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沛霖:陪都春秋和胜利前后
来源： 口述 沈沛霖 记录 沈建中    2019-05-05 17:23:28

　　两部设计委员:沈沛霖

　　一九四二年夏，我以政治部长张治中(文白)之聘，担任政治部设计室同少将专任设计委员。时在国民政府推行所谓“设计、执行、考核”行政三联制阶段，设计委员系名誉职，地位似较高，然无实权。以“草拟计划，编纂教材，执行审议，实施联络，及为部长之咨询”为工作职责，其业务范围包括十项内容：政治部业务改进之设计建议;各种计划方案条陈之审议;专门问题研究报告;政治法规之起草审核;政工材料之汇集与整理;政训教材之编纂审查;政治部各出版机关发行之丛书刊物编纂审核;政治部内有关单位与部外机关之联系;政工实况之视察;部长交办之事项。唯实际工作中，能实行者不多，故有人曾作谐谑诗加以讽刺 ：“大事不知，小事不问，无计可设。” 语虽尖刻，确亦反映部分现实。设计室下设四组：第一组(政治训练组);第二组(宣传业务组);第三组(人事行政组);第四组(政治经济国际问题组)，凡遇特殊问题之研讨，还可临时组织小组。委员均一时之贤，各党各派各界人士均有，分专任、兼任、名誉委员三种，除专任委员需到部工作外，其他均可不坐班。设计室主任委员系张文白保定军校时的老师，名字不记得了。

　　在设计室(原名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黄少谷，后因缩编，我到任时，已易今名)，我参加政治经济组活动，从中结识了不少设计委员，如邓初民，系中国民主同盟负责人。一九四九年后，曾任山西大学校长。阎宝航，东北军耆宿，他可能是中共地下党员。一九四九年后任职外交部。李侠公，贵州人，前陆军大学政治部主任，后加入民革组织。还有留法同学、军校教官同仁陈钟浩，军校教官同仁、战史画家梁鼎铭，留法同学毕修勺、张申府等。期间，邓初民、阎宝航两氏，因立场观点与其他委员相左，招致某些黄埔学生围而攻之，语言激烈，几至动武，我起而解围，力劝双方息怒。于言语中力为邓、阎掩饰，始未对两人难堪。国民党推行一党专政，不容不同意见存在，由是可见。

　　我旅居重庆期间，适逢抗战最艰苦之年月。军公教人员生活艰辛，我亦不例外。政治部设计委员虽有三百二十元月薪，然其时物价飞扬，甚或一日数涨，大米每担六百三十元，白糖每斤一百三十元，连哈德门香烟亦卖至九十七元一包，故每月之薪水，实际上只能购半担米，其后，便只能买二袋面粉。经济上通货膨胀，终至失控，加上不法商人囤积居奇，欺行霸市，使人民对政府失去信心(对孔宋尤为不满)。民以食为天，吃且如此，住就更不必说了，房荒严重。我在重庆任职，家眷不得不留住湖南武冈。至一九四四年，方在市内保安路十六号租下某酱园店之楼面房(阁楼)一间，将家眷接来，四人同居一室。为生活计，内子巩华不得不将其陪嫁物典当，以贴补家用，且替楼下酱园店管账，换取一点薄薪。老实的公教人员过的即是如此生活，但亦有少数会钻营者，籍机大发国难财，如韩城即利用军校毕业生调查处之关系，在重庆办新生活俱乐部，利用黄埔同学关系，倒买倒卖，获取丰厚利润。

　　在重庆，留法同学及南京时代的同仁甚多，时留法同学杨公达担任中央党部组织部长朱家骅之主任秘书(后任重庆市党部主任委员)，一九四四年初某日，来政治部访我，彼此言及战时生活艰苦及吏治腐败，均不胜唏嘘。嗣后不久，杨即介绍我与朱家骅见面，交谈甚好，朱邀我兼任中央组织部设计委员会委员，每月核发咨询车马费若干。朱留德出身，以书生从政，在国民党内颇以革新者自居，他与二陈(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不对，聘用一批“党内民主人士”为设计委员，故人咸以“新CC系”呼之。设计委员每月开会一至二次，提供对中央党部及各级党部组织设计之建言，及对有关法规、条文之修订，提供审核意见(但仅供参考，不作决定)。分组与会时，我与同为设计委员之许德珩、张国焘编为一组，讨论中央秘书处下发的有关各区分部组织规程。许、张两人均为旧友，许系留法同学，张曾任中共负责人，一九二七年夏，萧劲光偕我拜访其于汉口寓次，期间，张正处上升阶段，谈锋甚健，惟此次在渝重逢，颇感其人与往昔判若两人，沉默寡言，颇有寄人篱下之感。不久，组织部长改由陈果夫担任，朱家骅调主教育部，陈邀我继任，我以系朱前任所邀之故，婉辞之。

　　中训团党政班与党政高级班

　　一九四二年春末，我自湖南武冈抵重庆参加政治部召集的政工会议后不久，政治部副部长，同时亦为中训团教育长的王东原即邀我担任中央训练团党政班二十期专任训育干事。

　　党政班二十期受训对象以各级政工人员为主，全期一千余人，于一九四二年五月十日开学，六月七日毕业，为期一月。分为三个大队，下辖十一个中队，中队之下为分队。大队长由现任军长(中将)职人员担任，第一大队长范汉杰，第二大队长周福成(保定军校毕业，时为五十三军中将军长)，第三大队长陈沛。我任第二大队第五中队训育干事，中队长为张正非少将(字学愚，浙江仙居人，出身军校六期)。一九四九年后，张任山西省参事室参事，“文革”期间，山西来人曾通过我“外调”其况。训育干事每分队设一人，从事评阅学员自传、工作报告、日记、毕业论文;与学员个别谈话;训育讲话;主持有关座谈会、班务会、交谊会;学员总考核表之合成等项工作。我于此结识了不少训育干事同仁：专任训育干事有陈必贶，吴景新(兼中训团特别党部书记长)、刘侠任、王耘庄、李冶民、屈卓吾等，兼任训育干事有臧克家(山东人，作家)，于永滋(即于树德)、李蒸(云亭)等。期间，曾以王东原教育长之约，在全体纪念周仪式上，作题为《政训方法论》之专题演讲。其他课程方面，有袁守谦(政治部一厅厅长)主讲《军队政训》，黄少谷(政治部三厅厅长)主讲《宣传工作》，万耀煌(陆大教育长)主讲《政战与战略》，王东原主讲《步兵操典》、《政工人员负责，尽职之要道》等。

　　六月七日，在复兴关下大礼堂行毕业典礼。由蒋介石主持，礼毕举行全体聚餐会，蒋亦出席，并发表即席讲话，以所谓“自我训练”相号召。

　　是年八月十日至十月四日，我复参加党政班二十一期训育工作，其受训对象以社会、交通、经建人士为主，所不同处为开学典礼由林森(国府主席)代蒋主持，受训学员毕业论文题目为《受训后自身之工作计划与进修计划》与上期学员相仿。

　　未几，即有举办党政高级训练班之计划：选送党政班一至十期毕业学员中“成绩优良、品格纯正、资历相当”者参加集训(所谓“资历相当”，一般即文职简任，武职上校以上者)，以“加强其主管机关之能力，补充其领导办事之学识”。王东原问我是否愿去高级班受训，我允之，旋由其保送入学(经政治部长张治中同意)。

　　党政高级班第一期共调训各方面学员一百五十三人，江苏籍有二十七人，以省籍而言，人数最多。

　　一些熟识者又相聚在一起，如刘公武(西南游干班政治部主任)、程式(防空学校政治部主任)、仇硕夫(三青团监察会副处长)、吴寿彭(浙江省政府处长)、许复(立信会计学校主任)、俞浩(江苏省党部委员)等。

　　高级班于一九四三年一月十日假中训团大礼堂举行开学典礼，同时行始业式的，还有国防研究院第一期学员三十人。国研院名义上不隶属于中训团，其调训对象为陆大毕业之三军青年军官，受训期一年，以研究孙中山《国防十年计划》为训练要旨。始业典礼由蒋介石主持，蒋就创办两班之目的发表讲演，指出两班之创设，“一在造就高级的党政干部，一在造就高级的军官干部”。

　　党政高级班之训练方式与党政班相比，多有不同，具体表现在：(一)调训时间为六个月(党政班则大多为四周);(二)设班本部，(班主任张厉生，主任秘书郑彦棻，秘书陈桂清，下设教务编辑总务三组);(三)全体学员编为一个中队(独立第一中队，中队长刘振世，湖南人，陆大特别班第三期出身)，直隶中训团团部;(四)训练课程围绕孙中山《实业计划》进行之;(五)训练方式以授课、讨论、论文撰著三段式进行，而以后二者为主;(六)不设训育干事及其他专职训育人员，而有各类讨论会及读书小组，定期活动，以强调所谓“自动、自觉、自治”之精神。

　　授课课程分共同必修课和专业课程二类，共同必修课全体学员必须听讲，除蒋氏之“精神训话”(蒋在半年期间，曾多次来班，作有“培养践履笃实的精神”等演讲)外，印象较深者有冯友兰、钱穆《中国固有哲学》、陈立夫《实业计划之综合研究》、钱端升《现代各国政治演说》、翁文灏《科学在近代国家组织中之地位》、陈果夫《机关组织》、杨杰、俞大维、王东原《军事基本原理》等。

　　专业课分组听讲，依学员所从事职业及个人兴趣，分民政、财政、经济、教育、外交五组。我参加之民政组，人数最多，主任教官为李宗黄。李研究地方自治问题多年，后发起成立中国地方自治学会，该组课程有关于省政、户政、警政、地政诸问题的论述。

　　高级班上课方式较党政班活跃，采取讨论教学，强调自我训练。每日上课二小时，研习六小时，讨论一小时，体育活动一小时。不论共同课或专业课，各讲师之授课大纲及参考书目，均于开讲前两周发至学员手中，以便学员先行研究，并进行课堂提问。教师嗣根据学员讨论意见，对教材进行增订修正，印行成书，然后再发给学员。讨论形式有分组讨论及全体讨论两种，分组讨论每周举行二次，就各组必修之有关问题提出研讨，注重实际问题。全体讨论每二周举行一次，就共同必修之有关问题，提出研讨，侧重理论及一般党政问题。

　　高级班学员虽多系各方面中高级干部，但仍严格实行军事管理。全体编为一个中队，下设三分队九班。一舍六人，其着装、吃、住等及作息时间均有严格规定。有一条规定记忆犹新：洗脸用冷水，一则为了培养意志(重庆之冬天还是较冷的)，一则亦为强身。生活虽然紧张，却是一种有序的紧张，当然，忙中有闲，如是年春季之赴留园的踏青，及恳亲大会等，均办得有声有色。

　　作为中训团长的蒋介石，对高级班之举办，可谓是煞费苦心，他数度来班，找各同学谈话，对同学读书听课笔记详加批阅，并为同学规定许多必读书目，如《礼运大同篇及张子西铭》、《黄梨洲明夷待访录》、《王船山俟解》、《管子》、《王阳明传习录》、《顾亭林日知录》《曾文正公家书》，及以其名义发表的《中国之命运》等。皆其所谓“凡孔孟以来一贯的达人之道，足以经世济民而不流于空谈心性者”。时为抗战最艰苦之年月，同学中不少人对蒋曾寄予厚望。

　　我在高级班受训期间，曾发生数十名同学(内有数名来自军统中统机构)联名向教育长王东原控告外交组学员侯裁萄(雨民，即侯桐)为共产党之事。侯为留英学生，广东人，时任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渝区主任。为人机智，好交友，人缘较好。此事经王东原派人调查后(一说王氏担保)，不了了之。

　　一九四九年秋，我在上海华东军政委员会联络局与侯雨民不期而遇，时其任联络局专员。据侯语我，他确系中共地下党员，奉组织之命，打入高级班工作。侯说，由于其人缘好，故上述控告他的同学，事后又将讯息透露给金宝善(中训团兼任讲师，时任中央卫生署署长)转告他，要他注意。私谊胜过立场，此为一例也。文革结束后，侯雨民担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常务副会长，与我时相鱼雁往返，我从事对台联络工作，得其协助不少。

　　高级班同学毕业前，需撰写毕业论文。论文内容依规定，围绕孙中山《实业计划》与《国防十年计划》进行。但非个别撰写，而是以组为单位，集体讨论撰写之。论文内容分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诸大类。全部合成后，题为《国父国防十年计划研究方案提要》一册，内容广泛，原拟公开出版发行，后因其中军事部分以苏联为假想敌，蒋氏阅后，认为不拟公开乃作罢。

　　是年七月十一日，高级班行毕业典礼，蒋氏主持，以“做政治家专门家”相号召。会后聚餐，蒋亦出席并发表即席讲话，强调“礼乐”之重要。同学间互赠纪念品，依依惜别，一曲Auld Lang Syn e 乐曲响起……

　　高级班第一期举办后，至抗战胜利前，中训团复举办了第二、三两期，我熟悉者，如王原一、陈必贶、刘瑶章、谷春帆、卢则文、杨玉清、张泰祥、汤如炎、查良鉴、胡一贯、沈遵晦等均为二、三两期毕业生，三期人数相加，共有四百五十余位中高级干部接受训练。

　　张群向蒋建言“慎重使用”

　　高级班毕业后，中训团长蒋介石召见每一位同学，分别谈话，由教育长王东原陪见。先由王向蒋介绍该同学姓名、阶级等，嗣坐下谈话。由该同学报告受训感想，及心得体会。歌功颂德者有之，亦有提建言的。同学庄智焕(浙江人，时在经济部企业司任处长)即陈述改革政治、经济意见数条，呈奉于蒋。我去见蒋时，曾引证唐太宗李世民纳魏征谏之典故，向蒋提出“接纳忠言，清除奸佞，重视舆论”的建言。对我之谈话，时蒋频频点首。王东原送我出来时，亦谓我：“你讲得好!”其后在一次高级班全体同学聚餐会中，王还提及此事，“有一位同学向团长建言，并举魏征谏唐太宗为例，我们应发扬这种关心国事的精神，以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唯蒋受群小包围(孔宋财阀)，亦缺乏政治领袖风范，不能处理大事，终至失败。

　　由于高级班系为国民党培养“中坚” “直接”干部之阶梯，所以，学员的毕业任用，曾有“受训期满，经考查成绩，分发有关高级机关以机关首长，或幕僚职务任用”之规定。但学员以二陈(陈果夫、立夫)兄弟介绍的人为最多。时陈果夫任侍从室第三处主任，执掌组织与人事大权，安排了少量同学。引发张群(代表政学系)的反对，向蒋建议要“慎重使用”为要。故期后，蒋氏又决定：“党政高级训练班学员毕业后一律暂回原职”，以平衡各方派系。尽管如此，蒋对高级班各毕业同学工作情况，仍十分关注。至抗战胜利后，还向侍三处的后身国民政府政务局调阅各同学工作动态，并嘱梅嶙高(安徽人，党政高级班教务副组长)等负责新印高级班一二三期毕业联合同学录供其参阅。

　　在党政高级班将毕业时，曾讨论过组织同学会的问题，以联络毕业同学感情，互通声息。唯当时政府明令禁止各学校(尤其是军校和政校)组织同学会一类的团体。鉴于此况，有同学提出，我们高级班之举办宗旨，乃为研究孙中山之《实业计划》如何实施，不妨就以国父实业计划研究分会名义对外(时重庆有陈立夫组织之国父实业计划研究会团体存在)，一则为同学研究及撰写论文相联系，一则可作为变相之同学会而存在。经众同意后，乃公推同学杨锦昱、庄智焕、程厚之等为代表赴侍三处请示，经侍三处报蒋首肯后核准成立。

　　国父实业计划研究分会成立后，由在渝之同学负其职。于联络同学方面，做了许多工作。抗战胜利后，复员南京，以大行宫附近中央饭店东向一栋二层楼房作为会所，定期举行集会和聚餐，以联络各方同学，会所内设有客房，外地来京同学如无歇脚处，亦可于此休息，条件亦甚方便。至一九四九年春，因同学四散，才无形中止。近读王东原先生回忆录《浮生简述》，方知部分高级班同学到台湾后，仍有“国父实业计划研究学会”团体存在(仅改动一字)，以研究学术，联络同学为旨要，且每年将研究所得，发行《国家建设》论文一册。

　　关于《复兴关训练集》及其他

　　高级班第一期毕业后，我仍回政治部设计室。至一九四三年冬，中训团召集高级班第二期学员来团受训时，复有编纂《复兴关训练集》计划。旋由王东原、陈仪、段锡朋、黄仲恂、金德洋召集，组织复兴关训练集编纂委员会。王东原见我回部后无甚具体工作，乃邀我参加《复兴关训练集》之编纂，我允之，旋明令发表我为编纂委员兼总纂，具体负责是书编纂工作。

　　《复兴关训练集》为一部反映国民党中央训练团自一九三八年七月成立起，迄一九四四年七月党政班三十一期结束止，举办党政班、党政高级班及其他班队情况的大型史料丛书。内容分：总述、训练实施、环境建设、团务行政、学员动态、五年来之检讨六部分;并附以大事记、教材选辑、团长训词等。编纂人员除我任总纂外，另有编纂四人：汪大海、卢则文(卢一九四九年后任南京工学院图书馆副馆长，“文革”中有外调人员找我了解卢的历史，方知他还是中共地下党员)、王耘庄、乐永年，均系中训团内专职训育干事或简任职工作人员。后来，又另聘谷正纲、吴兆棠等五人为特约编纂。

　　编纂工作自一九四四年初开始进行，为保持进度及联络方便，各编纂集中居住在留园。留园为复兴关之一景，原为私人园林，花木繁多，比邻而居者有冯友兰、钱穆、钱端升、陶孟和、萧公权诸先生，皆为高级班第二期所聘之讲师。拟定编写大纲后，各编纂分工进行，我担任总述及检讨篇之撰写，其余各人亦各司其职。文字修饰由王耘庄负责，全文内容由我过目统稿，嗣经编纂委员会数次讨论修正后，交卢则文负责排版付印。时重庆缺乏印刷纸张，为此，由王东原函令张业(中训团警卫组长)专程赴江西采购之。编纂过程中，我曾数度前往侍二处(主任陈布雷)搜集蒋介石给陈诚、王东原等手谕，交卢则文制成珂罗版，从中亦可见蒋氏对复兴关训练之煞费苦心——小至团内房屋之迁移，大至教育方针之制定，无所不包。又请国民党元老居正(司法院长)、于右任(监察院长)、戴传贤(考试院长)、张继(国史馆馆长)及吴稚晖先生等为训练集题词作序。应我之请，于、戴、吴三位老先生还为我书写条幅及对联相赠，弥足珍贵。复员南京后，我经装裱后一直挂在八府塘旧居墙上，一九四九年四月我离开南京后，不知所终，殊为可惜。吴稚晖先生系武进乡贤前辈，昔年与我外祖父文与公有交，其题写之《训练小解》序文，蝇头小楷，一丝不苟，拍照制成珂罗版后，为全书增辉不少。冯友兰先生为哲学家，因亦居住在留园，乃就近请其题词，冯允诺，旋写下洋洋万言之题言，大谈中训团标语中“顶天立地”与“自觉自动自治”之引申含义。冯为哲学家，儒家信徒，唯其在“文化大革命”后期中的表现，(可能也是格于形势)，却为识者不齿。

　　编纂过程中，编委会曾数度召集会议，研究进度，并听取各编辑汇报，会议由王东原及段锡朋(中训团教育委员会主任)主持。全部编纂工作，至一九四四年秋始定稿，乃由卢则文等负责付印。不久，我即离开编委会。至一九四七年秋在南京时，某日，我去孝陵卫中训团团部公干，卢则文送我一套印毕的《复兴关训练集》，分装五册，计三千余页，可谓洋洋大观也。

　　我住留园主编《复兴关训练集》之际，于工作之余，曾与同学多人为工作安排之事，谒陈果夫、孔祥熙二氏，惟陈、孔两人对我辈同学态度，完全相异，从中亦可窥见两人之个性。

　　陈果夫时任侍三处主任，主管人事，参加高级班受训者，以他介绍的最多。高级班毕业后，有同学建议：我们应该拜访一下果夫先生，顺便问问其工作安排事宜。某日，我随同学陈桂清、贡沛诚、许复、程厚之、杨锦昱等赴南温泉中央政校看陈，适陈生病，我们即入其卧室探视。先问其病情以示关切，嗣有同学即提出工作安排问题，陈答他正以侍三处名义呈请蒋给高级班同学派任适当工作，大家听了都很高兴，随即辞去。后来，贡沛诚任浙江省政府委员，许复任江苏省民政厅主任秘书，程厚之任四川省遂宁地区行政督察专员，杨锦昱任湖北省武昌市长，俞浩任上海市公用局视察……我及另一些同学则接受王东原(王后从中训团教育长调任湖北省主席)之邀。我任湖北省第七区行政督察专员，程式任第五区专员，刘公武任三青团湖北支团干事长，王原一任湖北省政府秘书长，吴大宇任湖北省党部书记长。

　　孔祥熙时任代理行政院长，并兼任中央银行总裁多年，时重庆一般军公教人员待遇清苦，而银行收入则较丰。某日，高级班同学佘凌云、王洽民、程厚之、陈桂清等一行约我偕往孔公馆拜访，表面系问候性质，实际是希望孔能介绍我们至银行工作。但孔完全是商人派头，见面后东拉西扯，空话连篇，顾左右而言他，完全避开工作问题不谈，大家失望而归。

　　孔为国民政府内官僚商人化之典型，时舆论对其批评甚多，如《大公报》登出的其女孔令仪用飞机载洋狗之事，遂引发倒孔风潮。

　　我住留园编《复兴关训练集》期间，还有一件记忆犹新的往事可以提一下。某日，南京军校同仁，时任政治部办公厅副主任之刘孟纯兄来访，寒暄之际，刘拿出一包材料，语我日：“烦兄代为誊抄一下，如何?隔数日来取”。待刘走后，我打开一看，乃为各级军队政训部门密报之有关各军师兵员、军械情况，属于密级很高的军中材料。在上报的一百七十余个师级单位中，人枪在六千以上的很少，绝大部分为三千左右，还有些师，仅有七百多人枪，最少的一个师，仅有三百人!而当时一师之编制为一万二千余人。这说明除了阵亡将士外，军队中吃空缺现象颇为严重，一些军官即依此手段大发战争财。这样的军队，如何有战斗力?军队腐败至此，国家又如何有威信?我对国民政府开始感到失望。至于刘兄如何选择让我来做此事?他要作何用处?至今仍为不解之谜。刘兄系广东人，深受张文白(治中)信任，追随张多年，与中共方面亦多有联系。一九四九年参加新疆起义(时为新疆省政府秘书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北京，我在某次聚会上与其晤面，当问及当年之事时，他笑而不答。今他已物故，此事亦成千古之谜矣!

　　另外还有一件事，这里也可以顺便谈谈：有一次我在重庆政治部设计室办公处三圣宫，碰见朋友沈德建兄，交谈中，他对我说：“老沈，你不能再做政训工作了，这是末路!” 德建兄是一个奇人，读书广而深，不但医术高明，且对人对事有预测之功力。后来听说他在重庆与佛界高僧颇有交往，不知其预测之功是否系出于此?

　　筹组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稷社)

　　重庆时代，通货膨胀严重，物价飞腾，致军公教人员及一般百姓生活艰苦，一般人由此对政府产生信任危机，特别对其中孔宋财阀不满，各类团体遂应运而生。

　　记得我于高级班毕业后，某日，妻弟祁式潜来访，谈及局势，我说坏得很，蒋被群小包围，政治经济都很危险。式潜旋问我对中共作何看法?我答，中共发展民众似较有办法，惟其理论太高，一时恐亦难有大的作为。他复问我知道中共最近的政策否?我答知之甚少。他即与我约略谈了中共边区情况(祁式潜在新四军淮南边区工作逾五年，属高级干部，先后担任中共苏皖省委委员、皖东路东省委委员、路东区委委员等职务)，我听后，颇觉新奇。但我当时主要想法，仍为在国共两党之间，能走第三条道路。

　　一九四三年秋，马博厂(四川省训练团县政研究部导师)、孔大充(江南政治学院教务长)、李宗义(中央政治学校教授)、张鸿钧(社会部司长)、杨玉清(中央政校教授)、杨显东(财政部贸委会专员)、孙濂泉(四川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杨开道(复旦大学教授)及我等，于重庆贸委会杨显东(定青)兄寓集会，议论时局，众人一致同意成立以“畏友、益友、契友”为旨趣的团体。团体名称，马博厂、张鸿钧二兄主用“稷社”之名，孔大充、李宗义二兄则主用“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最后会中同仁决定对内称稷社，对外则以行政管理学会之名(后稷社名称不用)。并决定积极发展会员，凡军工商界者，简任以上，或大学教授，经会员两人介绍，即可入会成为会员，此为团体成立之始也。

　　学会成立后，曾于渝市召开数次会议，讨论国内外形势，及各党派动态，政治上反对二陈之党化，经济上反对孔宋之腐化，每次集会均有新的会员参加。

　　中国地方自治学会及中法比瑞文化协会

　　同期，中训团党政高级班民政组主任教官李宗黄(后任云南省民政厅长、代理省主席)倡导地方自治，不遗余力。我于高级班毕业后，受李氏之邀，在其寓开会，商讨办理地方自治问题，参加者另有马博厂、孔大充、张鸿钧、贡沛诚、黄右昌、张金鉴诸人。经数次讨论，乃共同议决成立一半官方性质之地方自治研究所，以协助政府，办理地方自治，并以研究地方自治之理论与实践为旨趣。后部份发起人建议：与其采半官方性质，依赖政府，不若自力更生，成为纯民间之地方自治学会学术团体为佳。经众同意后，复依照民众团体组织法令，呈请社会部立案批准。又经数次筹备会议，通过章程等案。于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六日，假重庆广播大厦举行成立大会，由李宗黄任主席，报告筹备经过。社会部派洪兰友次长到会。最后通过学会章程及工作计划，票选李宗黄等三十一人为理事，潘公展等九人为监事，理事有李宗黄、关吉玉、黄右昌、张金鉴、赵棣华、张鸿钧、马博厂、陈长蘅、王德溥、叶秀峰 、郑震宇、萧铮、孔大充、周淦、贡沛诚、寿勉成、朱静涛、周应人、瞿菊农、金宝善、余井塘、刘国明、陈方、沈清尘、柳克述、贺衷寒、赖琏、康泽、李士珍、罗衡、陈逸云。监事有潘公展、王云五、卢锡荣、鲁佩璋、祁云龙、周毓、江恒源、罗时实、刘不同。

　　此外，还有候补理事杨玉清、赵祖康、李宗义、熊芷等十人，候补监事陆晶清等三人，推李宗黄任理事长，除李外，理事中前六名为常务理事，(关吉玉、黄右昌、张全鉴、赵棣华，张鸿钧、马博厂)，监事中前三名为常务监事(潘公展、王云五、卢锡荣)。依据工作计划，学会下设出版、研究、实验三部。

　　所谓地方自治，通俗而言，即用地方的人力和财力，处理地方上的事，以达到“政通人和与百废俱兴”的一种政治制度。唯政府贯彻地方自治已有多年，成效不彰，究其因，为仅重视其政治性之组训工作，而忽视其经济性之组训工作。致使地方上生产建设，无从进行，自治财政没有基础，自治工作徒有外表没有实质，甚至以摊派、勒索、增加苛捐杂税，为筹措自治经费的手段，以致民穷财尽，民众怨声载道。

　　若使地方自治工作，纳于正规，非加紧地方生产建设不可，而公共造产，即为地方生产建设最优良进步的方式。本此设想，我曾撰《地方自治与公共造产》一文，发表于中国地方自治学会刊物《地方自治》经济中心专号，其内容包括公共造产的范围、原则、机构、资本、种类、实施程序、督导、收益的保管和支配诸方面，各界反映甚好，我亦收到不少热心读者来函，与我探讨。

　　中国地方自治学会成立后，其活动一直持续到大陆解放前夕，后来李宗黄等人到台湾后，仍沿用其名，开展活动。

　　抗战期间，重庆作为陪都，各界各方人士皆聚居于此，留法同学亦然。战前成立于南京之中国留法比瑞同学会，战时先迁武昌，复迁重庆。于市中心临江门顺成街觅得一很好的西式楼房作为会所，内部设备齐全，有餐厅、弹子房，及其他娱乐设施。总干事仍为留法同学毛庆祥，但毛不常去，实际工作由陈耀东和朱葆儒两人主持，旅渝的留法同学经常于此集会，互通声息。

　　一九三九年春，为沟通与法语国家的法国、比利时、瑞士等国文化及国际宣传，开展国民外交起见，复于重庆设立中法比瑞文化协会，呈请社会部备案。凡留法比瑞同学，旨为当然会员。

　　协会推举吴稚晖为会长，李石曾、蔡元培及法国国民议会议长赫礼欧(Herrjot)等五人为名誉会长，王宠惠、邹鲁、邵力子、魏道明、张厉生、张道藩、周恩来、吴玉章，及法国、比利时、瑞士驻华大使皆为名誉理事。毛庆祥为理事长，楼桐孙等三十五人为理事。会员有留法同学为主的各界人士逾千人。下设总务组(组长蒋子英)、宣传组(组长陈耀东)、学术组(组长褚一飞)、编译组(组长徐仲年)，及秘书室(秘书楼桐孙，后改陈耀东)，从事具体工作。协会成立后，做了许多工作：参加国际反侵略中国分会;举办法文专修班;编印《欧亚文化》月刊(主编陈钟浩);主办慰劳将士美术展览及音乐会、时事座谈会;响应捐献公债运动等，皆受各界赞颂。

　　我作为上述两会会员，旅渝期间，亦应邀出席过两会多次聚餐会，与老友叙旧，与新友结识，获益匪浅也。

　　另一战前成立于南京的以留法同学为主体的中华政治经济学会，抗战时播迁重庆，会址设渝市中一路嘉庐一号，由留法同学褚一飞主其事，柬邀我出席年会，亦得与各会友叙欢。

　　来到卾西

　　中训团教育长王东原于一九四四年夏接任湖北省主席职务，驻节鄂西恩施(又名施州)。

　　是年冬，中训团高级班一期同学，时任湖北省政府委员之刘公武兄自恩施来渝，转达王之邀意：请我就鄂省第七区行政督察专员职。时为抗战之最艰苦阶段，日寇攻陷桂林、南宁，重庆危急，人心惶惶。我允之，旋组织人事。遂于次年四月乘车前往专署驻地鄂西宣恩晓关履新，同行者有万光国(专署总务科长)、吴熹(专署代理秘书，系战干三团毕业生)、王昆禄 (专署会计)、谢亚云(副官)等，家眷亦随行。

　　行政督察专员此一职务，为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后，为弥补地方行政省县两级制之不足，在省以下实行分区制度后的产物。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为省政府的辅助机关，省下辖区的保安司令一职，亦由行政督察专员兼任，其名称定为某省某区行政督察专员兼区保安司令，拥有审核、统筹辖区内各县行政工作计划;审核辖区各县地方预决算;处理辖区各县争议;执行省府交办事宜;订定单位法规及办法;兼理军法事务等权限。然这些权限说到底，仅为虚职而已(因为上有省，下有县，夹在中间的行政层级很难发挥实际作用)。

　　鄂西时为抗战之大后方，为日寇尚未插足之地，亦为陪都重庆之屏障。惟地瘠民贫，粮产不丰，交通闭塞，全区仅有两条公路，其中南线通咸丰，与川湘公路相衔，两旁皆为崇山峻岭，北线通巴东，与长江水运相衔接。且教育落后。第七区下辖恩施、巴东、来凤、利川、 建始、鹤峰、宣恩、咸丰八县。!

　　到任伊始，正值抗战之战略反攻阶段，时军事委员会与美国援华顾问团决定共同扩建位于鄂湘边界之来凤机场，以为盟军飞机降落之用(战时鄂西地区驻有美国空军，其中来凤机场内驻有美军的运输及地勤部队)。除由美方出部分经费及技术外，其余均由军委会派遣技术人员组成修建工程处来实施，由于工期要求紧，需要甚多民工。来凤属七区辖区，我奉令乃召集属下各县县长开会，布置各县按乡派征，日夜赶工。后机场未及修竣，日寇即已投降。

　　我到任之前，即听七区前专员彭旷高说，七区所属咸丰县代表地方势力的县临时参议会与县政府存在矛盾甚深。县长陈文为人忠厚，由于缺乏地方行政经验及得力助手，加之其非鄂籍，被人控告涉嫌贪污，县参议会且将此事上报省临时参议会(时议长为沈肇年)转省府查办，省府侦办结果，认为贪污之说证据不足，陈闻后亦不服，指县参议会为土豪劣绅、封建余孽所把持。继而引发该县参议会议长徐某被拘事件。至是，某些所谓民意代表，不是化解矛盾，而是推波助澜，于媒体广为宣传，并指我袒护陈氏。省府为息事宁人，安抚地方势力，只有将陈撤职，遗职由我兼代，至新任李县长到任止。事发后，一般舆论，议论纷纷。称之为办事愈多，控告愈多之典型事例也。

　　妻弟祁式潜被捕案始末

　　同期，发生了妻弟祁式潜(祁乐陶，时任重庆花纱布管制局视察，后从事中共地下情报工作)。遭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军统单位)拘捕事。一九四五年八月某日，我突接常州同乡，时任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副处长张达电报，谓：“君之内弟祁乐陶云费巩教授失踪事为君所告，是否盼复。” 突接电文，颇感蹊跷，我与张达素昧平生，只是一九四三年前后在几次常州旅渝同乡之聚餐会中，方互知对方，然并无来往，张如何知道我与祁式潜的关系?再者，费巩教授我亦不认识，更不知其失踪内幕，亦从未与祁式潜谈起，祁如何说是我告诉他的?经与内子分析，认为祁可能已被捕，而被捕原因可能与费巩失踪案有关，且祁认为以我之地位及关系，即便说了也不会有事，故推说是听我讲的，以应付询问。我旋复电张达，大意是说，关于费巩教授失踪案，我似与祁式潜讲过。

　　电报发出不久，又迭接岳母(即祁的母亲)自渝发来快函，证实祁已被捕，关在卫戍司令部稽查处，并说听说此处有你的同乡，望速至渝救他等语。我因当时公务缠身，不克分身，乃决定由我亲致张达一函，由副官谢亚云专程带往重庆面呈，信中担保祁无甚问题，请予以关照。至于为何派谢亚云前往，我也是经过一番考量的，谢是三弟沈霞飞介绍给我的，武进人，肄业于康泽办的军校特训班并在别动队工作过，霞飞说他妻家为四川人，本人在川亦有一定关系，所以派他前往打通关系。后来谢抵渝见张达后，方知妻弟日前已由其岳丈居正出面保释回家，一幕有惊无险的事，就此落幕。

　　关于祁式潜，这里再补充说一下。祁被捕之事是个意外，而他当时尚未与中共组织联系上也是事实。虽然如此，但祁毕竟是共产党人，对国民党的做法多有看法，加上在中共根据地他担任多年宣传主管，喜欢说话。因此议论费巩教授失踪的事，大概是无意之中的脱口而出，但说者无意，听者有心，于是遭人密报上去引发他被抓。但此事以后，也促进了他归队的决心，据内侄祁安年后来说，他爸爸不久即去了中共代表团归队并从事地下情报工作。由此也想到次子鹤年曾告诉我说，舅舅每次来都是趁我和内子不在家的时候，来后即在我办公桌翻抽屉，大概是在找对情报工作有用的东西吧。

　　建设新鄂西设想

　　是年夏，美国在日本广岛及长崎先后投下两枚原子弹，苏联亦遵守国际公约之决定，派兵进入东北，并击溃了日本关东军。日皇裕仁始下令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之日终于来临。消息传来，全国一片欢腾。时我适在鄂省战时省府所在地恩施公干。眼见施垣各处，爆竹声声，不绝于耳，民众载歌载舞，欢庆胜利。省府旋召开盛大之庆祝抗战胜利大会，宣布不日将还治武昌，七区专署亦将迁恩施办公。

　　不数日后，我于省干训团(高级班同学陈必贶任干训团教育长)会议室主持“第七区县长会议”，召集属下八县县长参加，计到：咸丰县长李澄闲，宣恩县长董中生，来凤县长刘瀛洲，鹤峰县长鲁坚，恩施县长何清铭，建始县长金重威，利川县长蒋铭，巴东县长张世爱，并邀王东原主席及各厅主管莅会指导。会中，就抗战胜利后七区之工作，包括：如何安定后方秩序、如何发展地方经济、如何提高教育效能、如何促进地方自治诸问题，进行了讨论。

　　在七区县长会议中，各县长踊跃发言，气氛热烈。并通过了《省府复员后第七区工作计划大纲》，大纲内容包括上述四方面及临时动议等凡五十二项。条分缕析，纲举目张，无挂一漏万之嫌，具革故鼎新之效。嗣后不久，下辖八县，亦相继制订各县施政计划纲要，以配合一九四六年之“建设筹备年”，奠立新政强固基础，一般舆论反映亦较好，誉之为鄂西一百七十万父老昆季之幸也。

　　在湖北省省政府于一九四五年九月还治武昌后，为确保鄂西地方治安(鄂西盗匪甚多)，省府乃于十月设恩施办事处，以省政府委员黄仲恂(前中训团副教育长)任主任委员。同时，抗战胜利后，原负责(恩)施巴(东)一带治安防务之施巴警备司令部奉令裁撤，其所辖业务由第七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公署接办。时值冬防期间，我乃就商于黄仲恂委员、师管区司令丁友松等，组织恩施军政联席会议，统一指挥附近驻防部队，分区负责维持治安，军政联席会议由黄仲恂兼主任，我及丁友松兼副主任，具体事宜则由师管区及保安司令部人员负责办理与实施，时保安副司令郑某，为前保安警察大队长，系抗战前军校高教班毕业生，我教过他书，相处当好。

　　为考察鄂西乡政及农村状况，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我曾巡视各县。时鄂西山地，交通不便，有些地方连公路都无，只有徒步前往，自恩施出发，南往宣恩，北至建始、巴东，及沿途各乡镇三里店、野三关，茶店子等处，对发展农村经建，实行乡政造产，办理垦荒造林，种草畜牧各项事业，颇有感触。回恩施后，即据考查所得，草成开发建设鄂西计划，提出利用山区特产，发展经济之构想，颇为当地人士所注意。此前，我曾主持过两次第七区专署经建座谈会，就鄂西水利、公路、电讯、运输、林产等开发，请与会者提供计划，并讨论筹措经费问题。视察后，又成立了第七区农林协进会，以我兼任主任委员，各县县长兼任委员， 具体办理鄂西经建开发事务。

　　依据视察所得印象，鄂西诸县，虽属地瘠民贫，然经济开发，前途可观。惟需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山区特有之农林与畜牧二大事业，以奠定基础。此外，尚需发展教育，开发人力资源。以上数点，加上考查所得数据，成《建设新鄂西的途径》一书，其内容，我先于一九四六年元旦庆祝会上有扼要之说明，复提纲挈领发表于是日《新湖北日报》(鄂西版)上。嗣复在省府恩施办事处的扩大纪念周上，向各界作专题说明报告。此发展经济之构想，曾颇为当地有识之士重视，纷纷来电来函，建言献策，《新湖北日报》(鄂西版)的“鄂西副刊”专栏，亦为此开展讨论。经迭次修订，又印行单行小册出版，可惜未及实施，我即调离鄂西，引为憾事。

　　调任鄂南及援救杨显东兄

　　一九四六年一月，我奉调鄂南一区，遗缺由于国桢继任(于为前鄂省六区专员)，行前，分别拜会施垣各机关人士，依依惜别，并于扩大纪念周报告建设鄂西计划，以有计划而未能实施，深表歉意。报告毕，各界鼓掌甚为热烈，我亦甚感欣慰。

　　王东原缘何将我由鄂西山地调至鱼米之乡的鄂南?据高级班同学，省府秘书长王原一事后语我，王东原认为我文化程度虽高，但不懂军事，而鄂西匪患严重，故不尽适宜，乃调往治安较平稳之一区。

　　是年二月底，我携眷先自恩施乘车至长江边之巴东，由此租用两条民用木船，溯江东下，沿途三峡风光，尽收眼底。途中与某客轮相遇，客轮溅起之浪，险将小船掀翻，随行卫士见状，乃对空鸣枪示警，大船始停下，待我等通过后复开行，甚为惊险。船抵宜昌，换乘卢作孚民生公司的“民勤”号客轮，直达武汉。去省府拜谒王东原主席后，转乘火车沿粤汉路南下，不数小时，即抵专署所在地咸宁。(抗战前，第一区专署驻地为蒲圻县，抗战胜利后移驻咸宁。)专署设咸宁官埠桥，专员官邸为昔之日本人的一个旅团部，后来，屋前屋后曾挖掘出不少人的骷髅，大多为我遇难同胞，由此亦可见抗战中日人的残暴无道。

　　一区位于鄂东南，系鱼米之乡，河流众多。与七区相比，交通便利，离省会武汉亦很近，下辖咸宁、武昌、汉阳、大冶、鄂城、阳新、蒲圻、崇阳、嘉鱼、通城、通山十一县。

　　到任之初，鄂南蒲(圻)咸(宁)嘉(鱼)发生灾情，以蒲圻最重，其原因为去岁粮食歉收，颗粒无收，民众生活艰苦，甚至以食树皮草根为生。我经视察蒲圻灾后街市后，即召集各县长座谈，切实组织救济，并亲赴省申调救济粮，以解燃眉之急。

　　不久，发生了杨显东兄被控案。

　　杨显东，湖北人，留美习农业，为重庆时代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发起人之一。一九四六年春，杨以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湖北分署副署长(署长由湖北省政府委员周苍柏兼)身份，调拨了大量救济物资给受围困的李先念等领导之中共中原解放军部队，使之得以突破封锁，安全转移。时虽在抗战胜利不久，然国共内战局部地区重又爆发。显东兄之举后遭人检控，云其“贪污渎职”，且“勾结共党，危害政府”。新闻媒体对此事亦大加抨击。为此，湖北高等法院检察署对其下达了拘票，令将其收押。杨与我素友善，其妻汤汉清找到我，希我设法救其夫君。恰时任湖北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毛家骐为我昔之南京中央军校同事，在军校高级班，我教中国经济问题，毛教法学通论，时相过从。我即去见毛，力保杨非共产党，并允将毛介绍给居正及王东原为条件(因毛想做湖北高等法院院长，苦于无人推荐)，毛大悦，旋当我面，将捕显东兄之拘票撕毁，说：“清尘兄，看在你的面子上!”我当表谢意，从而使其得以幸免于难。后来，我每次赴汉口，杨必来看我，与我分析时局，还介绍周苍柏与我相识。杨还热情邀我就“行总”鄂分署的专员兼武汉办事处主任，我因东归心切，未能应诺老友。

　　一九四九年后，我与显东兄在北京重逢，他(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副部长)对我说，当时在汉口他是奉了中共董必武、李先念、王震的面示而办救济事宜的。此事经过他已写在其入党报告中(显东兄于一九五六年加入中共)，并对我再次表示感谢，说我们是“生死之交”的朋友。

　　万耀煌主鄂以后

　　一九四六年四月末，王东原调主湘政。五月，万耀煌接任湖北省政府主席，以体现所谓“鄂人治鄂”。万氏，湖北人，曾任陆军大学教育长多年，调主鄂政前，为成都中央军校教育长。为人很爽直，但喜摆架子，故在重庆陆大任教育长时，有人送他一副对联，上联：“耀武扬威前呼后拥三匹马”，下联：“煌煌万言东拉西扯一团糟”，横额：“万恶滔天”。首字合起来即万耀煌三字，以讽其好大喜功，内容接近事实，唯讽刺过甚了。万氏接任之初，即赴鄂南各县视察灾情，我以专员身份陪同，尽了地主之谊，交谈甚洽。后在鄂省行政会议开会期间，万曾提我为省政府委员，因省籍关系，与鄂省地方势力之标榜相左，致以未果。

　　我对经济素有兴趣，在鄂西时，有计划而未能实施，深以为憾。此次来鄂南，亦曾赴各县乡视察。某次在赴蒲圻考察中，发现该地有一质量很好的露天煤田，煤层浅，极易开采，我乃呈报省建设厅，请准予核办，惟建设厅长谭岳泉认为由公家来办此事不合适(实际是怕负责任)。后经与朋友程煜(程潜之侄，时为长江实业公司董事长)、熊东皋、宋漱石(皆中训团高级班同学)等商议，众均主张组建股份公司开采。旋由他们约集多人入股投资，并推程煜为董事长，我因公务员身份，不便入股，但仍被邀作名誉董事之一。公司成立后，曾作适度规模开采。规模虽小，但营利甚丰。

　　一九四六年九月，为父亲七十寿辰。我携妻巩华、长子龟年同返故里常州，为之祝寿。自一九三七年抗日军兴，离别江南后，在外已届十载，见到父亲及继母身体康健如常，甚感欣慰。三弟沈霞飞(时任江苏省昆山县长)携弟妇春波及子女六人，四弟沈祥霖(时任职无锡某工程处)携弟妇海波及尚在襁褓中的建国侄亦同往，阖家团叙。祖孙三代计十七人同列一堂，在沈家历史上，亦堪称为盛况空前了。

　　我任一区专员期间，几乎每月要前往武汉公干。一九四六年十月，高级班同学杨锦昱任新设置之武昌市长，杨及其太太热情好客，常邀在汉之高级班同学熊东皋、宋漱石、吴嵩庆、刘公武、王原一、吴景新、侯雨民等聚餐，我如在汉，必来相邀，互叙情谊，互通声气。

　　万耀煌主鄂后，开过数次省行政会议，以“促进县政复员，接收人心”为议题。一九四七年二月中复于省垣武昌省干训团礼堂召集一、二、三区行政会议，议题为检讨去年工作，交流今年计划。会期一周，除开闭幕式外，共举行了六次大会。计到三地区专员及辖下三十二县县长。鄂省党部主委袁雍、新任省参议会会长何雪竹、副议长习文德及省府各厅主管亦到场。万耀煌任大会主席，省府邓翔海秘书长任大会秘书长。万致词后，即由各专员做工作报告，时二、三两区位于鄂东、鄂北，治安问题突出，其专员蔡文宿和彭旷高系军人出身，其报告中多谈军事问题。一位国民党第六届中央委员，在抗战时被中共方面以“摩擦将军”称之的黄冈县长朱怀冰，亦在发言中大谈所谓的县长事权“军政合一”问题。独我于报告中，谈及行政效率问题：格于省县两级制限制，专员公署仅为省府之辅助机关，而非地方行政层级，故行政督察专员对各县只有监督权而无直接指挥权(各县县长均由省民政厅委派，县府之财政、建设、教育诸局又各由其主管厅直接掌握)，政出多门，政令繁复为行政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此乃省政制度之一大缺陷也。一语既出，震惊四座。会后，万耀煜曾约我谈话，嘱写出报告以作为省政革新之参改。

　　三区行政会议期间，前军委会南岳游干班毕业留汉同学陈畴、李铁生、胡武、黄俊球、郑介民、梁尚贤、王一鸥等，得知我及刘嘉树(前游干班教育处长)、彭旷高(前游干班军事教官，后任西南游干班教育处长)等适在汉，乃函邀吾等参加其之春季聚餐会。在汉口青年馆内举行，师生重聚，气氛热烈。这些同学的名字我大都叫不出，因我在游干班时间甚短，只在纪念周上，作过几次报告，惟他们都记得我，以沈老师相称，并作自我介绍，盖乃儒家之尊师重道精神体现也。

　　我赴常州省亲之际，便途经南京时，曾去拜访行政管理学会的朋友，时任社会部福利司长之张鸿钧兄，遂有东归之意。一则，地方行政工作，阻力颇大，做事愈多，控告愈多。地方主管，任期无一，故虽有计划，无法执行。二则，我年已近半百，且身体不好，十年漂泊在外，也该有个归宿了，加上子女教育诸问题。故张语我，他处由于帮办王某长期病假，无法前来上班，兄是否可先屈任时，我当表同意。旋由张向社会部长谷正纲请示，谷见我系中

　　训团高级班一期出身，立即同意，随即以社会部名义两次函商湖北省政府，省府始同意放人。

　　一九四七年七月，我携眷自武汉启程东归。杨显东兄通过善后救济总署的关系，为我们联系了一艘美军的登陆舰，一行沿长江，顺流东下，终于回到了阔别十载的南京。

　　（上文摘自《沈沛霖回忆录》第八、九两章，有删节。沈沛霖(清尘)口述，沈建中撰写。沈沛霖(1903-1992)，又名清尘，江苏省武进县人。县立师范肄业后赴法国勤工俭学并获机械工程师文凭，回国以后参加北伐战争。后任教南京中央军校，并主持县政。抗战爆发及其后，先后在军委会战干三团、中央军校第二分校、湖北省恩施及咸宁地区、社会部、南京市社会局担任政工和行政主管。一九四九年后任北京工业学院、浙江大学教授，一九八六年离职休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