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抗战老兵：冈村宁次从我身边走过时低下了头
来源：浙江在线-今日早报   2020-11-01 11:24:53

　　(今日早报记者王晨辉)“对，这个就是我。冈村宁次从我身边走过，低着头。”

　　潘庭槐伸出枯树般的手，戳着照片上那个一身戎装的身影，眼睛里闪着光。

　　这时，老人的思绪已经飘回到69年前的那一重要的历史时刻——中国战区侵华日军投降签字仪式上，冈村宁次等日本投降方代表正黯然离场。

　　1945年9月9日，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军校礼堂内，身着笔挺宪兵服，脚蹬锃亮军靴的潘庭槐，时任宪兵十五团三营八连少尉排长，参与了投降签字仪式的现场安保工作。

就是这张著名的历史照片，右边的宪兵就是潘庭槐。

　　卢沟桥的枪炮声让他投笔从戎

　　如果不是那场战争，家境优裕，天资聪颖的潘庭槐，本来很可能考上大学，走上完全不同的人生轨迹。然而，卢沟桥的枪炮声，打碎了他的书斋梦想。

　　“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我再没心思读书了，一心想着参军打仗。”潘庭槐说，那时的他还是一个瘦小少年，在温州瓯海中学读初中。

　　听说中央军校十七期来温州招考，潘庭槐一去就考上了。“可当时出了一件事，我母亲去世了，我想先回家看看。等再回到学校时，军校招考人员已经离开了。”

　　不过，军校一走，又来了宪兵队来招生。“宪兵第五团第八连连长要我去他那里，我就考到了宪兵队。”

　　潘庭槐在训练中，因为年少机灵，被团长张慕陶看中，想把他要去。但是营长黄锡硅也很喜欢他，不肯放。当了一段时间营长的勤务兵后，他被升为少尉排长。

　　宪兵部队的主要任务是督战和肃贪，抗战八年中，部队辗转多地，奔赴各个战略要地。潘庭槐按照军纪惩治过一些匪兵，但与有些军官不同的是，他没有乱杀人，而是灵活处理一些散兵，也热心地帮助过伤残兵、困难兵300人左右。

　　虽然宪兵部队参战不多，潘庭槐还是和日军有一些交手。1944年，在安徽徽州时，部队在经过日本的封锁线时被发现了。“可能因为我们是宪兵，他们也有点害怕，在我们穿过封锁线时，愣是没敢开一枪。”

何应钦接过冈村宁次签署的投降书。

　　以敢死队队长的身份奔赴南京

　　1945年8月25日，潘庭槐的部队被调到江西南城。

　　4天后，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飞抵南城，在一个破旧的小学里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当时潘庭槐负责在会场门口站岗。

　　这是一次布置到南京参加受降工作的会议。会后，上面通知团长张慕陶选出30多名敢死队员，到南京负责现场安保。

　　“团长说不要选了，就让潘庭槐去好了，因为我带的这个排很出色。我们排有36人，6人身体不大好，刷了下来，最后选了30个人，我成了敢死队队长。”潘庭槐说。

　　为什么是敢死队?

　　“因为8月15日日本人投降时，南京一带还有几万名日本人驻守着，手里都有武器。抗日战争打了八年，日本人一下子宣布投降，谁也不能确定是真是假。所以，去南京是有风险的，我们是一支敢死队。”

　　9月3日那天，全副武装的敢死队，扛着团里最好的德国式20连发驳壳枪，每人带着200发子弹，出发了。他们先坐卡车到南城机场，然后坐飞机到南京，一路仅花了两个多小时。

　　飞机降落时，敢死队员们的子弹都是上了膛的。“如果日本人不听话，我们是要和他们干的，大家心里都很紧张。”

　　进了南京城，潘庭槐见到日本兵都围在一起，枪支整齐地叠放在一边，一直吊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看来日本是真投降了。

　　潘庭槐回忆，战后的南京，看上去非常平静，也略显冷清。店铺大多开业了，但街上人不多，不过见到久违的中国战士，市民的脸上都会露出高兴的表情。

南京受降仪式现场。

　　下意识走了几步让他进入一张历史照片

　　从9月3日到9月8日，潘庭槐等30人一直住在总统府。

　　受降仪式最初的地点就是选在总统府，但最终确定在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大礼堂，也就是抗战前的中央军校大礼堂。

　　当天早上5点，潘庭槐就来到了大礼堂作准备。

　　“我们要听赵营长的指挥。朝南的就看向南，朝北的就看向北，一动都不能动。而我因为是排长，可以转一转，走一走。”

　　潘庭槐说的赵营长是当时南京受降典礼安保工作的总负责人赵振英，当时是新六军十四师四十团一营少校营长。如今，这位老人仍健在，还开了微博。

　　受降仪式定在上午9时。潘庭槐记得，受降仪式时间很短，也就十几分钟。当时，中方代表坐在北面宽大的受降席上，日方则坐在南面窄小的投降席上，东西两边则坐着中外来宾和各国记者。

　　冈村宁次和投降方代表离场时，从潘庭槐身边走过。“当他走到我身边时，我清楚地看到，他的头低了下来，都不敢正眼看我们。”潘庭槐回忆。

　　而这一幕，恰好被一名在场的记者拍下。照片中，冈村宁次等日本投降方提着帽子，低着头走过，身着宪兵服的潘庭槐则在一旁笔直地站着。

　　要说这张照片能把潘庭槐拍进去，多少有点偶然，在其他受降仪式的照片中，那个位置并没有看到卫兵的身影。

　　赵庭槐说，在签字仪式开始时，他并没有站在出入口的位置，而是站在稍远一点的地方。当冈村宁次一行七人签字出来的时候，“我下意识地往出入口方向走了几步”。

　　日军代表退出会场后，何应钦即席发表广播演说。言毕，全场掌声雷动。

　　“我恨日本侵略者，他让我家破人亡”

　　受降仪式后，潘庭槐被调到了南京下关，任下关宪兵少尉区队长。

　　他回忆，从那时起，整个南京城一下子沸腾起来了，市民们走上大街，欢庆这一胜利的时刻，8年来笼罩在南京上空的阴霾，终于一扫而空了。

　　来到南京的中国军人也多了起来，一次，他看到中国军人在殴打一个日本俘虏，出于宪兵的职责，他上前制止并批评了那位军人。

　　“其实，在心底里，我们每个人都对日本侵略者怀有深深的仇恨。我父亲以前当过乡长、渔会会长，当过地政处主任。日本人来温州后，让我父亲出来当汉奸、当伪乡长，他不当，打死也不当。”

　　潘庭槐说到这里，情绪有点激动。他顿了顿，吸了口气，才接着往下说。

　　“日本人啊，就把我家的房子拆掉了。我祖父不肯跑，抵抗了一下，居然被打死了，我弟弟也被打伤了。”

　　说到这里，潘庭槐的目光飘回到那张照片上，“那天，冈村宁次从我身边走过的时候，我恨得不得了，真想一枪把他毙了!”

　　说到这儿，潘庭槐看着窗外，陷入了沉默。

　　尽管痛恨日本人，可军人就是要服从命令。投降仪式后，潘庭槐参与了第一批遣送俘虏的工作。

　　9月20日，潘庭槐坐上了一条商船，船上有3500个日本人，挤得很满。日本籍家属坐在舱里，俘虏兵大多在外面的甲板上。有些人还带着骨灰盒，最多的带了8个，他们穿着军装，军衔已经摘掉了。

　　“他们和战争时期完全不一样了，很安静，很老实，很服从。载着3000多人的船，居然听不到什么声响。不过从他们的表情来看，都还充满着期望，离家这么多年，终于能活着回家了。”潘庭槐说。

　　商船整整开了两天一夜，到达冲绳岛附近的一个小岛。“日本兵和商人下船走的时候，不准带武器，不准带金银，其他衣服什么的，可以带回去。”

　　内战开始，他坚决要求退役回家

　　之后，潘庭愧还去了上海、苏州、无锡等地执行任务，主要工作是保护当地的铁路。

　　“这些地方都曾被日本侵略者占领，现在光复了，市民们都非常高兴，经常会有庆祝活动，街上三天两头有敲锣打鼓的、大舞龙狮的，非常热闹。我们也被这种喜庆气氛感染，虽然工作很累，但都非常高兴。”潘庭槐说。

　　与此同时，中国方面押送日本俘虏的工作也一直在进行。潘庭槐回忆，直到1946年的下半年，俘虏兵才基本被运送完毕。期间，潘庭愧还参加过国共重庆谈判的安保工作，并且在重庆亲眼见过毛泽东。

　　而随着八年全面抗战的胜利，潘庭槐的思乡情绪也日渐浓烈。

　　“我参军是为了抗战，在部队呆了这么长时间，终于胜利了，我真的很想回家。”潘庭槐说，当时，在他面前有很好的升官机会，因为营长黄锡硅一直很看重他，而这位营长后来调到了宪兵司令部当人事科科长。

　　但是，他没有动心。

　　“我回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内战开始了。我实在不想参加内战，就坚持回家了。”潘庭槐说，如果他留在部队，肯定会升官，后来也很有可能会去台湾。但是，他并没有后悔当初的选择。

　　1946年，潘庭槐的退役要求获得黄锡硅的批准，回到了温州老家。

　　1949年以后，潘庭槐在地方上参加过征粮队，在永强区食堂当过司务长，后来也坐过牢，被红卫兵抄过家，参军时留下的东西，全被烧光了。就这样，潘庭槐的后半辈子，一直种着田。

　　“虽然，以前的我从来不和别人提起那段经历，但是我并未淡忘。这是我个人的记忆，也是一个民族的记忆。”

　　潘庭槐摩挲着照片上那一排卫兵的身影，缓缓道：“当年和我一起去南京参加受降仪式的29名宪兵队员，自从我退役后就再没有联系过。听说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去了台湾，而到现在仍旧健在的应该很少了。”

　　“岁月在流逝，故人在老去，但是这段记忆不应该被遗忘。”老人抓着两侧的椅把，重重地靠向了椅背，深深地叹了一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