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岁新四军老战士忆峥嵘岁月 16岁加入妇女分队
来源：扬州文明网   2015-07-07 10:13:10

　　齐耳短发、精明干练，6月1日，记者来到旧城仓巷昔日的新四军女战士李玲家时，这位92岁的老人特别开心。虽然耳朵不太好使，但老人内心深处对战争的记忆却历久弥新。那是1939年，正是抗战最艰苦的岁月，而马塘，注定成为李玲老人人生旅途上一个重要的驿站。

　　昔日的新四军女战士李玲

　　小乡村来了年轻女兵

　　南通女工集体投奔抗日根据地

　　1939年4月28日拂晓，一艘满载热血青年的船，在离开唐闸郊区经过一夜航程后，终于顺利抵达目的地马塘。在一片欢声笑语中，船慢慢靠岸了。呵！这就是！

　　上岸后，我跟着陆斌她们径直走向不远处的印心堂，这里是抗战支队政治处的驻地，我们和先期到达的同志们会合了。

　　第二天，政工队的同志要我们准备一个节目，参加五一劳动节演出。根据平日听到的故事，我编了一个话剧，剧情是一个纱厂女工，正在喂婴儿时，突然一个日本鬼子闯进来，女工和鬼子展开搏斗。这时，她的丈夫——一个勇敢的游击队员出现在门口，开枪打死了鬼子。我自己扮演女工，又找了两个女同志分别扮演游击队员和日本鬼子，在不到两天时间里，把台词和动作排练好，如期参加了镇上的公演。

　　1938年3月17日，南通城沦陷后，日寇烧掉我的家，15岁的我，心里燃烧着一股抗日的怒火。因此，听说陆斌她们一厂的女职工准备投奔抗日根据地的消息时，我毫不犹豫地加入了她们的队伍。这次由地下党动员和组织前来马塘的女工，一共不到30人，我们成立了抗战支队独立妇女分队，不久又从南通、马塘来了一批女青年，分别编在三个班里，我是二班副班长。

　　记忆中的“军训”

　　白天操练，晚上上政治课

　　我们的驻地在离印心堂大约半里的观音堂，这是一个很大的尼姑庵，在空旷的大殿上，用砖头围成三个长方形地铺，三个班集中住宿，两人一个铺位，两条军毯正好一铺一盖。女同志们一律剪成齐耳短发，穿军装，打绑腿，背一支小马枪，腰系子弹带，还插上两枚手榴弹。如果长行军，还得把军毯、雨衣叠成长条交叉背在肩上。

　　每天凌晨，天际还挂着残月，我们便开始早操了。白天出操时，一般练习步法、队形、卧倒及枪上肩、持枪敬礼等动作，掌握子弹上膛、退子弹壳等技术，有时也演习打靶。各人的枪自己保管，按时擦枪。

　　除军事训练外，每天整队到政治处，听史白同志上政治课，他第一篇讲的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他还布置我们写控诉日寇罪行的文章。梁灵光等领导同志后来也来作过形势报告。

　　天暖了，洗澡可是个大问题。我们便在小屋里放两只木盆，三十几个人轮流进去洗，十分钟左右就赶紧出来让别人进去洗，困难也就克服过来了。

　　虽然物质生活贫乏，但我们的精神生活却丰富多彩。除唱歌、演戏外，还可以读到《大众哲学》、《西行漫记》、《铁流》等进步书籍。队里有十多个同志不识字，我就编了以抗日为内容的识字课本教她们，利用午睡时间，我给每人订一个小本子，分别抄上课文，编一课，教一课，她们进步很快。

　　7月份我们军训基本结束，有更多的时间排戏了。除我们自力更生搞一些小节目，政工队的同志有时也和我们同台演出。有一次，史白、顾尔钥两位同志和我们排了一个独幕剧“游击队”，除在镇上公演外，又到王袁乡邱升中学给全校师生演了一场。

　　李玲和爱人参观苏中七战七捷纪念馆

　　依依惜别马塘

　　红色的种子在这里播下

　　七、八月间，顾尔钥、顾尚劼、刘紫萍等政工队的同志和妇女分队的陆斌、陈玲、周平、吴志纯和我，进驻离马塘十几里路的三和乡，住在一家地主的大房子里。顾尔钥同志是我们的队长，他带我们到田头向老乡们宣传抗日的道理，教他们唱抗战歌曲，我曾写过一篇散文“波动在原野的歌声”，记述当时的动人情景。

　　午后，顾尔钥同志把我们集中在车篷里教歌，“流亡三部曲”、“拉犁歌”等便是在那时学会的。顾尔钥同志还作了一首“农夫苦”的曲谱，让我们填歌词，我写了三段，第一段是“日日辛苦日日忙，还是一身破衣裳。天灾人祸闹不了，一年更比一年荒。”晚上我们在月光下排戏，有时也和老乡们一块儿乘凉，讲革命故事，教孩子们唱救亡歌曲。大人小孩都很喜欢我们这些年轻人，还用大瓢盛着馒头干或炒蚕豆送给我们吃。

　　由于形势的变化，妇女分队在未能得到更多的锻炼、发挥更大的作用之前，于1939年10月初宣告解散，9月底陆斌即带着我、周平、邵民、吴志纯、陈玲和陈华等几个人提前撤离，重返唐闸郊区。

　　别了，马塘！别了，亲爱的首长和战友们！在这短短的令我终生难忘的五个月里，我学到了许多，也长大了许多，但我毕竟还是太小了。在队里我是最小的一个，陈伟达同志喊我小鬼，宋祖望同志喊我小兵，陆斌她们喊我小人儿（因我本姓倪），到支队部时，战士们听我一口南通话，总是笑着喊：“小蛮子来了！”

　　当年江北特委在江海平原这块土地上，播下了一大批革命的种子，我也是其中的一粒，由于过于稚嫩，没有能像别的种子那样很快发芽、开花结果，但，它毕竟是一粒红色的种子，在稍后的岁月里，终于还是发芽开花结果了。

　　随着时光的流逝，离1939年已过去了76个年头，这可贵的一页，在我的人生的长河中犹如一朵闪亮的浪花，它始终在我的心潮上跳跃。

　　当年那些和我在一个锅里吃饭的战友，特别是一些领导同志，如今差不多已在我的缅怀中一个一个地走了，但他们的教导常常在我的耳畔萦绕。（扬州晚报 通讯员 老干轩 记者 姜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