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金德：抗日促我走上革命征途
来源：新四军研究   2018-10-08 14:16:32

　　我是个从未出过远门的“小少爷”，从上海到重庆可说是历尽种种磨难，生活的现实让我开始认识了国民党的真面目。妈妈同意我去重庆后，我约个同学作伴，找了一个自称能保证我们安全通过日伪封锁线的旅行社作响导，1943年初与该社另外四个客户共六人化装成商人，随响导乘火车到蚌埠，响导为我们雇了两辆架子车运行李，但当我们要闯封锁线时，响导却溜走了。我们只好硬着头皮闯关。还好，幸亏我们的法币藏在腰带里未被查出，进入“三不管”地区遇上土匪，把我们值钱的行李洗劫一空，为了去抗日大后方，我们义无反顾地继续前进，正当我们庆幸到达国民党统治区时，想不到国军的关卡使我

　　们又遭搜掠，甚至牙膏牙刷也拿走了，堂堂国军竞比土匪还凶，怎能不叫人寒心!不过那时我们还认为这是前线，后方不会是这样吧!其实呢?兵穷民更穷!在皖北平原上，一路见到农民过年仍以山芋叶梗充饥，还遇上土豪敲诈买路钱，熬到河南漯河，以为这样好了，可以乘火车上洛阳、西安入川了。为了庆祝，我上街买了几斤白馍馍，不料碰上一批衣衫烂缕的儿童把我手棒的馍馍打翻在地又和上泥沙往咀里啃，我看到他们个个脸有菜色，就让他们抢走了。这时围观的老乡了解到我们是要去重庆，说洛阳正在闹灾荒，已发生人吃人的悲惨现象，建议我们向南走湖北襄樊为好，是的，那时河南省正遭遇“水、旱、蝗、汤”四大灾难、水灾，即蒋介石为了阻止日军进攻，荒唐地命令他的部队炸毁了黄河花园口堤防，造成了百万人民被淹死、饿死，

　　几百万人民逃难的大灾难;旱灾、蝗灾接着也来了;所谓汤灾则是国民党汤恩伯部队在河南鱼肉人民所造成的苦难。于是我们掉头从叶县乘车到湖北老河口，雇了两个挑夫，翻越武当山，跋山涉水800里终于到了长江边的巴东，这里可以乘江轮入川了，不料客轮全部被征用为“差船”不准搭客。我们这时囊中所剩无几，不能耽搁，经旅店主指点，只好送钱给船上押差的军队，名日“卖黄鱼”，不巧另一条差

　　船上的军队也要争我们这六条“鱼”，争不到就告发，当我们乘的船在奉节县靠岸过夜时，岸上来人把我们押进了镇政府的牢房，审讯中我们诉说了投奔大后方的种种磨难并以绝食抗议从而获释，还让我们

　　登上另一条差船去重庆。到了重庆让人更失望，茶馆贴的是莫谈国事，街上押的是绳索绑着的壮丁，而那些达官贵人却花天酒地，人们说是“前方吃紧，后方紧吃。”除了偶而有日机轰炸外，根本闻不到抗日的气氛，令我悔恨莫及。彷徨中我的堂兄(北碚复旦大学学生)和其他亲友劝我继续学业，争取科学救国。这样我就住到北碚堂兄处备课应考。1943年夏我以同等学历考上了复旦大学园艺系。可是注册那天，我持学历证件前往，校方竟说，按国民党教育局规定：同等学历是以考生读完高一后，因战争失学为条件。说我已读过高三上，读多了，不够条件不能注册。我顿时火冒三丈，拿了证件就走，幸好我堂兄的同学，懂得国民党的那一套，给我写了张高一失学后，由家庭教师补课的证明，我就凭这张假证明顺利地注册了，这使我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的腐败。

　　我进入复旦大学以后，在进步教师如方令孺、张孟闻等教育和一些进步同学影响下，阅读了进步的报刊杂志，开始对世界反法西斯全局和我国抗日的两个战场实际情况，有了个比较全面客观的认识，从而自觉地参加了重庆的要求团结抗战，反对摩擦，要求民生，反对

　　独裁的学生民主运动。1944年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大好，欧洲战场，盟军于6月6日在诺曼底登陆，在东线苏联红军以极大的代价向前挺进，年底打到德国边境;在亚洲战场，美军大举反攻，在美国武装下的中国缅印远征军取得重大胜利，在中国战场的敌后，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有了飞速发展，解放了大批曾被日伪占领的土地，各根据地得到了扩大和巩固，牵制了95%的伪军和65%的日军，大大减轻了中国正面战场国民党军的压力，令人失望的是蒋介石指挥的国军如在河南拥有30万大军的汤恩伯军队和在湖南的陈诚、薛岳的部队都不战而溃，南下日军先后攻占郑州、信阳、长沙、衡阳，轻而易举地打通了平汉线并进一步攻占了柳州、桂林、南宁。当日寇打到贵州独山都匀，威胁重庆时，蒋介石却准备逃跑迁都，国人纷起反对，复旦师生反迁都大会上，洪深教授号召师生带上盐巴上山打游击。蒋介石不得已才要河南灾星、败将汤恩伯去迎敌“戴罪立功”以息民愤(事实上到独山都匀的日寇只有三千骑兵;孤军深入已撤退了)，不久蒋介石又趁机发动大学生参军，以积聚反共力量，遭到我们学生的反对。从离沪到重庆两年多实践中使我看清了国民党蒋介石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咀险。相反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却不断地打击日伪军，收复了大量国军掉失的领土，扩大了敌后根据地，从而使我认识到八路军、新四军才是抗日的中流砥柱，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1945年春，共产党号召大后方知识青年到中原去参加敌后抗日斗争。同年夏我怀着抗日救国的决心，与同班一位同学一起，经中共南方局青年组介绍，冲破蒋日伪的封锁线，到中原新四军五师根据地参加了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