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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抗战老兵:冈村宁次从我身边走过时低下了头
来源:浙江在线-今日早报   2020-11-01 11:24:53

潘庭槐向记者讲述当年经历。

  (今日早报记者王晨辉)“对,这个就是我。冈村宁次从我身边走过,低着头。”

  潘庭槐伸出枯树般的手,戳着照片上那个一身戎装的身影,眼睛里闪着光。

  这时,老人的思绪已经飘回到69年前的那一重要的历史时刻——中国战区侵华日军投降签字仪式上,冈村宁次等日本投降方代表正黯然离场。

  1945年9月9日,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军校礼堂内,身着笔挺宪兵服,脚蹬锃亮军靴的潘庭槐,时任宪兵十五团三营八连少尉排长,参与了投降签字仪式的现场安保工作。

就是这张著名的历史照片,右边的宪兵就是潘庭槐。

  卢沟桥的枪炮声让他投笔从戎

  如果不是那场战争,家境优裕,天资聪颖的潘庭槐,本来很可能考上大学,走上完全不同的人生轨迹。然而,卢沟桥的枪炮声,打碎了他的书斋梦想。

  “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我再没心思读书了,一心想着参军打仗。”潘庭槐说,那时的他还是一个瘦小少年,在温州瓯海中学读初中。

  听说中央军校十七期来温州招考,潘庭槐一去就考上了。“可当时出了一件事,我母亲去世了,我想先回家看看。等再回到学校时,军校招考人员已经离开了。”

  不过,军校一走,又来了宪兵队来招生。“宪兵第五团第八连连长要我去他那里,我就考到了宪兵队。”

  潘庭槐在训练中,因为年少机灵,被团长张慕陶看中,想把他要去。但是营长黄锡硅也很喜欢他,不肯放。当了一段时间营长的勤务兵后,他被升为少尉排长。

  宪兵部队的主要任务是督战和肃贪,抗战八年中,部队辗转多地,奔赴各个战略要地。潘庭槐按照军纪惩治过一些匪兵,但与有些军官不同的是,他没有乱杀人,而是灵活处理一些散兵,也热心地帮助过伤残兵、困难兵300人左右。

  虽然宪兵部队参战不多,潘庭槐还是和日军有一些交手。1944年,在安徽徽州时,部队在经过日本的封锁线时被发现了。“可能因为我们是宪兵,他们也有点害怕,在我们穿过封锁线时,愣是没敢开一枪。”

何应钦接过冈村宁次签署的投降书。

  以敢死队队长的身份奔赴南京

  1945年8月25日,潘庭槐的部队被调到江西南城。

  4天后,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飞抵南城,在一个破旧的小学里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当时潘庭槐负责在会场门口站岗。

  这是一次布置到南京参加受降工作的会议。会后,上面通知团长张慕陶选出30多名敢死队员,到南京负责现场安保。

  “团长说不要选了,就让潘庭槐去好了,因为我带的这个排很出色。我们排有36人,6人身体不大好,刷了下来,最后选了30个人,我成了敢死队队长。”潘庭槐说。

  为什么是敢死队?

  “因为8月15日日本人投降时,南京一带还有几万名日本人驻守着,手里都有武器。抗日战争打了八年,日本人一下子宣布投降,谁也不能确定是真是假。所以,去南京是有风险的,我们是一支敢死队。”

  9月3日那天,全副武装的敢死队,扛着团里最好的德国式20连发驳壳枪,每人带着200发子弹,出发了。他们先坐卡车到南城机场,然后坐飞机到南京,一路仅花了两个多小时。

  飞机降落时,敢死队员们的子弹都是上了膛的。“如果日本人不听话,我们是要和他们干的,大家心里都很紧张。”

  进了南京城,潘庭槐见到日本兵都围在一起,枪支整齐地叠放在一边,一直吊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看来日本是真投降了。

  潘庭槐回忆,战后的南京,看上去非常平静,也略显冷清。店铺大多开业了,但街上人不多,不过见到久违的中国战士,市民的脸上都会露出高兴的表情。

南京受降仪式现场。

  下意识走了几步让他进入一张历史照片

  从9月3日到9月8日,潘庭槐等30人一直住在总统府。

  受降仪式最初的地点就是选在总统府,但最终确定在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大礼堂,也就是抗战前的中央军校大礼堂。

  当天早上5点,潘庭槐就来到了大礼堂作准备。

  “我们要听赵营长的指挥。朝南的就看向南,朝北的就看向北,一动都不能动。而我因为是排长,可以转一转,走一走。”

  潘庭槐说的赵营长是当时南京受降典礼安保工作的总负责人赵振英,当时是新六军十四师四十团一营少校营长。如今,这位老人仍健在,还开了微博。

  受降仪式定在上午9时。潘庭槐记得,受降仪式时间很短,也就十几分钟。当时,中方代表坐在北面宽大的受降席上,日方则坐在南面窄小的投降席上,东西两边则坐着中外来宾和各国记者。

  冈村宁次和投降方代表离场时,从潘庭槐身边走过。“当他走到我身边时,我清楚地看到,他的头低了下来,都不敢正眼看我们。”潘庭槐回忆。

  而这一幕,恰好被一名在场的记者拍下。照片中,冈村宁次等日本投降方提着帽子,低着头走过,身着宪兵服的潘庭槐则在一旁笔直地站着。

  要说这张照片能把潘庭槐拍进去,多少有点偶然,在其他受降仪式的照片中,那个位置并没有看到卫兵的身影。

  赵庭槐说,在签字仪式开始时,他并没有站在出入口的位置,而是站在稍远一点的地方。当冈村宁次一行七人签字出来的时候,“我下意识地往出入口方向走了几步”。

  日军代表退出会场后,何应钦即席发表广播演说。言毕,全场掌声雷动。

  “我恨日本侵略者,他让我家破人亡”

  受降仪式后,潘庭槐被调到了南京下关,任下关宪兵少尉区队长。

  他回忆,从那时起,整个南京城一下子沸腾起来了,市民们走上大街,欢庆这一胜利的时刻,8年来笼罩在南京上空的阴霾,终于一扫而空了。

  来到南京的中国军人也多了起来,一次,他看到中国军人在殴打一个日本俘虏,出于宪兵的职责,他上前制止并批评了那位军人。

  “其实,在心底里,我们每个人都对日本侵略者怀有深深的仇恨。我父亲以前当过乡长、渔会会长,当过地政处主任。日本人来温州后,让我父亲出来当汉奸、当伪乡长,他不当,打死也不当。”

  潘庭槐说到这里,情绪有点激动。他顿了顿,吸了口气,才接着往下说。

  “日本人啊,就把我家的房子拆掉了。我祖父不肯跑,抵抗了一下,居然被打死了,我弟弟也被打伤了。”

  说到这里,潘庭槐的目光飘回到那张照片上,“那天,冈村宁次从我身边走过的时候,我恨得不得了,真想一枪把他毙了!”

  说到这儿,潘庭槐看着窗外,陷入了沉默。

  尽管痛恨日本人,可军人就是要服从命令。投降仪式后,潘庭槐参与了第一批遣送俘虏的工作。

  9月20日,潘庭槐坐上了一条商船,船上有3500个日本人,挤得很满。日本籍家属坐在舱里,俘虏兵大多在外面的甲板上。有些人还带着骨灰盒,最多的带了8个,他们穿着军装,军衔已经摘掉了。

  “他们和战争时期完全不一样了,很安静,很老实,很服从。载着3000多人的船,居然听不到什么声响。不过从他们的表情来看,都还充满着期望,离家这么多年,终于能活着回家了。”潘庭槐说。

  商船整整开了两天一夜,到达冲绳岛附近的一个小岛。“日本兵和商人下船走的时候,不准带武器,不准带金银,其他衣服什么的,可以带回去。”

  内战开始,他坚决要求退役回家

  之后,潘庭愧还去了上海、苏州、无锡等地执行任务,主要工作是保护当地的铁路。

  “这些地方都曾被日本侵略者占领,现在光复了,市民们都非常高兴,经常会有庆祝活动,街上三天两头有敲锣打鼓的、大舞龙狮的,非常热闹。我们也被这种喜庆气氛感染,虽然工作很累,但都非常高兴。”潘庭槐说。

  与此同时,中国方面押送日本俘虏的工作也一直在进行。潘庭槐回忆,直到1946年的下半年,俘虏兵才基本被运送完毕。期间,潘庭愧还参加过国共重庆谈判的安保工作,并且在重庆亲眼见过毛泽东。

  而随着八年全面抗战的胜利,潘庭槐的思乡情绪也日渐浓烈。

  “我参军是为了抗战,在部队呆了这么长时间,终于胜利了,我真的很想回家。”潘庭槐说,当时,在他面前有很好的升官机会,因为营长黄锡硅一直很看重他,而这位营长后来调到了宪兵司令部当人事科科长。

  但是,他没有动心。

  “我回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内战开始了。我实在不想参加内战,就坚持回家了。”潘庭槐说,如果他留在部队,肯定会升官,后来也很有可能会去台湾。但是,他并没有后悔当初的选择。

  1946年,潘庭槐的退役要求获得黄锡硅的批准,回到了温州老家。

  1949年以后,潘庭槐在地方上参加过征粮队,在永强区食堂当过司务长,后来也坐过牢,被红卫兵抄过家,参军时留下的东西,全被烧光了。就这样,潘庭槐的后半辈子,一直种着田。

  “虽然,以前的我从来不和别人提起那段经历,但是我并未淡忘。这是我个人的记忆,也是一个民族的记忆。”

  潘庭槐摩挲着照片上那一排卫兵的身影,缓缓道:“当年和我一起去南京参加受降仪式的29名宪兵队员,自从我退役后就再没有联系过。听说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去了台湾,而到现在仍旧健在的应该很少了。”

  “岁月在流逝,故人在老去,但是这段记忆不应该被遗忘。”老人抓着两侧的椅把,重重地靠向了椅背,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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