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时代
1923年12月25日,我出生在枫桥镇先后陈村(今先进村),在镇上骆氏小学读完高小,在绍兴承天中学和战时中学读的初中,后来又到金华读高中。记得1939年11月的一个下午,日寇6架轰炸机飞临枫桥,轮番轰炸,村里几百间民房被日军炸毁,和平宁静的村落,顿时血肉横飞,只剩下一片残砖断瓦,满地狼藉,惨不忍睹。枫桥集英小学十多个正在上课的小学生躲避不及,死于炮火。我的母亲见状,不顾安危,跑出去抢救邻里孩子,也不幸中弹身亡。
那年我只有16岁,见到被毁的家园、惨死的母亲以及众多乡亲流离失所,国恨家仇,牢牢地铭刻在心上。
临近高中毕业时,日军炮火步步紧逼,杭州、萧山相继失守,诸暨、金华一线也已经危在旦夕。我本想报考浙江大学,但是浙大已经西迁内地了,只好改考湖南大学,被湖南大学土木系录取了。
当时,同学们想到日军的大举进攻,国家民族,危在旦夕,纷纷投笔从戎。1941年春,高中毕业后的我放弃了就读湖南大学的机会,毅然决然,投考了正在金华地区招生的军校。录取后,我们随教官来到江西铅山县陈坊军训部报到。我被编在入伍生1团7连,接受为时7个月的训练。受训结束后,学员们要经过第一轮的考试(主要是数学与体检)。考试及格后,我被录取在中央军官学校18期工科(即黄埔18期)学生队,我们由铅山县出发,步行到湖南零陵县(今永州)学习。军校的科目有桥梁、筑城、道路、测量、建筑、坑道、爆破、步兵攻战、孙子兵法、劈刺等内容。在校期间,我们享受的是中士待遇。
1943年8月5日,我从军校毕业。可以说,我在军校学会的这些本领,多年以来,无论在战争中,还是在后来的和平时期里均使我受益匪浅。
在抗战前线
离开军校后,我们立即被指派到河南登封县抗战前线驻防。
我在13军任军部参谋处少尉见习参谋,与我一起到登封的几位同期战友钟仲绥、禇信、庐大成则被分配到军务处;黄余生、周柏寿在军部工兵营任少尉排长;钟仲桓任第4师工兵连排长;符气宏担任89师的少尉排长。
1944年,日军第110师团大举进犯豫西的伏牛山我方阵地,作战科长王统佐命令我到前线了解战备情况,回来汇报。当我到达4师12团阵地时,刚好敌军来犯。此时,我想到日军的残暴行径,大片国土沦丧敌手,百姓流离失所,民不聊生,母亲以及众多善良的乡亲们惨遭日军杀害,国仇家恨,一齐涌上心头,再也按捺不住悲愤的心情,我请示了12团的一位连长,拿到了步枪、子弹与手榴弹,与战士们一起进入阵地,见到迎面进攻的日军,我们猛烈开火,我亲手打死了两个冲在前面的日本鬼子。
我军处于有利地形,居高临下。日军利用炮火优势,向我军阵地猛烈开炮,炮弹落在我的附近,炮弹开花爆炸,岩石被打得四处飞溅,有几块石头正好击中我的前胸,鲜血直流,直到今天我的胸前仍留着当年负伤的疤痕。
我们在阵地坚守了一个多小时,终于后援部队跟上来了,我军士气大振,敌军败退了下去。战后,我得到军部的传令嘉奖。在豫西会战中,升任中尉排长。
后来,在战事的换防中,我因工作需要调到4师工兵连,移防到湖北的当阳县。我们工兵连的主要任务是负责造桥铺路,为大军的行进打前哨。当时我们造的桥梁大多是木制的简易桥,经常征用民船。我们将民船排列在河面,用铁索将船连接起来,再在船上铺上木板,这样,一条临时的浮桥就搭成了,军队、武器均能顺利通过。
未久,部队又要换防了,我随部队到贵阳青岩休整。休整后,我又奉调到军部工兵营。此时,部队南下至广西柳州。
我们工兵营的主要工作仍然是架设桥梁。那次我们是建造供大部队行进较为牢固的木桥,虽说也是临时性的桥梁,但比原先用木船连接起来的浮桥要好多了,桥梁牢固,可以较永久地使用,准备反攻时供大军通过(当时军队已经配备了美式载重武器)。正在建桥时,忽然传来特大喜讯,日本无条件投降了!全体官兵闻讯,欣喜若狂,那天晚上,大家欢天喜地,吃了一顿丰盛的庆功宴,让我至今难以忘怀。终于要过上渴望已久的和平生活了!每一个官兵都在心底里盘算着,胜利了,可以解甲归田,过上和平幸福的日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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