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立华：做过地下党，做过日本劳工，此生不忘为国尽忠
来源：抗战老兵口述中心   2020-02-10 15:25:49

　　我叫耿立华，今年已经 96 岁(虚岁)了。我 14 岁前在家种田，15岁学了一年木匠。那时候，我的父亲耿开始在家务农，大弟耿立富当民兵，二弟耿立武在家念书。家里有十八亩地，房子三间，依靠父亲和我弟弟耕种田地维持生活。

　　1938 年 8 月，日本鬼子进攻苏北，把地方上大部分粮食都抢了，穷人家也没有吃的，当时地方上出现了土匪，抢吃抢穿，我在木匠家，被土匪控制了两个多月。11 月，新四军来到了苏北，土匪有的投了新四军，有的散伙了，我这才回到家里种田。17 岁时，我参加地方民兵，站岗放哨和盘查来往的路人，不站岗时就继续种田。

　　日本鬼子刚到沭阳城时，沭阳的老百姓都开始跑反，许多都跑我们这边(从城里跑到乡下)了，此地都是外地人跑来的。我家属那时候 17岁，他父亲跟我父亲是把兄弟，小时候定的亲。鬼子进沭阳后，我的岳父想把她送来我家，但我家一开始不答应，觉得我年纪有些小了，后来又答应下来了。腊月二十六，我 15 岁，我们俩就结婚了。

　　结婚那天上午，我抬着花轿把她抬了回来。当时此地还没有日本鬼子，她穿着凤冠霞帔来到我家，我们拜了天地，喝了交杯酒。一直到晚上，我掀开串着珠子的盖头才看到她的样子。我们也不知道怎么说话，我掰了一块“开口糕”(云片糕)给她吃，她才开口说话。那时候，我很小，感觉就跟看热闹似的，她喊我“小弟”，我喊她“大姐”，后来被我奶奶给骂了，说是乱了纲常。后来我俩再也没有喊过对方。在外面，如果她有事找我，就拽拽我的衣服，我有事喊她就拽拽她的衣服，然后到一旁小声说话。

　　翻过年(过完年)，正月十七，日本鬼子就进胡集了，到我们胡集的西北角安了据点。有一天，县大队从东边的张圩开了过来，游击队员在打听日伪军的情况，县长吕镇中来到我们老家门口跟我奶奶聊天说：“此地有我亲戚。”我奶奶就问：“你亲戚姓什么?”他回答：“姓耿!但是不知道在胡集哪里，我从小就听说的，但没人来过。”我奶奶就说：“你家姓什么叫什么呢?”他又回答：“我家姓吕，是吕官庄的。”我奶奶告诉他：“我们家就是你家的亲戚!”自此，我家多了一门亲戚，我悄悄地跟着吕县长闹革命了。

　　1939 年 2 月，我在沭阳县胡集乡胡南村加入地方民兵，那年我 16 岁。当兵后，我没去上战场打仗，而是做了一名地下党。她一开始不知道，后来泗阳县一个乡有个姓管的乡长介绍了我家属入党，做革命工作，后来她才知道我是地下党。除了她知道以外，我们全家都不知道。地下党工作其实就是潜伏在老百姓中，了解哪里有地方民情，还有各人的行动，看看有哪些人是倾向日本鬼子的。她有时候说回娘家其实就是去军分区了，或者是去边区搞宣传去了。我奶奶一开始不知道，常问我：“你媳妇呢?”我常常跟她打掩护，说她妈她爹生病什么的。

　　因为工作危险，我们曾经约定只要我不死，她就不改嫁。她 19岁那年，我 17 岁。

　　我们地下党都是单线联系，直接跟上级领导联系，每个地下成员之间也都不认识，自己搞自己的工作。如果都认识，一旦有人落网，那么就会被人一锅端了。开会的时候，都是晚上开，一人蹲坐在一个角落里，不开灯，不允许两人以上的人坐在一起，更不允许交头接耳。等散会的时候，你奔东，我往西，大家各自散开。

　　我到现在都记得我们大区的领导，叫孙春任(音)，是从南方调过来的外调干部。因为跟我母亲娘家一个姓，我就认他做了舅舅，他是哪里人，我倒是不知道。不过，我们关系特别好。因为我常去军分区走动，跟军分区六团的团长还有蔡政委也处得很好，蔡政委晚上都喊我到他那儿睡觉，其实睡觉的时候就是他教导我的时候：遇到事情应该怎么办?一定要沉着冷静!万一被抓住不能暴露实情，一律采取“我不晓得”的方式，不暴露的话还能救下许多人命，暴露的话除了自己死还要拖累许多人。我都暗暗地记下了他所说的。没想到的是，真有那么一天，我被鬼子抓住了!

　　我遭人举报，被日本鬼子抓住下了大狱

　　我 17 岁那年腊月的一天，发生了一件改变我命运的事情。那天天气挺好，我的一个亲戚来我家求我奶奶帮忙，原来她家亲戚被区大队抓住了，怀疑是亲日分子，要枪毙!就连区里领导的警卫员出面担保都没有保下来，这人的嫂子也就是我亲戚，就来求我了。我犹豫不定的时候，我奶奶说：“孩子，去找你舅舅说说情吧，我感觉他不是坏人，都是知根知底的，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我听了我奶奶的话就去找我舅舅了，他问我能不能担保这个人没问题，如果要出问题就拿我是问!我说：“这人如果出问题拿我是问!”这才将这个人担保下来。后来，这个小大哥(小伙)就被我舅舅留在自己跟前了，听说后来还当了团长。

　　本来我是做了一件好事，但是这件事情后来被一个特务知道了。他就抓住这点不放，他认为：就连警卫员出面都没能做到的事情，我却做到了，我肯定跟区大队有不可告人的关系。这个特务害怕我会办他事(抓捕他)，就想法子把我的情况告诉了日本鬼子。

　　我记得那天，我从我救下的那个小大哥家出来，经过一个乱坑(乱葬岗)，那是一条南北路，距离胡集还有里把路(一里左右的路)的时候遇到了一个老头，我知道这个老头不是什么好人，我心想，不好，他是不是看见我从那个人家出来了。我当时就琢磨着，回家看看，能待就待，不能待着赶紧跑。

　　一到家，我看见家属正在晒花生。我奶奶看见我回来就跟我说家里水缸里面水没有了，家属便给我两个木桶让我去挑一些回来。我一边应下，一边说：我去找扁担。一回头，日伪军就进了家门，我就被扑(被捕)人家手里了。家也被抄了，东西也被抢了，就连那几个同志留在我家里的枪也被搜走了。

　　被刑讯逼供，我咬牙坚持没暴露消息

　　我被日本鬼子带到了沭阳县城，一天三番五次地审我。我就咬死了说：“我还是个孩子，啥也不晓得。”可是那个揭发我的特务却盯住了我，认为我肯定有问题，对我说 ：“人小鬼面大(人小鬼大)，都能保住一条人命。”所以，鬼子拼命审我。

　　虽然鬼子拼命拷打我，但我死咬着就是没说，一口咬定自己就是孩子，啥也不知道。后来，鬼子也发狠了，拿着刺刀放在我的脖底(脖子下面)，顿时凉飕飕的感觉让我汗毛都站了起来，我当时心里只想着：海了(完了)!随后便晕过去了，直到第二天才醒过来。

　　天亮之后，我发现自己在禁闭室。我心想，鬼子应该是消除对我的怀疑了，这条命保住了。等吃过早饭，3 个日本鬼子来到禁闭室，把我逮出来，这时我才发现我父亲也被逮来了，我知道他是受我牵连，我当时眼泪就掉下来了，但他轻轻摇摇头，示意我不要哭。

　　3个日本鬼子一个在前面，剩下的两个把我们爷俩夹在中间。我看着这个架势想着，完了!是要枪毙我和我父亲!后来，他们带着我们在沭阳大街转悠了一圈后，结果没枪毙我们，却把我们带到了县政府大牢里，给我们俩戴上了 9 斤重的大镣(镣铐)，后来日本鬼子就没问我们爷俩。大概 3 个月以后，日本鬼子又来了，把我们的大镣用工具给錾开，开汽车堵在大牢的门口，把我们绑起来带到了汽车上，我心想：这次是真要带我们去枪毙了。

　　我可能是命大，这一次我又没有被枪毙，汽车带着我们来到了连云港。到了连云港，我们又被关进了禁闭室，这个禁闭室是一个水牢，里面有尺把深的水，上面有一块板，人就蹲在那里。睡也不能睡，走也不能走，只有吃饭的时候才放出来。我们在那边坐了 3 天牢，就被带出去洗澡换衣裳，然后就上了去日本的舰船，到了那才知道我们是来当劳工了。

　　其间，我们部队知道我被抓的消息后，本来想花钱买通鬼子把我救出来，可是钱是使了很多，但他们就是不肯放过我。到最后，日本鬼子放出一句话：要回家就给枪毙了，不回家就去日本做劳工。后来我就去日本“劳改”了，我是和我父亲一起去的，临走的时候家里还有啥人，我们一概不晓得了。

　　在日本做了 3 年劳工，当“奴隶”的滋味不好受

　　后来我才知道，日本鬼子在苏北地区抓了有 700 多名劳工，先是把人押到了徐州，并把同一个地方的人全部打散，所以我到连云港的时候，一起来的就剩下 4 个人了。再后来被押送到了日本国北海道当劳工。

　　我们在北海道做劳工，其实就是去挖矿的，挖水银。整天待在矿山上扒烂泥，然后放在水里淘，把水银淘出来，淘出来之后还不能放在地上，一旦碰到土地，这水银就不见了，要找纸，把水银放在纸上，接着烘干水汽，再倒进瓶子里。

　　劳工里不但有中国人，还有美国人，只要在战场上被俘虏去的，都来做劳工。我们矿区叫本分(音)矿区，有几百人。每十几个劳工就有一个日本人看守，白天小鬼子看着开矿做工，到了晚上就给我们关在大院子里，外面还有鬼子巡查，成天(天天)挨饿，我们那批 180 多名劳工，病死了 21 个，残废了 9 个。生病的话就给点药吃，死了就烧了。平时我们吃不饱，没力气，干不来重活，就天天挨鬼子打。没有受过别的训练，只有干活。鬼子叫你说日语，不会说也是挨打。那时候才感受到，没有家，没有国，没有依靠，像个奴隶一样活着的感受。

　　在北海道矿山里，我干了 3 年劳工，一直干到日本投降。一开始我们是不知道中国胜利的消息，直到有一天，我们发现没有鬼子来看着我们干活了，我们也觉得奇怪，后来从一个女鬼子的收音机里听到：日本已经投降很多天了!

　　整个矿山都沸腾了，我们劳工队自由了!没过几天，国民政府派遣的翻译官到了，他们帮助我们成立了纠察队维持治安，但他们却没有要接我们回去的意思。

　　与此同时，美国大鼻子也来了，他们也成立了维持会，但他们的维持会经常会瞎胡来(胡作非为)，老是打砸当地人。我们中国人还算是本分的，看见美国大鼻子欺负人，我们纠察队就会去维持秩序，两方就会发生矛盾。比如说，我们中国人到那里的饭店吃饭，日本人还是很客气的，但是对美国人一点也不客气，不想给他们吃饭。有一回，我在街上看见美国人开着汽车，看见年轻的姑娘抱起来丢到车里就跑，我们中国人看到后跟上就追。

　　没想到的是，最后是美国人把我们送回国的。我还记得上舰船之前，美国第七舰队把我们召集起来，说要请我们看电影，结果上了北海道的渡船后，他们把我们送到了大阪，随后上了舰船便被送回了中国。

　　后来，我们才发现舰船上还藏着百十来个日本女人。虽然联合国规定不允许带她们回中国，但那些女人自己藏在船里面，我们许多人都不知道。后来，通过翻译官解释，我们才知道，她们也不愿意当亡国奴，这才来中国。

　　不愿意当国民党，回共产党部队后才安心

　　1945 年 12 月，我们在河北省天津塘沽登陆。我们本来还带着许多中国人的骨灰，后来因为没办法带走，都撒入了海里，他们也算回归故里了。同去的沭阳老乡也死了两三个，他们的骨灰也没有带回来安葬。

　　在天津塘沽，国民党九十四军接管了我们，当时他们还对我们说好听话，“你们在此地都不要走动，我们会安排你们回家的，你们在日本都受苦了。”结果呢，他们把我们带到了北洋大学给关了起来。

　　第二天，我们聚集在院子里。他们喊到名字的可以出去，没喊到名字的不能动，结果我父亲被喊到了，他就出去了。后来我才知道 35 岁往上的全部走了，35 岁以下的一个没给走，原本千把人一起回来，就剩下 100 多人没让走，其他都放走了。他们也没告诉我们要做什么，虽然管饭，但是院外有人看管，不让我们走。他们说，我们需要再服役 3 年，很多人想回家，也有人逃跑，但是被逮到后轻则打一顿，重则枪毙。那时候，我才 22 岁，从日本回来时面黄肌瘦的，哪里有力气逃跑啊，之后就在国民党九十四军一二一师师部三连二排五班当兵。

　　国民党的班长看我心情不好，经常劝我出去走走，可我不想去，我不敢。那个时候，国民党的口号是“宁错杀一万，不放过一个”，我曾经是共产党的事情怕被他们知道，所以我一直不敢乱动，在那儿待了有三四个月。

　　有一天是星期天，班长硬是带着我出去了。这一出去，我就看见了和我一起在日本劳工队的工友，他是东北人，他当时就认出了我，我也认出了他，但是我们不敢交谈。等又过了几天后，我主动跟班长说：“我想出去转转，洗洗澡。”班长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我一出去立即就去找那个工友，我抱着他就哭，他比我大很多，也不觉得哭丢人。他问我想不想当兵，我说不想当国民党的兵。他就问我，想不想去东北?我立即回答想去。我们约好了等我下次去找他时，他们带我走。

　　后来，我真的跟他们跑出来了，并且到了东北，但一直过着流浪的生活，他们接纳了我，我也帮他们做些生活琐事。

　　后来，东北战争又打响了，热河支队到了我所在的那个村里。支队长是江西人，他和我住在一个炕上。得知我曾在日本做劳工，还从国民党部队逃跑后，就问我愿不愿意来支队?我立即答应了。到了支队后，我的心终于放下来了，我又回到了自己的组织。接着就是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我们也参与了进去。打仗的时候，我一封家书都没有寄过，部队里连个识字的人都没有，根本没办法写家书。家里人都认为我死了，我家属也改嫁了。

　　退伍，我只想回家

　　1948 年 11 月，我 25 岁，在北京再次入伍，成为四野四十八军一四四师四三二团二营六连的一名战士。1951 年，在四三二团二营六连，因军事训练中，勤学苦练、细心学习，经团政治部批准荣立二等功。“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承认党章、党纲，按时缴纳党费，服从党的一切决议，遵守党的纪律，加强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努力提高自己的觉悟，积极参加党领导下的一切建设工作，精通自己的业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任何环境下不屈不挠，不叛党、不投降敌人，忠诚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1953 年 6 月 27 日，在广东省湛江市新圩镇，我递交了我的入党申请书。由四三二团工兵连老党员史占玉、武振财两人介绍入党，支部书记是刘吉祥。

　　预备期半年后，1953 年 12 月我转正了，在党内任小组长。当时，我在东北，天特别得冷，零下 30 多度，“不怕苦、不怕牺牲。”我用一个别针，把入党的小本子别在衣服内口袋里收藏。同一年，在四三二团，我用心钻研，勤奋苦练，团结互助，成绩显著，经团政治部批准荣立三等功一次。

　　“上级组织审查意见：根据该同志入伍时间及表现，职务同意晋一级，由副班级晋升为正班级。”1954 年 2 月 20 日，我成为正班长。1954 年 8 月，在任战士 4 年又 7 个月，任班长 11 个月后，我担任了四三二团工兵连三排副排长。当时三连副排长尚哲生提拔为正排长，我因思想意识好，工作积极肯干，有管理教育能力，被提拔到三排三任排长。

　　1955 年 2 月，我退伍了，终于回到了家乡，回到了宿迁回到了沭阳，回来之后才发现我家人以为我战死了，妻子也改嫁走了。后来，在我父母的主持下，我又娶了一个媳妇。脱下军装回家后，我依旧是个农民，能平平安安地做个农民，我很高兴。这 60 多年来，和家人过着安安稳稳的日子，我有两儿两女，儿孙们也都孝顺，我很享受当下的幸福生活。

　　(本篇稿件介绍的老兵耿立华，在身份上因当年是地下党，新中国成立后只是被认定为复员军人，但他是目前宿迁唯一幸存的曾被抓到日本做劳工的，且参加过战斗的老兵。他的故事是一段重要的史实，有非常重要的历史价值，因此选入本书稿。)

　　采访地点：宿迁市沭阳县胡集镇胡南居委会陆庄组 384 号

　　采访时间：2018 年 9 月 13 日

　　采 访 人 ：耿立华

　　撰 稿 人：仲文路、史伟

　　拍 摄 者：杨群

　　(时间;2020年1月2日 来源：《抗战老兵口述实录》，宿迁日报社 编，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