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1924年3月3日,家住泗阳县穿城镇穿城居委会。我三岁时没了爹,我们家兄弟4个,我是家里最小的。小时候我家住在宿豫区侍岭镇,因为逃难,我和家人一路讨饭来到泗阳县穿城镇的舅奶家。我的幼年是在饥饿中度过的。
李保中
我12岁的时候,母亲李胡氏将我送到当地一户人家做短工。我在一户名叫陈家泰(音)的富农家放猪,二哥在陈家友(音)家放猪。平时我和二哥就负责割猪草喂猪,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们吃得很差,就是一些黍米、高粱等粗粮做的炒面,不压饿,还呛人。放了一年猪之后,我不乐意干了。
没过多久,我的大哥李长荣被国民党抓去山西打仗,之后只收到过他的一封家书;二哥因为智力不好,一直在家务农;三哥李长中最勇敢,在19岁那年,也被国民党抓去当兵,后来转而参加了共产党,但因为战乱,三哥最后也没了联系。
两个哥哥相继离家,我家的日子愈加难过,“跑反”成了我印象中最深刻的事情。那时人们一听说有鬼子要来,就开始“跑反”,老人带着孩子,大人拿着装有杂面饼的小包袱,匆匆忙忙,没有秩序。有时大家就蹲在一条大河边上一整天,听枪声,听动静,有时候一蹲就是一两天,许多孩子饿得哇哇哭,但不敢大声哭,会被大人训斥。等到没有动静的时候,大伙估计没事了,就再浩浩荡荡地回到村里。有时刚到家,又听到鬼子要来的消息,大家重新再跑。
外面打仗,家里日子也没法过,我就想当兵,可是我母亲不让,有一次我偷偷跑出来去当兵,我母亲还去找我,将我带了回去。最终我说服了母亲,在16岁那年,参加了地方部队,成为一名侦察兵。
可能是因为我个子不高,不容易引人注意,地方部队的领导就留意到了我。有一次,部队领导安排我送信给槐树庄的一户人家。槐树庄有我家亲戚,这可能也是领导安排我送信的原因之一。至今,我还记得第一次送信,我把信藏在鞋底,顺利送出后还带回一封信。
为了刺探军情,部队驻扎在一个地方后,侦察兵们就和老百姓混在一起,白天帮他们踩水车、做农活。结束后,老百姓就会给我们一点吃的,不给的话,我们就去讨饭。晚上我们才回部队休息,看似在老百姓的农田里干活,但我们却能趁机摸清敌人有多少兵力、枪支。
当了2年的侦察兵,我就被编入了县大队。18岁那年,我和村里一位比他小一岁的姑娘结婚了。人家知道我是当兵的,不但不怕,还很支持我。那个时候,我很少回家,家里都是她一个人在操持。
1942年年底,日伪军对淮海区发动了规模空前的大“扫荡”,我所在部队接到命令死守江苏。战线拉得很长,我们走兴化、泰州、龙门、高邮等地,一边跑一边打。有一段时间,日本鬼子占领淮阴城,我们部队在盱眙,接到通知后就往淮阴赶,联合其他部队,对抗日本鬼子。我们扛着抢,背着背包、水壶,有战士伤了,我就背上两个人的东西继续跑。在打淮阴顺集的时候,担架队都忙不过来,死的、伤的,不断地进进出出,满地都是死伤的战士,还有很多日本鬼子的钢盔。日军的装备比共产党的部队强很多,但共产党靠着游击战策略,常常让日军晕头转向,吃败仗。
抗战胜利后,我又参加了解放战争,到了江南一带。当兵十来年,我几乎跑遍了全国,我已经不记得那些战斗过的地方了,只记得枪声与炮声,夜晚的跑步声。
33岁那年,我从部队退伍回家。当时,领导问我有什么要求,我只想着回家,啥也不要,有地种就行了。领导看我很执着,就同意我回家务农。当我回到家时,我的母亲已经不在了,房子也破败不堪,但幸运的是妻子和孩子们都很好。
我时常会想起那些牺牲在战场上的战友们,我们一起穿越过火线、烧过敌人的战车,我回来了,但他们永远地留在了战火中。今天,国家强盛了,我很骄傲,也很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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