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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汉城:我趴在难民车顶到了延安
来源:抗战老兵口述中心   2020-09-17 10:50:09

  郭汉城,1917年生于浙江萧山,1938年入延安陕北公学学习。194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初期,任察哈尔省文化局副局长、省文联主任,华北行政委员会文艺处副处长。1954年任中国戏曲研究院剧目研究室主任。后曾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戏曲研究所所长、《文艺研究》副主编(兼)。

  1937年,日本侵略者攻占上海,整个中华民族沉浸在抗战救亡的气氛中,大批青年纷纷前往延安。当时20岁的我,和众多青年一样,对延安这一革命圣地有深深的向往。那时到陕北去都要经过八路军办事处的介绍,我先到长沙,经长沙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又去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最后才辗转抵达延安。

  当时的我是一个穷学生,没有钱怎么去长沙?我和同伴就去扒“难民车”,即当时难民坐的火车,可以不花钱。火车上满是人,我们就趴在车顶。刚开始还好,但是从长沙到西安,路上火车要穿过隧道,就非常危险了。我们只能趴在车顶一动不动,稍微动一下就有可能因被撞到而丢了命。特别是穿过很长的隧道时,眼睛长时间在黑暗中,突然穿出隧道见到阳光会很难受,我们都把行囊盖在头上,遮住眼睛,就这样一直趴在车顶。

  当时延安有很多学校,大批的青年学生在抵达延安后就会进入这些学校学习,毕业后作为革命干部分配到全国各地的抗日根据地开展抗战工作。1938年,我进入陕北公学学习。在这里,我第一次接触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原著。深入研读这些原著,让我受益匪浅,人生观、世界观都在此时形成。

  当时,陕北公学由成仿吾任校长,他名气很大,很多人慕名来到陕北公学。在这里,不光要抗日,还要传播文化、培养干部。很多老师讲课非常生动、很有特色,我也被深深吸引。记得有一次,在栒邑(今旬邑)县,贺龙元帅带领部队打了一场胜仗,他在这里开庆功会。我跑去现场,当时隔着人群老远看到贺龙在台上讲话的样子,心里真是激动万分,那就是我们崇拜的英雄!

  我在陕北公学学习了近一年,这段学习经历虽然不长,但对我影响极大。毛主席曾经高度评价陕北公学,说“中国不会亡,因为有陕公”。

  后来,我被分配到晋察冀边区从事教育工作,一直到抗战结束。1939年,我在去晋察冀边区的路上,先到延安听报告,在这里,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的报告让我至今印象深刻。毛泽东同志送给我们抗战的“三个宝贝”,那就是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周恩来同志带领我们唱起了《到敌人后方去》:“到敌人后方去,把鬼子赶出境。不怕雨,不怕风;抄后路,出奇兵;今天攻下来一个村,明天夺回来一座城。叫鬼子顾西不顾东,叫鬼子军力不集中。”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周恩来同志十分有亲和力地带着我们一起唱歌的情景,当时,我们心中燃起了抗战到底的烈火,大大增强了决心和勇气。

  在晋察冀根据地,人们缺衣少食,军民都过着艰苦的生活。老百姓把花生壳磨成粉当食物,到了春天杨树发芽,就摘杨树芽吃。我当时借住在一个老乡家里,有一天早上,看到一个瘦得皮包骨头的孩子把手伸到石磨的磨眼里掏花生壳磨成的粉末吃,情景惨极了。即便如此,老乡还是会把仅有的吃的、用的提供给军队。而且,当军队跟敌人战斗时,老百姓会自觉地组织队伍,为军队运输粮食、抬送伤员,军民一条心,共同抗战。我对农民的认识是从那时候形成的,他们很不容易,也十分伟大,抗战能够取得胜利,与人民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尽管没有上过战场,但是我也遭遇过敌人的威胁。有一次,日本鬼子进行“扫荡”,我们后方机关都要转移,我所在的中学从陕西平山县出发,一直走到山西平顶县。一天晚上,敌人把学校师生住的地方包围了起来,师生们必须冲出敌人的包围圈,否则就是死路一条。

  突围的唯一出路,就是翻越日本人所设置的“无人区”。“无人区”是日本人将当地居民杀戮和驱赶后形成的,那里空荡荡的,一个人也没有,晚上远远看去一片漆黑,非常凄凉。当晚,老师带着学校的孩子准备突围。因为孩子们都很小,遇到敌人非常害怕,给突围造成了一定困难。那时当地老百姓为了躲避日本鬼子,都逃到了山里。后来在山上老百姓的帮助下,几经周折,师生们终于摆脱了敌人的威胁,回到了革命队伍中。

  然而战争是残酷的,很多同志在战斗和敌人的“扫荡”中牺牲了。尽管环境危险而艰苦,但无论军队还是老百姓,抗日的决心都非常坚决,人们的精神面貌是积极昂扬的。当时我坚信我们一定会胜利!

  那时候,戏剧演出在晋察冀边区十分活跃,主要形式是话剧,故事根据当地发生的一些真实事件编写而成,不仅深受边区军民的喜爱,对宣传抗战也起到了很大作用。在根据地影响最大、普及范围最广的艺术形式还是歌曲,根据地军民人人高唱抗日歌曲,到处飘荡着歌声。《红缨枪》《大刀进行曲》《黄河大合唱》《到敌人后方去》等歌曲在各个根据地广受欢迎,到现在我还会唱。

  回想起来,能够参加抗日战争,是我一生中最难忘,也是最有意义的一段经历,在抗战中培养起来的爱国主义精神影响了我的一生。新中国成立后,我从事戏曲工作也与这段经历有很大关系。戏曲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热爱自己的民族,就应该热爱自己民族的文化,所以我把戏曲研究当成了我终身的事业。

  (时间:2020年9月4日  来源:《中国文化报》  统筹:刘淼  参与采写:刘淼、于帆、程佳  实习记者:李荣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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