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润坤
共产党抗战老战士焦润坤——
“我就是日寇侵略罪行的‘活见证’”
硬朗的腰板,矫健的步伐。看着眼前这位“风一般”的老人,很难让人相信,新四军老战士焦润坤已经年至耄耋。正是因为觉得自己身体倍儿棒,7月7日参加纪念大会那天,老人坚持不要陪同、不要专车,搭着顺风车就出发了。
“能参加这样隆重的纪念大会,我觉得非常骄傲!”焦润坤老人动情地说,“我是代表千千万万牺牲的战友们,在享受这个时代赋予的荣光。”
随着老人的深情述说,我们仿佛回到了多年前那个战火纷飞、国土沦陷的年代。
“我出生于江苏常州的一户贫民家庭。淞沪会战爆发后,日寇开始对南京及周边铁路沿线城市狂轰滥炸。日寇的滔天罪行,让我成为了‘孤儿’。”焦润坤老人回忆说,“那一天,13岁的我正在常州火车站提着篮子叫卖豆腐。突然间,急促的空袭警报声响起,日寇的炸弹如雨点般落下,街道上顿时血肉横飞,平民百姓死伤无数,真是造孽呀!”
虽然侥幸逃过一劫,焦润坤却在随后的逃难途中与家人失散,几经辗转,最终被送入了位于上海的工华儿童收容所。1938年,为了不让这些孩子落入日寇手中,著名爱国人士竺梅先挺身而出,将收容所里的孩子全部转移到浙江奉化后琅乡泰清寺,创办了国际灾童教养院。
“为了顺利将我们送出日统区,竺先生还专门找了几个欧美人士,假装合作伙伴作为掩护。”焦润坤老人愤慨地说,“可恨的是,日寇连孩子也不放过。”
1940年10月,国际灾童教养院驻地遭到日寇细菌弹袭击,大面积爆发瘟疫,近百名孩子受到感染,焦润坤也是其中之一。“当时我发高烧、打摆子,浑身脓包。每天早上起床,宿舍里都是哭声一片,因为脓包破裂,和被子粘在一起,撕心裂肺地疼。”焦润坤回忆说,“我们90多个人被集中隔离,由于日寇封锁,缺医少药,只能自生自灭。三个月后,隔离区里空出一大片床,我侥幸活下来,几乎瘦成了皮包骨头。”
“我就是日寇侵略罪行的‘活见证’!”焦润坤老人激动地说,“当年,日寇犯下了滔天罪行,造成了多少妻离子散的人间悲剧!但直至今天,日本还有一些人无视铁的历史事实,无视在战争中牺牲的数以千万计的无辜生命,逆历史潮流而动,一再否认甚至美化侵略历史,真是丧心病狂,恬不知耻!对此,我们绝不答应,要坚决回击!”
“我们在国际灾童教养院接受的是爱国教育,最爱唱的是《大刀进行曲》《五月的鲜花》等抗日歌曲。”焦润坤老人介绍,1942年,教养院驻地沦陷。当时,竺梅先因积劳成疾已去世,接替他继续这份事业的妻子徐锦华,也因经费、粮食无继,陷入重重困境。当时,汪伪驻军多次要挟接办,徐锦华坚定地说:“宁可解散,也绝不能把孩子们送到日寇和卖国贼的手中。”从此,教养院里的500多名孩子风流云散。
“从教养院里出来的孩子,如今有在大陆的,也有在台湾、美国的。我们在后来的聚会中常常聊及往昔岁月。”焦润坤老人动情地说,“虽然彼此际遇不同,但是有一点,500多人里没出一个汉奸!”
“我们去哪?参军!报国!打鬼子!”焦润坤自问自答。在进步人士的帮助下,焦润坤等32名年纪稍长的青年,一起投奔了部队。焦润坤本人,也如愿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淞沪四支队”,走上了烽火连天的抗日前线。一次,在成功打下日寇据点后,焦润坤还在《浙头战斗报》上写下了激情澎湃的《攻打下湖头庙》。“抗日战争期间,我脑子里只想着把日寇赶走,不管敌人多么疯狂残忍,无论环境多么艰苦,我都不畏惧。”焦老坚定地说。
“老头子很爱写文章,还经常去学校和部队搞讲座,说是要把那段历史好好传承给下一代,这也是他缅怀战友的一种表达,我很支持!”焦老的夫人、84岁的解放军老战士黄强说,“我的家乡在辽宁营口,当年,我妈妈就是在‘九一八’逃难中去世的。今天,一些日本右翼政客不思悔过,还在无耻地否认历史,还要脸吗!”“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中国人民对战争带来的苦难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对和平有着孜孜不倦的追求。”谈起习近平主席在纪念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焦老感同身受地说,“我们应该牢记历史、不忘历史,从历史中找到前进的动力。尤其是现在,抗日战争那段历史的亲历者越来越少,我要在有生之年把传递历史记忆的工作做下去,这也是一名老共产党员应尽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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