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4日上午,穿过乡村土路,记者来到84岁的老战士卞永桂的家中。农家院落门口,老人撑着拐杖,早就殷殷等待。曾当过了7年司号员的卞永桂,60多年的岁月,那冲锋号角声仿若从未从心中消失过。 个头小,当了吹号手 由于家境贫苦,卞永桂从小以讨饭为生。11岁那年,他到大户人家做伙计维持生计。1943年,不时有新四军途径便仓,长工卞永桂看当兵的神气劲,萌发了参军的念头。这年8月,受抗战宣传影响,他投奔了冈南区游击队。冈南游击队主要活动在便仓、伍佑等地一带。
1944年10月,他加入到正规部队。团里缺少号兵,没过多久,他就被分配到团部号排学吹号。团长看到他说,“小鬼头个子这么矮,身子又单薄,哪拚得过鬼子,不过看着挺机灵的,就去号排当个司号员吧。” 在那烽火四起的年代,谁不想真枪实弹上一线好好干一场?开始卞永桂有些不情愿,可组织上让他吹号,他只好听党的。到了号排,一看,乐了,怎么号排的都是一些小个子兵。学号要学3个月,然后才能上战场。 自从当上号兵,军号就成了卞永桂的宝贝。他一天到晚背在身上,直到睡觉时才拿下来挂在墙上。有时在行军路上睡觉,他就把军号抱在怀里。一闲下来,他就解下军号反复地擦拭。每天早上,他都会早起一个多小时到离营地远些的山头、村口练号。 子弹直奔司号员而来 “司号员鼓鼓嘴,千军万马跑断腿。”从这句流传在军营中的顺口溜,可见当年司号兵的重要。连编有司号员,营编有号目,师和团有号长。 “吹号学问可大着呢,责任也大,吹错了可是要死人的。”老人回忆说,一本厚厚的号本子,看起来要花上好久。号分很多种,战斗时有冲锋号、前进号、撤退号等攻击号,平时有起床号、出操号、收操号等差事号,几百种号,全要记得熟熟的,一点不能出差错。司号员的主要任务就是将每个号音传递的信息及时准确地告诉全体官兵。 虽时隔数十年,老人仍清晰地记得每一种号谱的音律。“嘀嗒嗒嘀嘀嘀-嘀嗒嗒嘀嘀嘀”这是冲锋号;“嗒哩嗒嗒嗒嗒嗒哩-嗒哩嗒嗒嗒嗒嗒嗒”这是前进号……一时兴起,老人张口就哼了起来,这些曲调早已刻在了他的脑子里。 “团队向左进攻”,如今,他仍记得自己上战场吹的第一个冲锋命令。
1945年4月,我军打山东威海东北角的刘公岛,打了有八九天。我军已把敌人包了个圆,准备关门大狗。卞永桂所在的部队得到命令说从左侧进攻。卞永桂跑到一条最高的田坎上,吹起冲锋号……顿时,喊杀声震天,暴雨般的子弹呼啸着,打在他前后左右的田地里,直冒水泡,他觉得每一颗子弹都是冲自己而来的。 部队开到哪,号兵吹到哪 “在战斗中吹号是很危险的,一吹号敌人就知道你的位置了,炮弹随时可能打过来。在解放上海的时候,正在吹号的我被敌人狙击手发现,左手被击中失去了。”卞永桂说。
1948年他所在的3野12纵队87师99团参加淮海战役。一次他爬上一株大树,刚吹起冲锋号,3颗炮弹落在大树附近。“轰轰轰”,周围的战友发现树翻了,人没了,只有埋在土里的红绸布特别鲜艳。大家立刻醒悟过来,“司号长被埋在地下了”。一阵急挖,卞永桂这才死里逃生。但因炸弹波及,他的左耳耳膜损伤,听力大受影响。 1949年4月,解放上海的时候,为寻找吹号的有利位置,他爬上战地3里外的一座碉堡,红绸飘飘,号声激昂。此时,西南方向有个敌军狙击手,一枪打中他的左手手腕,手掌和胳膊只有寸把长的皮连着。身边没有战友,他自己捧着手,忍痛向阵地跑去,走了1里多路,身子一震,一颗流弹又击中大腿。东方见红,他终于跑到我军阵地,往草地上一倒就昏迷过去。小卫生员给他灌了两大碗洋油止血,等到清晨6点多,才有担架把他抬到后方。而就在这次战斗中,他把失去了左手掌。 1951转业的时候,跟随他7年的军号也上交了。1985年,解放军精简整编时,取消了司号兵。“我们这些号兵都成为历史了,不过总忘不了那号声……”老人感叹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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