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火里的青春：95岁抗战女战士深情回忆
来源：铁军第一师   2020-05-27 11:01:56

学生时代的夏溶

　　在我读南通女子师范初中一年级的时候，北京爆发了“一二·九”运动，我跟随高年级的同学参加了游行，我们高喊“支持一二·九运动”等口号，要求政府停止内战，立即联合各党派，团结全国人民抗日，路的两旁站满了群众，他们也举起手臂同呼口号。在游行中，我感到自己突然长大了，在我们游行的同时，南通学院的农科、医科、纺科、南通师范及南通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代表奔赴天生港，准备乘轮船到南京，向国民党中央政府请愿抗日。可是国民党南通县政府强行命令船员全部撤走，使轮船不能开动，学生们以绝食进行斗争，听说，南通学院医科的黄竺如、黄曼欧二位教授带着饭菜来到天生港，含着泪水劝学生们吃饭，并说：“我们老师停课，支持你们的斗争”。

　　响应“一二·九”运动参加游行，是我第一次参加爱国运动，记忆深刻。

　　1937年7月7日，日寇进犯卢沟桥，全国人民愤怒极了。我和同学们每天晚上听新闻广播，关心战局的发展情况。我们最爱听的是广播里的《义勇军进行曲》，我们也跟着唱，“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1938年3月17日，日寇侵占了南通城，可恨的是国民党南通县党政军事先得知消息，在3月16日夜偷偷逃跑了，3月17日拂晓，日寇飞机在南通城低空盘旋，南通女子师范的住宿生躲进了防空洞，他们等待解除警报的钟声，哪里知道日本鬼子就站在防空洞门口，命令他们一个个走出。

　　1938年下半年，南通女子师范在金沙镇复课，我和同学们都在金沙校中学习，有一天，我和两个同学回南通城家中取棉衣，当我们走近兴仁镇时，看到农民们扶老携幼牵着耕牛逃难。他们说，日本鬼子在不远的地方“扫荡”。当太阳将西下时，离我们不到一华里的大庙被日本鬼子放火烧了，浓烟滚滚，火焰从各个窗口喷出，不久就倒塌了。听说日本鬼子走了，我们向前走，走到大庙旁，看见底层还在燃烧，发出劈劈啪啪的响声，我们继续向前走，走到三里墩时，天色漆黑了，不能再走，就借宿在农民家里，这家农民很热情，老奶奶拿出麦屑替我们煮饭。忽然听到对面农民家里传出凄惨的哭声，我们问老奶奶是怎么一回事。老奶奶拭着眼泪说，前几天日本鬼子下乡“扫荡”，对面人家的儿子没有躲得及，被日本鬼子用刺刀杀死了。今天是“头七”，家里的人白天不敢哭，怕鬼子听见，熬到晚上才哭的。

　　二、入党

　　1939年初，南通商益中学迁到如皋县的潮桥镇朱家园(现属如东县)，并增办高中，我就在该校高中班学习。语文老师张梅安先生，思想进步，文学造诣很深。他讲课的内容，除教科书外，还增加了不少爱国主义的优秀文章及诗词。有时，他在那间狭小的卧室里，向我们介绍当前的斗争形势。我在纪念他的诗中，写有“漫天烽火探方向，斗室春灯指北辰。”“北辰”即指中国共产党。在梅安老师的指导下，我们班上的同学发起成立了“文学研究会”，我是成员之一，常向会刊(壁报)投稿。我对国民党反动派搞皖南事变，杀害新四军干部战士，义愤填膺。我在文章中写道“血的债，要用血来还!”这句话被三青团头子邵苇一看到了，他对我的同学说：“邱升中学有几个赤化学生被活埋了，你叫夏溶当心。”我对他的威胁并不害怕，因为我不是孤单的，有梅安老师及很多同学支持我。

　　1940年10月，新四军东进到通、如、海、启，我们对亲人的到来，兴奋极了，一天早晨，我们看到很多新四军战士，来到我们学校操场，很整齐地坐在背包上，他们互相拉歌，《延安颂》《我们在太行山上》《新四军军歌》等雄壮的歌声飞向四方，激动着我们每个人的心胸。

　　至于校内挂的三青团牌子，已经摘下，邵苇一灰溜溜地被学生赶下台。

　　1941年暑假开始，苏中四分区在本利镇办起了夏令营，学生们来自四面八方，我也在其中。我们对紧张、生动、活泼的生活，感到很新鲜，很喜爱。薛驹教我们唱《国际歌》，陈同生向我们讲持久战，俞铭璜作青年革命人生观的讲座。使我们在思想政治方面开了窍。

　　我在夏令营呆的天数不多，四分区东南晨报社的记者孙大翔特地来到夏令营，动员我去该报社当记者，我一向对报社工作很向往，也就同意了他的意见。与他同到如皋县政府请吴天石开了个介绍信，这样，就到了掘港镇。当时东南晨报社因战争的关系已迁到王家园，掘港镇只有几个留守人员。我在掘港镇随孙大翔学习采访写报导，我写过几篇报导，在报上刊出。当时的党支部由苏北文化服务社，东南晨报等单位的党员组成，党支部书记是吴铭。由于我积极申请入党，党支部经过考察就批准了。我站在有镰刀斧头标志的鲜红的党旗面前高高举起手臂，庄严宣誓，“不怕困难，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我兴奋极了，这是我的新生命的开始。

　　三、爱情

　　后来因为日本鬼子要来“扫荡”，我来到王家园报社所在地，这时认识了总编辑徐铭延同志，他是南通人，与我同乡。他对工作认真负责，根据党的指示办报。他的文学素养好，思想敏捷，常在报上发表观点鲜明，笔调锋利的短评。他主编的报纸及写的文章，深得他的顶头上司、四分区地委宣传部长洪泽的赏识，洪泽与徐铭延结下深厚的友谊。20世纪80年代，洪泽自上海来南通，我拿了《徐铭延文存》送给他，他对已去世20多年的铭延还是怀念的。他说铭延在东北刚解放时写了一首诗送给他，他至今还保存着。洪泽即将离开南通时，写给我一封信，说“铭延的文章已读过，全国解放那些年，未能与他多接触畅谈，对他一贯对我的深情关怀，未尽答谢之事，引为终身遗憾”。

　　我与铭延产生爱情，是由于辛弃疾的《贺新郎》《绿树听鹈鸠》引起的。我与铭延面谈时，我背了这首词，并说这首词写得很悲壮。现在抗战中读它，感受莫深。铭延看到我刚从校门走出，能背这首词。很惊讶。他介绍我读了老舍于1938年8月写的《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这首诗在成立大会上起了巨大的鼓舞作用。诗的体裁是七律。铭延说，中间的二、三两联写得特别好，内容是“忍听杨柳大堤曲，誓雪江山半壁仇。”据说，郁达夫听了很激动，步老舍韵和了一首诗。

　　我与铭延爱好相同，增加了相互了解，过了几年，我们结成了伴侣。

　　1941年8月13日，日寇大“扫荡”，东南晨报社将排子机，印刷机等“打埋伏”了，工作人员撤离了王家园，夜行军到达南通县北兴桥。报纸暂时改为油印报。后来根据上级指示于1942年年初迁到启东县，继续出铅印报，报名改为《江海报》徐铭延仍被任命为总编辑。

　　四、战斗

　　我在北兴桥的时候，考虑到自己在报社里写不出好文章，向组织上提出要求调到农村搞民运工作。组织上同意了我的要求，由南通县委将我安排在石港区中雁乡任党支部书记。不久，又调任石港区委宣传委员，任务是建立农抗会，实行“二五减租”，筹建民兵队伍。完成这些任务，要做农民的大量思想工作，我要住农民家里，与农民同吃同劳动，有了感情，做思想工作也就便利。

　　1941年底，我又被调进南通县委机关，做宣传干事。县委书记周一峰工作很忙，常骑自行车深入基层。他平易近人，我们对他也很照顾，机关每搬到一个新地方，我们总将门板卸下，替他搭一个高铺，我们年轻干部将稻草铺在地上，也睡得暖暖和和。

　　我们县委机关学会了当时流行的整齐清楚的字体。县委发出的文件大半是我抄写的。周一峰称赞我写的字不错。

　　1942年9月得到情报，日军南浦旅团第五十二大队保田中佐大队长率领日伪军400多人，兵分两路向二窎镇进犯，企图奔袭新四军指挥机关和主力部队，周一峰将我们几个年轻女同志安排在梁灵光领导的南通县警已团内，战斗开始了，日军主力直奔二窎镇进犯，另一支部队奔向南通县警卫团的驻地白龙庙。我亲眼见到梁灵光沉着指挥应战。没有多久，日军被南通县警卫团阻击后，马上缩回与进犯二窎镇的主力靠拢，新四军一师粟裕师长早已部署三旅七团在二窎镇南边的谢家渡打一个伏击战，日伪军一个个进入七团布置的口袋中，战斗很激烈。天色黑了，我们站在距离谢家渡不远的地方眺望，看到那里的火光冲天，吼声震地。第二天大早就听说，日军被七团围困得无路可逃，有的往河底跑，也被打死了。这次战斗将日伪军全歼灭了，击毙日军110多名，生俘日军3名，保田中佐也丧身火海。之后，粟裕师长指示将保田中佐的尸体送日军据点麒麟镇。并附信一封，警告日军不要再屠杀中国人民，否则难逃保田的下场。

　　过了几天日军对我方报复“扫荡”，新四军早已得到这一信息，将主力跳出了包围圈，以便灵活作战。这时周一峰将县委机关的干部统一作了安排。外地的几个女同志穿着本地土布女服装，跟随农民妇女到田里拾棉花，屋里只留下会讲南通话的我和另一个女同志，并对我们说有刻写印刷任务。周一峰讲过话后就走了。这天上午我们看到屋前的大路上有很多日本军队在行走。我们的住处距离大路300米左右，到了中午，周一峰将他起草的《中共南通县委告民众书》交女交通员送给我们。我拿到稿子后就将蜡纸放在钢板上刻写，另一位女同志等我刻完一张就印刷一张。女交通员负责监视敌人的动态。如果发现敌人从大路走入小路，向我们住的屋子走来，我们马上将钢板、蜡纸、铁笔、印刷机藏进屋后的草堆中。后来发现大路旁的一座大宅子的烟囱冒烟了，估计是鬼子在烧饭。我们考虑危险性增大，刻写印刷要尽可能加快。我们终于完成了任务，女交通员将印刷件包扎好，走向屋后隐蔽的小路。我们非常高兴，我们面对敌人独立作战完成了任务，经受了严峻的考验。

　　五、韬奋

　　1942年初冬，著名的爱国人士邹韬奋先生经过艰难跋涉来到苏中，他在重庆国民党召开的参议会上，对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狠打内战、压制民主、实行独裁的暴行指出尖锐的批评。结果国民党反动派对他发出通缉令。共产党设法将他送到香港，日寇侵犯香港，廖承志将他送到共产党领导的东江纵队游击区。东江纵队派人将他一站一站送到上海，上海共产党地下交通站将他送到苏中。

　　邹韬奋先生一到苏中，就深入到各单位、学校去调查，与群众打成一片。南通县委为他召开了宣传文教青年干部座谈会，我也参加了。邹先生向我们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新四军自皖南事变后，很快建立了苏中、苏北、淮北、淮海这一大片抗日民主根据地，距离南京、上海这样近，较大城镇都已被敌伪占领，主要水陆交通都在敌伪控制下，又无深山丛林给以隐蔽，居然能生根立足，而且来去自如，实在不能不令人感慨得既兴奋又很惊奇。”他还说：“我在这里高兴极了，看到咱们祖国的明天”!

　　我在学生时代，就非常崇拜青年导师邹韬奋先生，常在生活杂志上拜读他的文章。现在亲聆他的教诲，怎不激动呢!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韬奋先生，他因患癌症被送到上海治疗，于1944年6月2日去世。

　　1943年12月铭延和我被调苏中行署文教处工作。1945年5月抗战8年胜利了。当年11月底，铭延和我去苏皖边区政府教育厅报到。我们是乘一小船去的，经过宝应湖时，看到碧水与长天一色，一轮红日从彩云中冉冉升起，一派幽美悦目的风光。这是抗战8年来，第一次陶醉在自然景色。不久，我们又投入到激烈的解放战争中去了。

　　2001年迎来建党八十周年，我心潮澎湃，忆者颂今，写了首《临江仙·入党六十年抒怀》内容是“忆昔狼烟漫祖国，年轻义愤从戎。新兵最爱战旗红。枪林弹雨里，学习女英雄。六十年来风浪激，紧跟舵手从容。而今华夏更昌隆，小康门已达，谈笑百花中。”这是我大半生的写照。铭延在九泉，如见到这首词，定会展开双眉，绽出微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