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往昔抗战岁月 上海移动抗战老兵赴国难甘洒热血
来源：人民邮电报 作者：封秀慧 刘雯    2016-09-22 11:09:07

上海移动抗战老兵的故事

70年前，他们风华正茂。年轻的双眼，目睹山河破碎。家国的沦丧，刺痛着年轻的心。他们义无反顾,赴国难抛头颅、洒热血，保家卫国。他们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胜利，赢来了和平。如今，英雄垂暮，忆当年，念战友，浑浊的双眼，重放异彩。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活在当下的我们，不应忘记，没有他们当年的冲锋陷阵、以命相搏，就没有这场战争最终的胜利，更没有今天我们的和平与幸福。

本期和大家一起走近通信人中的抗战老兵，听听他们的抗战故事，铭记他们的功勋。
 

“抗日小英雄”养成记

老兵档案：陈汉文，1926年10月6日出生，江苏泗阳人。1943年参加革命，在新四军四师后勤部任职，少年时曾担任抗日儿童团团长。解放后在邮电华东器材供应处、上海电报局等单位工作，现为上海移动离休干部。

眼前这位老人面容清癯，精神矍铄，从他坚定的步伐中，依稀可以看出军旅生活在他身上留下的痕迹。

陈汉文拿出一本连环画册，指着上面画着的“抗日小英雄”说，“这就是我”。1939年，新四军解放了他的家乡，他当上了儿童团长，第二年被评为“抗日小英雄”，并在安徽青阳召开的世界反法西斯大会上作为代表发言。“邓指挥亲自给我戴红花，那时候我就出名了。”陈汉文的激动之情溢于言表。

回想起儿童团那会儿的事儿，陈老的脸上浮现一丝自豪。当年，他才13岁，新四军39支队的杨队长安排他儿子和陈老一同前往淮阴洋桥口提取情报。“为什么叫洋桥你知道吧？是美国人造的一个桥，所以叫洋桥，桥洞下面有一个修鞋子的小店，我们要到那里去取淮阴城地形情报。”陈老向笔者解释道。他们碰到的最大难题是，整个淮阴城已被日本占领，入口全天都有日本兵和汉奸站岗，怎样才能混进去呢？

“我就动脑筋，鬼子成天抢我们的鸡鸭猪羊，说明他们要吃东西，那我就弄一只大公鸡吧！”当时的陈汉文自己动手编了柳树篮子，把自家养的大公鸡用绳子绑在篮子里，用一块布头盖好。吃过晚饭，两人就从洪泽湖出发，也不知道走了多远（后来听人说八九十里路），累了渴了就喝点黄河水，到第二天上午十点左右才到达淮阴。

守门的是两个日本兵和一个汉奸，看到陈汉文身后的大篮子，日本兵径直奔来掀开盖布，大公鸡见到亮光就飞出去，两个日本兵赶紧跑去抓。而一边的汉奸就过来询问，陈汉文机智地回答：“我舅奶奶在城里头住，生毛病要喝鸡汤补补身体，现在被东洋人抢了去。”然后开始大哭。汉奸觉得不耐烦，就挥手让他们赶紧滚，于是他们就这样顺利地“滚”进了淮阴城。

好不容易找到了洋桥，以及洋桥下提供情报的老人，在换取情报前还需对接暗号。

“干什么的？”

“我们来买鞋子的。”

“买几双？”

“不，我们买一只。”

就这样斗智斗勇，陈汉文成功将情报取出并及时送到新四军根据地。“杨队长说小鬼你很聪明嘛，我说鬼子到我们那边扫荡就是抢这些东西。”其中的辛酸不言自明。

四月的阳光耀眼但不灼人，温煦地洒在铺满麦子的地上，牛拉着石头磨子在滚麦子。麦子堆到膝盖深，时年13岁的陈汉文拿着尿盆一脚深一脚浅地走去，但还是晚了一点，牛尿浸湿了周边的麦子。无情的牛皮鞭在他背上狠狠抽了五下，火辣辣地疼。忆起往事，陈汉文叹了口气说道，“我那个时候赤膊，家里穷没衣服穿，老子说皮肤打坏了会长好的，衣服打坏了没钱买。”就是这五鞭，激起了陈汉文的不甘与不忍，于是他跑到当时的区大队开始了自己的军旅生涯。

其实，陈汉文从小就一直想去打日本鬼子，因为在很小的时候亲眼目睹了他们的强抢掠夺。大年三十，村子被日本部队扫荡，房子也被一把火烧光，只能住在八面透风的芦苇里面过年，饥寒交迫。他们村庄还有个72岁老太太被凌辱后杀害，所以在陈汉文幼小的心灵中种下了一心要参军抗日的信念。

1943年，陈汉文经区里推荐参加了为期8个月的“淮泗抗战干部班”，学习毛主席游击战战略战术，一心想赴前线杀敌。他说，“宁在阵前死，不在阵后亡”。但10月课程结束后，他因年龄原因被组织安排到新四军四师后勤司令部任职，虽不能如愿上战场，却也服从组织做好后勤保障。

在一次战役撤退中，整支队伍死伤惨重，陈汉文指着自己脚踝处的一处伤疤，说道，“是手榴弹炸的，躲避到老百姓家里，人家看我是伤兵趴在那里，把我背到家里养伤，养了好几个月。”直到解放后，陈汉文定居上海，仍一直不忘当时的救命恩情。

谈起不久前的那场盛大阅兵，陈汉文激动不已，特别是看到那些高科技的武器装备，他说，“我的心里像吃了冰淇淋一样开心，开心得不得了。从此中国人站起来了，在世界上站起来了，再也没人敢欺负我们了！”
 

烽火岁月演绎“红色情缘”

老兵档案：何浩泉，1929年9月11日出生，广东中山人。1945年参加革命，任苏南军区司令部电台报务员，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雷达三十四团参谋长、上海市长途电信局副局长等职，为上海移动离休干部。

初秋的阳光不算炽烈，但当抗战老兵何浩泉拿出珍藏的军功徽章，打开尘封的记忆，眼含激动的泪水,将那段珍贵的历史娓娓道来,带我们一起走进那些峥嵘岁月时，我们被抗战老兵炽热的爱国之心所感动。

86岁高龄的何浩泉有着不同寻常的“红色情缘”，因为他的夫人、姐姐、姐夫、夫人的家人都是军人。抗日胜利70周年，夫妻双双获得纪念章。1945年2月，当时年仅16岁的何老就正式参军，1945年6月成为苏南军区司令部电台报务员。说起参军缘由，何老说:“我姐姐14岁就跟着地下党去参军了，姐夫1939年也参军了。因为我家里那个时候非常贫困，吃不饱穿不暖，就去工厂做童工。后来工厂关门，厂里的工人都去了根据地。我就跟着姐姐留在部队里。”

回忆起刚到部队时候的情景，何老说：“那时候我人小，拿着枪，枪比我人还高，没鞋子穿，就是光着脚，一走就是上百里。那时我们在天目山一带山区都是光着脚丫子走的。”

“我一直是搞通信的，后来就学电报了，再后来改行就搞雷达了。”虽然何老没有亲临战场杀敌，但是他的工作对整个部队来说却绝对是关键。“因为我是搞通信的，报务员很少，绝对不允许你随便跑的，打死了就完了，没人联络很危险的。”

在采访何老的过程中，他反复说战争是相当残酷的，和平来之不易，是多少先烈用鲜血用生命换来的，一定要珍惜。他说：“习主席在阅兵仪式上的讲话非常好，尤其是最后几句：和平必胜、正义必胜、人民必胜。要珍惜和平，珍惜当下。”

谈起70周年阅兵仪式，何老说对武器装备特别印象深刻。“现在装备不能比了，不是那个时候的装备。战争期间，很多人基本上是九死一生。特别是我老伴，抗战时她搞救护工作，看到牺牲的人太多太多。”

“过去我们武器装备都是缴获人家的，是从日本鬼子那里缴来的。从抗战时期一直到胜利，我那时候在淮海军分区，独立团三分之一是三八大盖步枪，是从日本鬼子那里缴来的，三分之二都拿的长矛。在抗战胜利的时候，主力部队好一些，有小炮、迫击炮这些。我们这个军分区以下的独立团就差了，都是大刀、长矛，所以我们战场上主要是靠人，靠人的精神。”

在抗战年代，不仅武器装备匮乏、落后，通信设备——发报机都是自己组装，发电机是人摇的发电机，摇机班要十几个人，而且马达很重，需要十几个人轮流背着转战不同战场。何老说当时电报多得不得了，电台一共就两个报务员，还有一个人回去了，只剩下他一个。作为华东野战军发报最好的三个报务员之一，身为一级报务员的他最多时候连发了66份电报。

说到对移动通信人的希望，何老语重心长地说：“要了解历史，铭记历史，并不是说让你们像红军一样，但是在工作上要积极。你们的知识面、能力、精力比我们强得多，层次也很高，要比我们进步得多，但是要很好地继承我们党的一些传统，比如说艰苦奋斗、谦虚谨慎。人不谦虚谨慎是学不好东西的，也干不好事情。我是这样走过来的，我们都要很好地继承传统，更好地做好我们的工作，为党的事业为‘两个一百年’，为中国作贡献！”
 

在枪林弹雨中接受战争洗礼

老兵档案：吴有龙，1924年7月27日出生，广东恩平人。1940年至1944年在国民党74军51师151团服役，抗日时期，奋勇杀敌，多次身负重伤。1945年伤愈归队路上被共产党军队收编，在四纵队26师一营一连任战士，参加革命。解放后在上海电信局等单位任职，现为上海移动离休工人。

初秋时节，在上海一处民宅我们见到了这位已过耄耋，听力几近丧失的抗战老兵。回忆起当兵岁月，老人的情绪有些激动。对于一个老兵来说，就算记忆不再清晰，但那些苦难日子怎能忘记？

吴老原籍广东恩平，14岁就去香港打工。后来因为日本轰炸香港，回到家乡避难。回忆起当时家里情形，已经91岁高龄的吴老难掩悲痛。他说：“我有一个姐姐，一个哥哥，两个弟弟。阿姐出嫁了，阿哥因为兵荒马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有可能死掉了。两个阿弟送到了很早的那种孤儿院，因为我们没办法养了，后来在孤儿院也饿死了。我父亲和他哥哥原来是盖房子搭棚的，后来打起仗来，房子没人盖了，全部跑光了。我母亲挑担子，从恩平挑到阳江，结果得了传染病马上就死了，后来家里就剩我一个人，没有办法抓壮丁把我抓过去了，所以我们家没人了，到现在只有我一个人了。”

1943年，当时才20出头的吴老在湖南长沙洞口一带参军，编入中国军队74军51师。说起这段经历，老人一边摇着头，一边举起颤巍巍干瘦的手说苦得很。

在常德战役中，他身负重伤，子弹从脑后部横穿而过。说到动情处，老人呜咽着向我们比划：“当时我正在爬山要攻上去，爬到一半，子弹从这面打过来，一枪打下来以后我什么都不知道了，从半山腰滚下来了，也不知昏迷了多久，醒来后发现手能动，脚能动，就往后面走，走了很长的路来到后方有担架的地方。”因为伤员太多，药品太少，只好用简单药物让伤口自动愈合。好在当时吴老年轻，身体比较好，所以伤口好得很快。

正是在这个时候，吴老有了现在这个名字。因为脑部负伤，当时的吴老讲话有些困难，所以自己的名字也讲不太清楚，别人只能根据大致发音记录，于是就有了现在“吴有龙”这个名字。他说：“后来觉得这个名字很好，就留下来了。”

等伤口好了以后，再回到部队去，做传令兵——送信。吴老说：“传令通信员一个人骑一匹马去送电报，每个人还要背着枪，因为路上很危险，遇到下雨刮风，看到有灯的地方就休息，第二天再出发。”

20岁当兵，经历长沙会战、常德会战等大大小小战役，吴老冲锋陷阵，几经磨难，多次身负重伤。1945年伤愈归队路上被共产党军队收编，在四纵队26师一营一连任战士。1948年淮海战役结束以后，他被调到后方去读书，1949年来到上海参加工作。

抗战胜利70周年过去了，现在老人的头上、颈上、身上、脚上，还依稀可见曾经的战争留下的创伤。对此，吴老表示已经习以为常，阴天痛的时候就用手去揉，他说：“揉一下会好一点，人能够活下来已经蛮好了，今天的生活已经很满意了。”

说起70周年大阅兵，吴老感慨自己刚刚进入部队的时候，“我矮小没有枪高，不好背枪，但伤亡人太多了，没有多久还是背上了枪和子弹筒。枪是79步枪，打一枪推一枪，但敌人都是飞机，整个长沙被炸平了。”再看看阅兵仪式上的装备武器，吴老激动地说：“能走到今天不容易啊，能够看到70周年，看到今天的繁荣富强我很开心。以前国贫挨打，民弱受欺，如今国强民富，中国站了起来，希望大家好好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