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5月,日军攻占徐州,又向中原推进。我当时在太康县立中学读书,学校停课,人心惶惶。县中在共产党员张俊峰老师的带领下,组成约30人的太康剧团,我也参加了。我们先在城里演出抗日戏曲,但6月间,剧团被迫随着溃退的国民党军队向豫西逃亡。路上遭日空军扫射轰炸。大家晚上躺在草窝里,流着眼泪唱着“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痛恨日军给中国人民造成的苦难。
我们继续在豫西演出和宣传抗日,深受人民支持。张俊峰老师的提箱里还有《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许多书刊。我对这些书感到很新鲜,也很爱读。我们还遇到从延安来的学生给我们讲在延安学习的情况,地方老党员也说可以介绍我们去确山县竹沟新四军办事处等。几经辗转,剧团在与杞县抗日游击队领导人吴芝圃联系后,8月份渡过黄泛区回到太康。但几天后,日军占领了太康县城,剧团也收拢不起来了。我的家成了日军的养马场。城内的老百姓逃到乡下,又被夏季汹涌的洪水围困,人们都淹在水里,爬到倒塌的屋顶上露宿,饥寒交迫。
秋凉后,我的同学耿传兴带来彭雪枫署名的新四军游击支队抗日安民布告和一些宣传品。我在国难家仇和民不聊生的绝境中看到光明和希望,认为共产党是最好的党,八路军、新四军是抗日救国的最好部队,能够为革命事业奋斗终身,我感到很光荣。10月,我们两人填写了入党申请书,交给介绍人李本元上交党组织。不久,我还带上入党志愿表到日军占领的县城去发展党员。
后来,我向母亲、姐姐提出参军要求,她们劝我可以到洛阳投靠在国民党当军官的二姐夫,又说我是独子,家里困难,我走了怎么生活等。我心里也很矛盾,但最终我选择了投身革命。1939年2月,我同三个伙伴参加了新四军,是李本元带我参军的。
入伍后,因我不满17岁,没能下连队扛枪,就跟随新四军游击支队副司令员吴芝圃,日夜行军到永城县书案店与彭雪枫同志会师,后经吴副司令员介绍入随营学校学习。
真是百闻不如一见,短短的两个月学习,我的所见所闻所学,使我在政治、思想上的认识,起了空前变化。部队纪律严明、官兵平等、抗日坚决,我所看到的彭雪枫、吴芝圃、张震等领导干部,都是革命多年、有远见卓识的老红军和老党员,是吃苦在前、以身作则的模范。
部队到敌后仅仅半年多,就由300多人发展到三个团,与日伪军多次作战,缴获了很多武器。老百姓说:“新四军是天下文明第一军”。我这时向班长和指导员再次提出入党请求,并把之前的入党请求作了说明,指导员于1939年4月介绍我入党。这次加入中国共产党只是革命征程的第一步,经过革命的风风雨雨,我总是沿着党指引的方向勇往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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