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老家在建湖大崔庄,也就是今天的芦沟镇一带。抗战爆发后,经常听家里大人讲日本鬼子烧杀抢掠的事情。到了12岁的时候,新安旅行团的人到我们学校宣传讲演,我就报名参加抗日活动了。 我记得那是1941年,我大概三四年级,在大崔庄小学念书。新安旅来了三个人,两男一女。
活动开始了,照例是先唱歌,都是抗日救亡的歌曲,唱着唱着,就有人高呼一声:“日本鬼子打来了,亡国奴当不得!”下面的同学也跟着高呼“当不得”。 气氛慢慢热烈起来,大家就开始举手报名,参加抗日儿童团。我记得当时全校百十来号学生都参加了,我由于比较积极,成了宣传队的负责人。 那么,我这个宣传队负责人做什么工作呢?一个是带领大家学唱爱国歌曲,比如《二月里来》、《春天的太阳放彩光》等等;二个是带着大家慰问军属,烙点饼、弄点蔬菜什么的,上门去看看,顺便帮着干点活;再一个嘛,就是当通讯员送信。 但到了1942年夏末,日伪军就来了,学校也被他们接管了。伪乡政府在学校搞一个中日亲善的故事会,要求大家都上去以中日亲善为题目,讲故事。当时我们儿童团的骨干就发动大家,“谁讲中日亲善,谁就是小汉奸”。到了故事会当天,伪校长喊了半天,没人上台讲。我就主动上台去讲。讲什么呢?就讲那个淞沪会战的时候,一个司机王阿大,被日本鬼子抓起开汽车,结果他开着车,连人带车把一车鬼子冲进黄浦江的故事。 这个一讲,当天气氛就好不起来了。伪校长很生气,故事会后问我,怎么讲这个?我就对他说,这个书本上有啊。他也不好说什么。
日本鬼子在大崔庄没待多久就走了,平时主要是伪军驻扎在这里。当时我和两个好朋友严品文、余兆泰商量,要把抗日宣传标语写到伪军炮楼里去。但那个炮楼不好进,有岗哨看着。我们3个就想了个办法,在岗哨前面玩铜钱滚线的游戏,玩着玩着,站岗的伪军就跟过来看热闹了,又玩一会儿,我就说要上厕所。伪军朝炮楼后面指指,那儿有个厕所,我就这么混进去了。 厕所里面有一面白墙,我就拿6B铅笔在墙上写“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当汉奸没有好下场”.字写得比较大,伪军谁上厕所谁就能看到。 当时搞抗日,的的确确是全民动员。我祖父比较开明,支持抗日活动。我记得,祖父还为新四军偷运过军火。什么军火呢?就是做手榴弹等炸弹的原料硝。 为了取这个硝,祖父撑船带着我和两个叔叔,一直到上海去拿。
在上海,为了防止对方盘查,祖父特意买了一船粪。这个硝呢,一共是20公斤,全用皮桶子装好,藏在船上的竹筒子、船舵子里头。没想到出城的时候,就遇到个伪军,端着枪要检查,祖父立刻打招呼,丢了5块钱到他鞋帮里,就立刻放行了。 当时还有2斤多一点硝,装不上,祖父说扔掉,我舍不得,2斤硝啊,能造多少手榴弹!我就搞个篮子装起来带着。日伪对偷运军火查得很紧,船开到泰州黄桥的时候,我就上岸步行。快要进镇时,遇上一个卖菜的,又买了一大把菜,盖在篮子上面,也就这么混进城,南门进北门出,2斤多的硝也就带出来了。最终一直送到新四军三师枪械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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