军区在平顺县寺头村组建了太行四分区敌工站，对外称太南联络处，下辖长治、潞城、壶关三个分站。我父亲因为炮火的影响，听力受损，不适合坚持游击战;长治是父亲的家乡，当时是敌占区，党为了开展对长治敌伪军工作，决定派父亲到长治敌工分站工作。方针是打入敌人心脏，隐蔽起来，组织策反敌伪军起义，建立敌人内部统一战线，为配合我军反攻做准备。敌工分站先后配备特工人员31名，分为内线和外线。内线特工潜入伪警署、警察所、日军据点、伪长治保安队等部门，外线潜伏在敌伪据点周围。我父亲和何启明、薛野萍3人为一组，潜伏在苏店周围敌伪据点。他们组织地下交通线，通过对日伪军进行政治宣传，启发伪军的民族觉悟，以分化、瓦解日伪军政人员，最大限度的孤立日军。主要手段有标语、传单、书信、画报、歌曲、赠送慰问袋;撰写对日军宣传稿件、开展日语广播、发行反战日文报刊等，激发日军的思乡反战情绪，发行反战日文报刊;在阵前对日伪碉堡喊话，展开政治攻势，宣传我军抗战的正义性和有关政策;通过维持会长往日军据点递送宣传品，如把《三国》、《水浒》做封面，将《论持久战》、《新阶段论》包装起来送到敌伪手中;感化教育日军战俘等。1943年春，父亲在敌工站工作时，党为了开展敌伪工作，扩大社会关系，从长治敌占区动员出一个姓杨的老头，来到根据地敌工站机关所在地----山西省平顺县城关东。此人社会关系复杂，是一个青帮头子，通过他的关系，敌工站全体成员包括站长王培仁同志(之前是太行第三分区政治部科长，建国后曾任中共天津市委常委，副市长)，都加入了青帮组织，这种特殊身份对当时开展敌伪军工作起到一定作用。

　　在极其残酷和恐怖的幻境里，父亲和他的战友们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和危险，冒着生命危险出生入死，为抗击日寇侵略者，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不畏艰险、英勇善战、不怕困难、不拍牺牲，同敌人进行不懈的斗争，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他们的各项任务，为党和人民做出了宝贵的贡献。同时也付出巨大牺牲，抗战期间，长治敌工分站牺牲13人，太行四分区敌工站三个分站共有特工56人，牺牲23人，占41%。

　　三、艰难与危险

　　当时，潞城、壶关两县一半是中共的根据地，一半是日伪统治区，长治则是日伪占领区。在敌占区日伪大搞“强化治安”，经常搜捕中共人员和进步群众。特别是1943年国民党顽固派长治县县长聂士庆带领其下属党、政、军所有人员公开投日后，进一步加紧了对中共人员的监视与迫害，长治城的内线工作相当困难，多名同志被捕牺牲，内线工作遭到严重破坏。在外线，敌工站的活动也十分困难，日军在占领区建了许多碉堡，由于白天活动容易被发现，同志们利用夜间通过敌人的碉堡封锁线，越过敌占的交通要道，深入到敌占区进行工作，晚上休息还得转移好几个村庄。在日伪频繁清剿中，长治特工站外线工作的特工有十多人遭敌逮捕，有的同志只身与敌搏斗时壮烈牺牲。 　　在那样艰苦卓绝的斗争环境里，父亲几次死里逃生;

　　当时有不少投降敌人的汉奸成立了警备队，为日本人效劳。父亲参加敌工站不久，即被汉奸告发，特务便衣队先后三次到家里搜捕，都因父亲没在家扑了空，未遭毒手。敌人穷凶极恶，就将我奶奶抓起来严刑拷打，用枪逼着我奶奶交出当八路的儿子，坚强的奶奶始终坚称“不知道”。敌人没办法，就把家中的一点粮食及仅有的生活用品洗劫一空。为了宣传革命，一天，父亲在村子的东阁楼给一些进步青年开会，很有气势地给大家演讲，宣传革命道理，汉奸领着日本鬼子来抓人，父亲从楼上跳了下来得以逃生。有一次农忙时节，父亲在地里干活，敌人得到消息过来抓他，听到风声的二伯父和堂哥急急忙忙跑去通知父亲，父亲跑到水沟里桥底下脱身，刚刚离开，敌人就来了，生死就在分秒之间!后来党又决定从完全隐蔽的工作方式变为半公开方式开展活动，穿上便衣化妆成农民在敌占区和游击区流动活动。父亲和一名叫王仁和的同志骑自行车到敌后撒传单，行动暴露，突围中，父亲跑了出来，王仁和同志光荣牺牲。

　　与死神擦肩而过;

　　一天深夜，父亲执行完任务路过北石槽村，想回家看看奶奶，这时爷爷已经去世多年，因为父亲参加八路军，家里经常受到敌人的骚扰，过着惊恐不安的生活，父亲非常挂念奶奶和家人。到家时已是后半夜，家人都已睡下，父亲没有惊动家人(当时和家人约定的信号是敲三下门)。天气寒冷，父亲就钻进院子里堆放的草垛里休息，由于太累了，一觉睡到天亮都还没醒，家里人也没发现他。这时，日伪汉奸一队人就来到家里搜捕父亲，在家里翻了个遍，没有发现。出来到院子里，看到院子里的草垛，拿起刺刀使劲捅了一番，这时父亲被惊醒，看这刺刀紧贴着自己的腿部、肋下扎过，屏住呼吸，一动也不动。直到敌人走远了以后，父亲才从草垛里钻了出来，奶奶和家人看到后吓的目瞪口呆，奶奶说“幸好我们不知道你在里边，不然知他们用刺刀捅的时候，我们一定撑不住，非暴露不可!”

　　被“牺牲”的经历;

　　由于父亲是当地人，影响比较大，敌人一直想抓住他。当时敌工站来了一位外地的同志，父亲始终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这位同志不幸被捕，敌人在审讯他时，他说自己就是郭炳喜。这位伟大的敌工战士英勇不屈，惨遭杀害。他死后，敌人通知父亲的家人去领尸首，我的两个伯父拿着草席，怀着无比悲愤的心情，准备把父亲带回去安葬。看到尸体，不是自己的弟弟，大吃一惊，也不敢表现出来，含着眼泪，把这位可敬的无名烈士带回去安葬了。这时许多人都以为父亲已经死了，以后日伪汉奸上门捣乱的渐渐就少了，家里的日子稍微平静了一些。这位勇敢机智的抗日英雄，用这种勇敢特殊方式保护了我的父亲，使父亲和他的特工战友们能够继续更好地坚持敌后抗日活动。

　　庆祝胜利;

　　1945年，日寇投降，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奋斗了八年的父?H无比激动，为了表达胜利的喜悦，父亲骑着高头大马回到村子里，拿手榴弹当礼花放，充分显示了一位共产党抗日战士的革命豪情!直到现在，我们回到老家，村里的老人、干部还一次次给我们讲父亲的这些革命经历，这也是我们最自豪的东西，是父亲给我们留下的最宝贵的财富!

　　四、继续革命

　　抗战胜利后，父亲到长治市第二区担任秘书、区长工作。解放战争开始后，父亲随军南下，在解放辉县的战斗中英勇负伤，后因伤转入地方工作。历任巩县公安局长、郑州地委专署公安处长、河南省政法委秘书、河南省民政厅移民局副局长、新乡地区行政干部学校校长兼党委书记、新乡地区文化局长、新乡地区行署视察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父亲仍能和战争年代一样，保持实事求是，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无论在多么艰苦的地方，做什么艰巨的工作始终以党和人民利益为重，坚持原则，顾全大句，为了党的事业呕心沥血、赤胆忠心、无私无畏，充分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文革中由于敌工站工作的特工经历，被打成“青帮分子”、“叛徒”、“特务”，遭受审查、迫害、批斗，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于1969年9月含冤去世，终年58岁。1979年新乡地革委为他平反昭雪。

　　如果没有党的启蒙，没有日寇的侵略，父亲可能像他的父兄一样，以种地、教书为业平静的度过一生。是共产党的号召，民族精神的激励，使他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开始了他艰苦而光荣的战斗生涯。我的父亲自从参加革命，跟随共产党为新中国的成立英勇奋斗，不怕牺牲，用鲜血和伤痛立下了赫赫战功。在他的一生中，无论遇到多大的挫折，始终初心不改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以党和人民利益为重，为了党的事业呕心沥血、赤胆忠心、无私无畏，不怕牺牲自己的一切，充分体现了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的高贵品质。即使是受到委屈和不公正待遇时，他总是说“要相信党，受点委屈不算什么，比起牺牲的同志，我已经很知足了。”他就在他垂危病重时，床头唯一的书就是《毛选》四卷精装本。他一生始终以一个共产党员标准要求自己，从没有利用手中的权利为家人、亲友谋求过任何私利!作为行政十三级领导干部，革命残废军人，他严格要求自己，坚持艰苦朴素的作风，生活非常简朴，全家住着漏雨的旧房子，上班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穿着母亲做的老布鞋，他留下来的衣箱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他最珍惜的东西就是一身旧军装和一把枪套(枪已经上交)。他用自己的行为，告诉我们什么是一个真正的中国共产党员!

　　在中华民族危亡时刻，父亲和中华好儿女们一起奋起抗战，和长治敌工站的特工在最危险的敌后战线和日伪敌特殊死搏斗他们为新中国诞生，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立下不朽的功劳!他们是共和国的功臣，是真正的民族英雄，党和人民不会忘记他们，历史应该牢记他们，后辈应该学习他们。他们虽然已经永远离开了我们，但将永远拥有一样东西――不朽的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