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学圣：从爱国学生到抗战通讯军官
来源：团结网   2018-10-23 15:56:55

　　郭学圣，年龄：98岁，籍贯：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参加主要战斗：长沙会战。1931年参加了抗日宣传队，一直秘密从事抗日宣传工作，1937年，考入黄埔军校第14期，从军校毕业后，被分到通信兵第二团第四营十三连。抗战胜利后，在贵州随军工署参谋处第四科任上尉通讯参谋。1949年，部队和平起义，此后，便脱去戎装，迁居贵州安顺。

　　1916年4月，我出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一书香门第之家。我的祖父是位晚清秀才，受家庭的熏陶和影响，我自幼酷爱读书，尤其爱读中国历代抵御外侮民族英雄故事的书籍，比如《岳飞传》等。岳飞、文天祥、史可发等民族英雄的光辉形象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我当抗日宣传员

　　1931年9月18日夜晚，日本关东军阴谋炸毁南满铁路，并栽赃给中国军队，进而以此为借口炮轰沈阳北大营，当时我是住校生。晚间，在校的老师，住宿的学生，听到这个消息以后，都到操场去，转来转去，默默无闻，心情非常沉重。虽然沈阳离哈尔滨很远，但每个师生心里边都很悲伤，那个时候也得不到其他消息，当晚师生心里万分的悲痛，但学校还是照常上课。

　　1931年11月，在我国东北齐齐哈尔南嫩江桥地区，爆发了一场震惊中外的“江桥抗战”，这场战斗由马占山将军指挥，听闻马占山江桥战日寇的消息，我和同学们激动万分，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前线的战况。我们上课时都能听见前方的炮声、机枪声。

　　国难当前，家乡沦陷，我毅然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道路，就参加了抗日宣传队。在日寇法西斯统治下的沈阳，这是一项非常危险的工作。在战争中，县里组织宣传队，我自愿报名参加了这个宣传队，我们到学校、机关、公园宣传，到人多的地方贴标语、撒传单，讲演日本侵略我们国家的暴行，群众听后对日本的暴行非常痛恨。以后，在前方打仗的时候，我们宣传队在后方帮助送粮到前线，同时还帮助搭建呼兰河桥。在我们的宣传之中，激发了各界，尤其是商界的爱国之心，抗日救国的决心，我们把在前方的很多事实都讲给群众听。

　　“大 逃 亡”

　　我在学校里一直秘密从事着抗日宣传工作，时常向身边的同学讲述抗日前线的最新消息，并鼓励更多同学加入抗日救国的队伍中。然而，我们的行动也引起了日军特务的注意。1936年的冬天，穷凶极恶的日军特务开始在学校大肆展开调查“抗日分子”的行动，抓捕爱国学生。身为抗日宣传队员的我不得不忍痛离开自己的老师、同学和学校，背井离乡，开始了流亡的生涯。离开东北的时候，正是1936年12月10日，哥哥送我到哈尔滨的一家旅馆住下。第二天，化妆成农民离开东北。

　　然而要逃出东北，我还必须通过日军设置的重重关卡。1936年12月11日下午两点，我踏上了前往北平的火车。在火车上无论男女都很少说话，看上去都非常沉重。当时乘坐火车进关都需要有证明，火车上也会有人检查，并且路上还有不少日军的特务。在车上的人们都装晕装死，谁也不讲话，11日晚10点，到达山海关站，日本人要进行大检查。那个时候我已做好思想准备，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

　　一个日本兵在我身后轻轻敲了三下，当时我还是很镇定，一点也不惊慌。他问我，到哪里去?我说去北平，又问我干嘛去，我说我老婆在那里干伙计，父亲也在那里干苦力。他问我带什么去的，我很快的把带的麻花烧饼等吃得东西拿给他们看。日本兵又问我出国的旅行证有没有?我装傻说你说什么，我不知道啊，正在这时门开了，后面一个车的日本兵喊他说时间到了，现在回想起，如果要是多几秒钟的时间，我就可能被拉下去了。日本兵下去后，我心里的石头才真正落下去了。

　　我到达北平的这一天，古都西安发生了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不久后，国共两党达成共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面抗战爆发已是箭在弦上。东北回不去了，但我从未后悔过自己的选择，我们中华民族绝不允许侵略者对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土地任意践踏。

　　报 考 军 校

　　卢沟桥激战爆发时，我正在北京读书，那时空中的飞机到处飞，城外的枪声到处都能听见。日寇步步紧逼，北平已非久留之地。就在这时，马占山的一个机要秘书给我指了一条路：“南下投考军校，学成后杀敌报国。”

　　7月23日，我乘上南下的火车。那时东北流亡学生先到南京的同乡会及东北流亡学生青年救济处，然后被推荐报考黄埔军校，当时我考的是黄埔第14期。我顺利通过了体检与初考，在南京等待复考期间，上海的淞沪会战正打得如火如荼，南京也频频遭到日机轰炸。复试于九月底开始，考试相当严格，当时考的题目就只有两个，一个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另一个是：“为什么要考黄埔军校?”

　　1937年10月10日，军校放榜，我的成绩处于中上游，顺利被录取。经过考试入伍后，成了正规军，上课以军事为主。如兵器、射击、探测等大项目都要学。可是入学没多久，上海、南京也相继沦陷，黄埔军校迁到成都。我被分配到通信队，当时对这个兵种不满意，认为不能直接上阵杀敌，于是就跟长官反映说，我们是东北青年，应该到前线杀敌，打回老家去，做通信员不符合我们的志愿。结果还是被长官拒绝，他认为从我的考试情况看，适合搞技术兵种。于是我还是被安排到第二营第六连第一排第一班，连长是黄埔四期的。入伍穿草鞋，可我从来没穿过南方的草鞋，刚开始很是受罪，后面慢慢习惯了也就好了。

　　从军校毕业后，我被分到通信兵第二团第四营十三连准尉见习官，经常往返于湖南、广西等地，期间也训练过不少新兵。值得一提的是，我还曾被调到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工作过，这是个比较特殊的机构，这是国共合作的共同抗日的军事机构，叶剑英为副主任。教官大多是八路军派来准备打游击战的，这时有三大队，一、二大队是中下级军官，三队是学生队，也有女生队。

　　战 火 洗 礼

　　1941年9月，第二次长沙会战爆发。日军逼近长沙，情况十分危急，我接到通知，让我们去抢救重要通讯器材。团长告诉我们，这些座机、皮挂机、电台发报机都是由德国进口的，很重要，一共有二十多个大箱子，当日就要我们离开。当天下着大雨，码头上人山人海，我们花重金上了船，过江后到车站，摸黑上了火车，我们终于把器材完好地送到了后方。

　　1943年，我接到回成都军校补训的命令，之后一直到1944年才回到前线，先后在湖南、独山等地任过职。1945年8月15日那天的一景一物至今仍让我难以忘怀。1945年，我因公出差到贵阳，8月15日这天正好在贵阳大十字街头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人们互相传递这个好消息。8年的苦难不可想象，最高兴的是看到了最后的胜利。

　　抗战胜利后，我在贵州随军工署参谋处第四科任上尉通讯参谋。1949年，部队和平起义，此后，我便脱去戎装，迁居贵州安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