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亚明,江苏南通人,现年84岁。1945年参加革命,做文化宣传和医疗救护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从事教学、科研、管理工作,曾任南京医科大学学报副总编。
1945年,我14岁,日本还没投降的时候,我在南通女子师范初中三年级读书,学校里有不少地下党。我家里有一个房客,叫黄政,是地下党武工队队长,他的公开身份是商人。
日本人占领南通的那几年,我亲眼目睹了他们烧杀奸淫,无恶不作的大量罪行,深深地感到了做亡国奴的屈辱与痛苦。加之在黄政的影响下,我想离开南通,投奔新四军。
我还动员了一个15岁的同学参军。经黄政介绍,我们连夜出发,经过一个又一个交通站,在各站交通员的帮助下,我们到达如东掘港,见到了一专署专员梁灵光。梁专员看到我们说:“你们还这么小,吃得了这个苦啊?”见他想动员我们回家,我说:“我们出来就是为了打鬼子,我们不回家。”后来,梁专员终于被说服了,把我们介绍到一专署文工团。文工团常到外地演出,并做宣传活动。
一年多以后,因为战争需要,部队要培训医务人员,我到苏中军区卫生部办的第一期卫生学校,接受了大约半年的培训。在卫校的时候,有一次,我们正在上课,大家坐在背包上面,把膝盖当作桌子。突然,国民党反动派的飞机来轰炸,他们误认为这里是苏中军区司令部的驻地。一瞬间,我们的住房、物资都被炸毁了。好在大家反应迅速,隐蔽及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卫校培训结束后,我被分配到第十一纵队卫生部野战医院,到前线救护伤病员。在这期间遇到过几次危险。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1947年,我们住在老百姓家里照顾病号,但是附近没有我们的武装部队,突然遭到了国民党部队的袭击,而且还有敌机轰炸。情况紧急,我们只能把重伤员就近安置隐蔽在田野里,帮助轻伤员撤离到山上。如果不是行动迅速,真要全军覆没了。由于我们处置正确果断,没有一名伤病员遇险。事后,我们受到了纵队卫生部的表扬。新中国成立后,我转到地方从事医务工作。
早在一专署文工团时,我认识了彭黎明同志。之后,我们同在一个部队,淮海战役时,他在华野十一纵(二十九军的前身)八十六师二五八团任宣传股长。后来二十九军整编到空军,我在政治部工作。这一时期,我们确定了夫妻关系,之后一起走过了风风雨雨60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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