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我出生于南京市一个平民家庭,兄弟姐妹六人,母亲帮人做缝补。有好心人看到我家因为没钱,孩子读不了书,非常同情,于是介绍我上了一个教会学堂。我半工半读,一边学习,一边包下四层楼的卫生打扫。没想到,就这样虽艰难但还平静的日子也被打破了。
我记得很清楚,1937年12月12日,也就是日本鬼子占领南京的当天夜间,正在高中三年级读书的我与兄弟姐妹6人一道,在母亲的带领下,悄悄地来到了下关码头,乘坐一艘难民船离开老家南京,前往四川避难。
几天后船停靠在汉口,一上岸我便看见墙上贴有一张黄埔军校的招生广告。当时日本侵略军正大举侵入我国,很多地方已沦陷,在这国难当头的关键时刻,作为一名刚刚满18岁的爱国热血青年,我满怀一腔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决定投笔从戎。征得父母亲同意后,我毅然报考了黄埔军校,随后被录取到军校第十四期十中队步科学习。
我学习了两年,到1939年军校毕业后立即奔赴抗日第一线,与30多个同学被分配到第三战区第四十九军二十六师七十六团,先后任排长、连长、干事等职。我先后参加了几次比较大的对日战役,如南昌战役、上高会战(上安和高安)、诸绍战役(诸暨和绍兴)、金兰战役(金华和兰溪)、龙游战役(龙游和衢州)和浙赣会战等。其中,南昌战役和上高会战是我记忆中最深刻的。
南昌战役中,我们四十九军辖七十九师、二十六师、一○五师和预备第五师,军长是陈安保。我知道的当时预备第五师以一个团的兵力便衣潜入南昌,伪装成算命先生、乞丐、做小生意的等,一待部队打响后,就里应外合。记得5月6号我团攻打日寇占领的大塘李村,战斗打得非常激烈和残酷,双方你争我夺,直至展开了肉搏战。当时我是少尉排长,分配的任务是拿下村中四个碉堡中的一个,那时部队下了死命令:誓与阵地共存亡!我心想“这头也不要了!拼了!”就跟排副商量怎么打。排副脑子特别好使,他让大家搞来十几条又老又旧的棉被,用水打湿,然后在人身上绑着手榴弹,盖上被子推起独轮车向碉堡冲。在我们快打到南昌城附近时,日军调来大批援军,在飞机、大炮、坦克的掩护下,大举反扑而来,并配有骑兵,还施放毒气瓦斯,结果我方受挫。军长陈安保阵亡,七十九师师长负伤,我们团团长赵启阵亡,部队伤亡很大,我一个排的人差不多都打光了。后来,我趴在一个坟堆上指挥,被一颗炮弹打中,我的臂部和脸部中弹,被人用担架给抬了下来,送往鹰潭后方医院治疗。结果嘴上缝了十几针,开了两次刀。这场战役中,我部的任务是坚守住浙赣线,而日寇则要打通浙赣线从而想直取长沙的衡阳,在我军顽强的抵抗下,敌人的计划始终未能得逞,损失十分惨重,我军也有数以千计的官兵英勇献身。虽说我军未能攻克南昌,但也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牵制了敌人攻打长沙及衡阳的援军。我伤势痊愈后立刻重返部队,后来被提升为重机枪连连长。
1941年,我参加了上高会战,即上安和高安的对日一战。这一战打得很过瘾。我军以一个集团军的兵力围打上安和高安,我军采用麻袋战术,诱敌深入,结果大获全胜,俘获了很多敌人,缴获大量武器战马,敌人遗尸战场。我们连还分了四匹马,专驮机枪,这是很少见的事。当时我们的武器很差,大多是套筒步枪,日本人的武器却很先进。说来也很有意思,这里有个小插曲,那时日本人机枪打出来的是点发“啪、啪、啪”,意思就像“怕不怕”那么我们中国兵就不能打连发,不然就像是“怕、怕、怕、怕、怕”,于是我们就教育士兵应该打成“啪啪——啪啪”即“不怕、不怕”,其实这也是战术上节省子弹,避免暴露火力点,同时也是打心理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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