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眼见证高邮解放后日军打开城门缴械投降
江都城区,一栋小楼上长满花和青藤,老战士徐干每天精心侍弄着它们。战争年代的硝烟已经远去,可那段打鬼子的记忆却刻骨铭心,苏中新四军对日军作战最大的两次战役——车桥之战、高邮之战,他都冲在最前线。
初入部队
“国民党队长”原是潜伏党代表
我1929年出生于东台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小时候经常吃不饱饭。由于家里经常揭不开锅,妈妈只得带着其他孩子外出讨饭,寻一条活路,我由于年纪小,留守在家中。
13岁的时候,我已长成一个胆大、顽皮的小男孩,村里的王保长看我头脑机灵、活泼好动,老是呆在家里饿肚子也不是个事,于是推荐我参加了国民党地方守备常警大队,担任勤务员,我一看能混口饭吃,就答应了,就这样,1941年,我就参加了工作。
去了国民党地方守备常警大队以后,时间长了我才知道,原来队长王国柱是潜伏在里面的中国共产党党代表。
死里逃生
子弹飞来,班长按下我的头
1942年底,我从滨海区游击连升到苏中一师特务团。1943年春天,部队由东台沿海边南下,日军一支部队“清乡”扫荡,团里决定针对日军地形不熟、情况不明的特点,让我营部署战斗。
我营迅速到达伏击地点,日伪军抵挡不住节节溃退,我们在后追击。走到吕四港发现敌人,在当地民兵配合下打了一仗,战斗不到一个小时,这次战斗共抓获十几个鬼子、二十几个伪军,缴获了一些武器弹药。
可是我在这次战斗中差点送了命。当时我年纪轻,没有打过仗,缺乏作战经验,不懂得利用地形地物,而是跟着大部队瞎冲。当敌人还击时,一枚子弹袭来,班长李志波抓住我的头一按,结果我的帽子被打中,掉落在地上,班长手负伤了。如果不是班长按下我的头,就被打死了,真是死里逃生。
部队打进庄后,在追击时,指导员与一个伪军相互抱打起来,教导员被敌人按倒在地,看到这种情况,我立即冲上前去,用手榴弹捺伪军头,敌人倒下去了,教导员掏出手枪将伪军打死。这次战斗结束,在庆功大会上我受到表彰,记功一次。
解放车桥
一小时突破敌人的土围子
1944年3月,上级命令我所在支队攻下车桥。车桥是连接台南、台北、淮南、淮北的重要战略要地,是日军的重要据守点,我营负责阻止从高邮方向增援的日伪军,这一仗打了3天,很激烈,我主要负责向连或排传递命令。
秋季,我们又参加了著名的解放车桥战斗。开始我部打狙击,防止淮安的敌人来支援车桥,后因我主攻部队伤亡太重,把我们一营调上主攻车桥南门,约一小时突破了敌人的土围子,在友邻部队配合下结束了战斗。此战俘虏日军400多人,伪军500多人,是苏北抗战史上俘虏日伪军最多的一次。
解放车桥意义十分重大,把苏中苏北淮南淮北联成一片,使战局变被动为主动,为抗战最后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解放高邮
亲历中国抗日最后一战
1945年8月,我部队改编为八纵队68团,由俞炳辉任团长,我在营部当通讯员,该年年底,我们参加了对日最后一战——解放高邮战斗。这时日军已宣布投降,但是蒋介石要日伪军向扬泰地区国民党部队投降,邵伯、高邮仍被日伪军占领。
粟裕司令命令七纵和地方武装攻打邵伯,我们八纵队攻打高邮城。我所在团攻打高邮南门,当我们到达高邮南门宝塔湾时,碉堡里的敌人还在睡觉就被我们缴了枪。
1945年12月,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但蒋介石要求日伪军把枪械缴给国民党军队。因高邮是我新四军、八路军与日伪军直接战斗的范围,在粟裕师长的指挥下,我九支队连续两天向高邮集结。
日军在我军的包围下,被迫打开高邮城门,缴械投降。我们部队兴高采烈地进城,敌人把武器放在街道两边,一改以往的嚣张气焰,低着头表示投降,道路两边的群众们敲锣打鼓迎接解放军,祝贺高邮解放,一派欢天喜地的景象。
这就是我亲身经历的中国抗日最后一战,我很自豪亲历了这场著名的战斗,这份荣誉感将伴随我终身。记者 姜涛
人物档案
徐干 男,中共党员,江都区经委离休干部,1929年出生,1944年入党,1941年9月参加革命,1988年12月离休。抗战时期,徐干历任新四军战士、副排长、排长、组织干事、副指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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