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润坤口述抗战历史
来源：人民网   2020-04-22 10:50:31

　　2014年7月7日是全民族抗战爆发77周年纪念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为“独立自由勋章”雕塑揭幕。站在总书记身旁的两位抗战老战士——焦润坤和林上元，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7月9日，笔者采访了90岁高龄的焦润坤老人。

　　“能参加揭幕，是我一生中非常荣幸、非常幸福的事情。”说起7月7日与党和国家领导人共同为“独立自由勋章”雕塑揭幕，焦润坤老人十分激动。

　　7月7日一早，女婿送老人出门。“车子一上二环就堵住了，可把我急坏了。”老人说，幸好，只堵了一小段，没耽误活动。“要是合影没赶上，不遗憾死了吗?”他说。

　　日军侵华战争让他无家可归

　　1924年，焦润坤出生在江苏常州的一个城市贫民家庭。没念几年书，他就因为交不起学费，被学校开除了。

　　1937年，日军侵华步伐越来越快，对南京沿线城市狂轰滥炸，常州也未幸免于难，焦润坤因此成为那场灾难的亲历者。

　　一天，这个正提着篮子沿街卖豆制品的13岁少年，目睹了日军轰炸城市，荼毒平民的暴行。当轰炸结束时，“街上到处都是死伤的百姓，惨不忍睹，很多受伤的人一直在喊‘救救我啊，救救我啊’”。

　　“这是‘七七’事变以后，南京沦陷之前。”焦润坤说。为了避难，焦润坤的父母带着3个儿女举家外逃。后来，投亲无门，父亲带焦润坤到上海，母亲带着弟弟妹妹回到常州。

　　因为生活无着，父亲将焦润坤托付给亲戚，亲戚又将焦润坤送到儿童收容所，父子失去了联系。自此，焦润坤与全家失散，成为无家可归的孩子。

　　亲历日军发动的细菌战

　　1938年秋，为脱离日本人的魔爪，爱国人士竺梅先将上海一些无家可归的儿童转移到浙江宁波。为了不受日本侵略影响，竺梅先找了几位国际友人挂名教养院董事，成立国际难童教养院。

　　教养院选址在宁波奉化，一共招收约500名各地难童，年龄在八九岁到十几岁不等，14岁的焦润坤也成为其中的一员。

　　从1938年到1942年，焦润坤在国际难童教养院度过了4年时光。

　　教养院生活艰难，大家常常只能吃发霉的地瓜干，一点盐水就当成是菜。因为长年见不到油，皮肤一挠就像下雪一样掉皮屑。1940年10月的一场细菌战，让焦润坤未能完成初中学业。

　　当时，日军对宁波发动细菌袭击，慈溪、奉化等地瘟疫横行，教养院中近百名儿童受到感染，焦润坤也是其中之一。

　　感染症状表现为先冷后热，“打摆子”。受到感染的人浑身长满脓包，最小的像黄豆，最大的有拳头大。因为没有药，他们只能拿剪刀剪破大脓包，涂上盐水。

　　“最痛苦的就是每天起床，宿舍里哭声一片”，焦润坤说，“因为脓包会和被子黏在一起，每天都要撕扯，一撕就流血，被子都被染红了。”

　　3个月后，焦润坤从隔离区出来时，原本近百人的床铺已经空了不少，不少原来的小伙伴都已经死去……

　　“代表牺牲的战友享受幸福”

　　教养院解散后，焦润坤和32名同学一起，决定去打游击。他们经慈溪到上林湖集结，参加了新四军淞沪一支队。后来，焦润坤在一次养病期间与部队失散，又于1943年4月正式加入新四军淞沪四支队。

　　焦润坤所在的部队主要在浙东地区活动。“我们遇到很多困难，生活条件差，武器也远远落后于日本人，打仗就靠着勇敢和精神支持。”但焦润坤坚信，“正义的战争一定能打败非正义的战争。”

　　回想起战斗的“光辉岁月”，焦润坤说，那时候，四支队经常与三、五支队一起活动。“三、五支队对我的影响很大，纪律很好。”焦润坤回忆说，三、五支队要求战士借宿老百姓家之后，走之前要打扫干净屋子，把水缸挑满，打坏东西要赔偿，借的东西要归还，还设有群众纪律检查员。

　　他至今仍然清晰地记得牺牲的战友卓新民。“那天细雨蒙蒙，”焦润坤说，那是1945年，日军为了阻断浙东山区与平原地区的联系，在离慈溪不远的下湖头庙建立据点。为了端掉日军的据点，中队长卓新民率领100多人向日军发起了攻击。

　　“中队长比我大将近10岁，当时我21岁，他将近30岁，对我很照顾，我一直把他当大哥一样。”焦润坤说。战斗中，中队长卓新民腹部中弹，血流不止，但是他并未在意，一心想将据点门打开。

　　为突破敌人的机枪封锁，把中队长撤下阵地，排长杨光明一边把仅有的斧头和手榴弹扔进庙里，一边让大家齐声呼喊。“当时鬼子的机枪就乱了，我和另一个战士赶紧搀着中队长撤下去。”半个多小时后，大家终于找到一家民办诊所，但中队长还是因为失血过多不幸牺牲。

　　“以现在的医疗条件，中队长牺牲不了。”老人说，“我一直在想，我是代表牺牲的战友享受现在的幸福。”

　　抗日战争期间，焦润坤参加过多次战斗，解放战争中又参加过鲁南、莱芜、孟良崮、豫东、淮海、渡江等战役，后又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荣立三等功两次，被授予三级解放勋章，并于1964年转业。

　　为抗战纪念馆录制视频节目

　　如今，90岁的焦润坤老人和84岁的妻子黄强生活在一起。“孩子们都住在附近，有时候回来。但是什么事，能自己干的我们就自己干，才能发挥自己的作用，身体才能好。”他有些得意地说。 两位老人身体硬朗、耳聪目明、思路清晰、声音洪亮。

　　黄强原名黄琳，出生在辽宁营口。“九一八”事变后，年仅一岁的黄琳跟随任海关科员的父亲撤退到重庆，在那里长大。儿时的黄琳常拿着小马扎躲在防空洞内躲避轰炸，也常常目睹“人被炸得挂在树上”、“树上挂着断手断脚”等惨不忍睹的场面，母亲也在逃难中病逝。

　　1949年，黄琳来到上海参军，遇到任指导员的焦润坤。黄琳说自己的名字显得太弱，焦润坤说，那你就叫黄强吧。两人从此结下良缘，相伴至今。3个孩子的名字“云鹏”“旭平”“海鹰”，以“空”“陆”“海”的涵义，寄托着两人的军旅情结。

　　离休后，焦润坤加入了北京新四军研究会，还时常为高校学子和部队战士讲述战争经历。他的“口述历史”也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录制成视频节目。

　　焦润坤说，抗日战争那段历史的亲历者越来越少，他要在有生之年把传递历史记忆的工作做下去。

　　焦润坤说，宣传历史上的真善美必须打击假恶丑。牢记历史，不只是历史学家的事，更是关系到民族、国家的大事。“有人意欲篡改历史，我们一定会起而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