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同志,我把汗衫捋起来给你看看,就是左边腰眼这里,有两个凹塘,前头深,后头浅一点。这是1943年3月30日在八滩王桥口战斗中留下的纪念。 我祖籍是滨海獐沟,出生在上海法租界锦绣里,住在一个贫民窟,父亲罗志乾做小学教员,母亲刘氏是一个医生。我的大哥栾正清比我大9岁,和二哥都在东洋人的纱厂里打工。大哥是一个小工头,因为参加地下党活动,被警察抓走了。母亲请律师把他保出来。母亲本来就清瘦,因惊吓过度,大哥未出来就去世了。后来,大哥被送到苏北老家参加抗日,从此跟家里断了联系,听说抗战中牺牲了。 我10岁就到上海安达纱厂做童工,在细纱车间一天干12个小时,每个号头(一个月)5角钱(半块银元)。那时,我晚上还要上工人夜校,那是我们地下党办的。到了1940年,日本人强占了安达纱厂,工头(其实是共产党人)给了我两块银元,让我去苏北找抗日队伍。就这样,我一个人从十六铺搭轮船到南通,又上小船,经过头二十天才到阜宁,一路还要上岸拉纤。那时,我二叔在东坎的烟店洗烟叶子,很穷,靠租房子住,一生未娶。
八路军在天赐场(今滨海县天场镇)为阜宁大队招兵,我就去了。我个子小,没有三八步枪高,只好当通讯员,背支小马枪。我闲下来时,就拿芦柴棒子在地上写药名字,还有拉丁文。首长感到奇怪,我说我从小跟母亲出诊,药名字看多了就记下了,一知半解的。部队随即安排我进三师卫生培训班,学习临床包扎、止血、止痛等战场救护技能。培训班没有固定地方,随时转移行动。
1943年3月30日夜里,新四军三师以八旅24团为主,攻打占据八滩的鬼子和伪军,我是24团的医助,随部队由西向东行动,到前线抢救伤员。伪军孬,好打,但王桥口的日军山本中队很顽固,电台被砸了就放信鸽求救。我们本来趁夜行动,但鬼子打照明弹,亮如白昼,好多战友被打中倒下了。大约在五更天,我抬头一看,前面的连长米富珍扑倒了,立即冲过去抢救,米富珍上身中弹,衣服都被染红了,是重伤,我赶紧让担架队抬走。 就在这当口,我左侧腰部突然一震一麻,半边身子就重了,一摸全是血,再也使不上劲,也被老百姓抬下战场。到医院一查,是子弹贯通伤,一根肋骨被打折了。我在休养所住了好长时间。团参谋长尹捷峰头部负了伤,跟我住在一起。 1944年12月11日,我又参加了杨庄战斗,打的是孙良诚的伪军,对方有800多人,换防中途驻停天赐场的杨庄村,被24团截住了打。这场仗打得太激烈了,伤员一个接一个,单新四军就伤亡200多个。3营副营长王育才,30出头,长脸,二号身材(中等个子),绑带打得特别漂亮,听口音是外地人。他沉着勇敢,指挥7、8、9连拼命打。他穿着棉袄,一身的泥土。 在一片开阔地,我眼睁睁地看到王育才中弹倒下来,急忙爬过去把他拉到壕沟里。他是胸口中的枪,半身都是血,已经不行了,一句话也没说就牺牲了。我解开绑带把他扎好,喊担架队抬到后面去。 后来,我们在大套辛荡村为王育才等10位战友开了追悼会,从此,王育才安葬地被命名为育才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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