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联战士吃土仍顽强抗日
来源：沈阳日报   2016-12-25 14:56:01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整个东北三省1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被日军占领，日本对东北三省的大规模侵略强烈地震动了中国社会，一场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很快在全国许多城市和村镇兴起。沈阳作为抗战中的爆发起点城市，留下了太多的抗日印记。我们一起听抗战老兵及其后人讲述那些鲜为人知的抗战故事，寻觅沈阳的抗战记忆。

2015年8月19日，和平区的一幢老式房子里，96岁的周淑玲老人，因为腰骨老化，已经卧床两年多了，记忆力也衰退了许多，但在时断时续的交谈中，记者仍能感受到她当年抗联女战士的豪爽英气。采访中，在儿子李勇的不断提示下，周老记忆深处那段在白山黑水间的抗日往事再次被勾勒出来。
 

抗战在参加抗联前就已开始
 

“我先是坐马车，然后是步行，我和我父亲还有五叔一起，走了三天三夜呀……”

那是1938年的秋天，周淑玲在密山县找到了抗联三军四师三十二团，成了一名抗联女战士，但事实上周老的抗战早就开始了。“1919年，我出生在黑龙江省宝清县三道河子村。在童年记忆中，就有亲人被日本兵当众羞辱的情景，有城外山上那些被开膛破肚的乡亲们的尸体……从爷爷算起，祖孙三代都是抗联的人。父亲周庆发和三叔、五叔都先后参加了抗联。爷爷周芳路和另外两个叔叔是抗联的地下交通员。15岁我就当东北抗日联军的地下交通员。在抗击日伪军的战斗中，我有7位亲人都牺牲了。”

“十五六岁我就开始给抗联做事。平时侦察敌情，传送情报。抗联队伍来住我家时，我就忙着烧水做饭，给伤员治伤换药、缝洗衣服。有一年冬天，临近傍晚，我发现离家不远的土道边有10多辆日本卡车，便趴在附近的山头上看，很快就摸清车上装的是被装、弹药等，还有20多名日军士兵押车，那些东西当时都是部队急需的。我把消息送出去后，第二天抗联就在单家亮子(地名)打了个漂亮的伏击战，被装和弹药全部缴获。后来，因为我有‘通匪’的罪名，日伪军一把火烧了我家的房子，我被迫躲进一座尼姑庵继续抗日。”
 

战斗中收获一生挚爱
 

1938年11月，在军长周保中的撮合下，周淑玲认识了三十二团团长李铭顺。李铭顺擅长打仗，是一员猛将，还救过周淑玲两次。

九一八事变以后，李铭顺因为痛恨当局的不抵抗政策，率部脱离东北军，报号“天德队”，在完达山和三江平原一带抵抗日寇，后来李铭顺又率部参加抗联，1935年，他被任命为赵尚志领导的三军32团团长，从此他屡建奇功。

“结婚当天，我记得，我俩的洞房就在战地上——一个又潮又黑的山洞里。他捧来一把小米，给我吃了，然后就带着队伍出发了。从结婚到1987年他病逝，我们先是在战火中出生入死，新中国成立后又在一起建设祖国，前后生活了近50年，遇到他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

李勇告诉记者，父母一辈子相亲相爱。1987年，父亲逝世后，母亲至今也不愿搬出这间住了多年的老房子。
 

两个孩子不到1岁就夭折
 

1938年冬天，日伪围剿抗联，实行“并大屯”、“篦梳山林”。无数村庄被放火焚烧，无数个抗联密营被捣毁。部队被封锁在大山里，衣服单薄，破了没法补，只能裹上兽皮甚至桦树皮。住的是潮湿冰冷的地窖，气温零下40℃也不敢生火。粮食奇缺，只好吃野果、啃树皮，一根萝卜坚持一个礼拜，有时只能喝自己的尿，实在饿急了就吃土。

“即便环境恶劣、生存艰难，抗联将士仍顽强抗日。在攻打宁安的一次战役中，我父亲牺牲了。李铭顺在一次战斗中负伤，肠子都被打出来了，也差点儿牺牲。我先后孕育了4个孩子，有两个不到1岁就在密林中夭折了。三十二团的二三百人，最后只剩下30多人。我记得有个女同志生孩子，渴得昏迷过去了，没办法只能喂她喝尿，这才缓过来。不少同志走着走着就倒下了，再也没起来。”周老说。在那片白山黑水间，太多惨烈的印记老人不愿再过多描述。
 

撤至前苏联继续参加反法西斯战争
 

“后来我所在部队撤至前苏联境内，与其他陆续进入前苏联境内的抗联部队整编为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被前苏联授予‘苏联远东军红旗军第88独立步兵旅’的番号。在那里，我开始接受了水陆空三栖特种训练，曾获得苏联红军银质奖章和跳伞英雄称号。在前苏联期间，我还学医、从事被服工作，为苏联卫国战争作出了贡献。”

采访结束之际，李勇为记者展示了几样宝贝——2005年7月，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母亲获得“苏联卫国战争胜利60周年”勋章。2015年5月，俄罗斯驻沈阳总领事馆副领事专程来到家中，为母亲戴上了“1941年-1945年伟大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奖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