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士瀛：世纪老人的金色年华
来源：《黄埔》   2017-12-21 11:30:33

　　在杭州度过青少年时代

　　我1918年农历七月十九日生于杭州，祖藉在福建永定。父亲林烈扬(在日本时叫林金光)是老家福建永定县高陂乡西坡村唯一通过科举考试的举人，至今祠堂里还挂着他当年中举的匾额。父亲早年到日本留学，那时蔡锷下野,也在日本,恰巧与父亲相遇，成为挚友。回国后，父亲追随云南督军蔡锷，担任过云南省马龙州的知事。后来调回浙江，在慈溪、孝丰、永康三个县当过几任县长。

　　1917年，父亲在杭州买了房子定居下来，开了家肥田粉厂，后来又办过袜厂。张静江成为浙江省主席后，父亲担任禁烟局局长。

　　我在杭州出生,在大塔儿巷(皮市巷旁边)的正则小学上学。小学毕业后，到惠兰中学上初中。高中时，在六和塔附近(二龙头)的之江大学附中读书。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我高中毕业。

　　那时，爷爷在桂林开着一家厂，叫作林福裕五金厂，父亲与一个哥哥已先期到了桂林，管理那家工厂。

　　1937年8月31日，淞沪战役打响后，杭州受到影响，日本飞机经常飞临上空轰炸。开始时，城里没有什么防空设施,全家人只好在堂前的八仙桌上放几床棉被，方便藏在桌下躲避空袭。后来，飞机轰炸越来越频繁，百般无奈之下，母亲只好带着我们几个孩子到余杭乡下避难。

　　在余杭待了一个多月，似乎日本飞机来得少了。我们又回到杭州，谁知淞沪战役越打越激烈，日本轰炸机不时飞来，全家人只好再次去诸暨乡下躲避。随着日军的大举进攻，学校张贴出布告，要师生们向内地撤退。于是，母亲带着我们几个孩子到桂林去投奔父亲。

　　我们一家人从金华坐火车到鹰潭，在鹰潭下车后，步行到桂林去。一路上，遇到能搭便车的，我们就搭车，如没有车子，只得走路。那时，我有一个妹妹、三个弟弟，年龄还小。逃难路上，全家疲于奔命，颠沛流离，母亲操劳过度，不堪负担,途中得了重病。到桂林的时候，只能依靠我们兄妹几个人将她携扶进大门。用了两个多月，历尽千辛万苦，总算与父亲团圆了。可是母亲却一病不起，不久就过世了(1938年3月)。

　　投考黄埔军校

　　在桂林，我先在一家青年会办的补习班里念书。在那个补习班里遇到一位同学，叫鲁雅良，他的父亲鲁忠修中将担任着浙江省第五行政督察专员。他父亲来信动员儿子报考军校，为国效力。鲁同学与我是好朋友，就来劝说我一起去投考陆军军官学校。

　　对于我个人来说，一家人原在杭州过着和睦平静的日子，日本人打过来，被迫逃亡，流离失所。逃难时的艰难困苦，母亲的过早离世，令我悲痛万分。听了他的一番话，国恨家仇一齐涌上心头，心想，没有国哪能有家呢?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报考军校正可以保家卫国。

　　其实，我爱好文学，那时(1938年8月)，已经考取了广西大学文科。但听了鲁同学的一番话，我与大多数热血青年一样，决定投笔从戎，报考军校。由此，我与鲁雅良及另外一位补习学校的同学一起赶到桂林城外30余里的鹿寨军校招生办事处，那里正在招收黄埔16期炮科学生。

　　在炮校学习

　　录取后只过了一个多月，我们从桂林的鹿寨出发，步行到贵州都匀的炮校所在地。一路上，行军十分艰苦。教官为了照顾我们这些刚从老百姓转为军人的年轻人，第一天只走了30多里，让大家有个适应过程，然后，每天增加行军的里程。经过一个多月的步行，到达贵州省都匀的炮兵学校。

　　在炮校，我所在的部队隶属炮兵总队3大队8中队，初时我们先做了几个月的入伍生，进行步兵的基本训练。基本训练结束后，才正式进入炮科学习。

　　一门炮需要有一班人合作，分别是炮手、填充手、射击手、瞄准手等。对于炮科学员来说，每一个位置都要训练。那是战争时期，炮弹稀缺昂贵，每个学员只能有一次实弹演习机会。一个中队也只有四五个人有机会实弹操作练习。

　　炮校的学习期限应当是3年，可那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战争年代，学制缩短为2年。

　　参加抗日前线的战斗

　　1940年，我从炮校毕业，奉命到浙江的第10集团军报到，分派在宁波防守司令部重迫击炮连担任少尉见习官。

　　记得有一天夜晚，我所在的部队被调到奉化布防，我军星夜赶到甬江岸边的阵地。上级下令晚上不能点火，以免暴露目标。未料，友军有个战士忍不住点了一支烟，对岸的敌军炮手见到火光，就打了一炮过来。我军暴露了目标，敌军也暴露了自己的阵地。当时，两军隔江对峙，战斗一触即发，形势非常紧张。

　　那些日子，我军不断地转移阵地，不断地撤退，不是因为我们打了败仗，而是为了争取时间，更有效地牵制日军部队。

　　1941年，重迫击炮连调到35师，我升任中尉排长，参加在临安、嵊县、新昌及浙西一线的作战。我所在的连队拥有的炮是口径82mm的迫击炮，炮身不足1米，最远射程可达800米。实际上，迫击炮的射程在二三百米内威力最大。相对于我们炮兵连来说，步兵在作战的第一线，损失比我们炮兵部队要多。因为迫击炮连在战斗中的位置在步兵的后面，伤亡损失不如步兵那么惨烈。

　　我军的武器装备比起日军来说，要落后许多，以步兵而言，一个班10个人往往只有七八支枪。不少士兵是抽壮丁来的，有的士兵连草鞋都没得穿，甚至经常饿肚子。那时我在想，像这样打仗，什么时候才能胜利呀?对抗日战争必胜的信心是到了印度后才建立起来的。

　　1942年的一天，我随部队驻防江西樟树。那时，我刚从福建接领新兵回来，忽然接到父亲的来信，父亲说，他的一位朋友是军委会桂林行营的少将高参，可以介绍我去在桂林的陆军大学参谋班受训。在那非常时期，离职很困难。我拿着父亲的信，向上级请假去军校学习，长官才特例批准。

　　好不容易从江西到了桂林，刚走到家门外，就感到不对劲了，只见大门上挂着白布条。进去才知道，父亲不久前去世了(享年60岁)。父亲的不幸辞世，让我到陆军大学就读参谋班的希望也破灭了，因为几个兄弟都不知道那位高参的姓名。

　　在印度兰姆伽军事基地

　　有一位在贵阳防空学校(下称“防校”)的同学告诉我，防校正在组织两个营的兵力编入中国远征军准备到印度去，问我愿不愿意到防校，就这样，我成为中国远征军的一员。

　　防校组织了高射炮两个营，到印度后改为高射炮营与工兵营。工兵营的任务是修理汽车与武器等机械装备。我所在的高射炮营(按美国编制)设5个连：营部连，第1、2、3连，补给连。我在营部连任上尉连长。

　　1942年，我们从贵阳坐汽车到昆明。然后，在昆明的巫家坝机场乘军用运输机直抵印度的兰姆伽军事基地。我所在的高射炮营有官兵400多人，分坐十几架飞机直飞印度。

　　在国内，我们被称为中国远征军，到了印度，就成为“中国驻印部队”。

　　1942年11月底，我们飞抵印度时，中国是冬天，可到了印度，气温高达二十几度。下了飞机，一位英国军官指挥大家到一个操场上集合，官兵分别列队，按个子高矮顺序排好队伍。

　　接着，我们队伍向前行进100米左右，只见那里已放好大、中、小三种型号的军装。再往前不远的地方，有条小河，官兵们纷纷下河洗澡。洗完澡，每个人换上一套崭新的浅黄色英式军服。这时我已是炮兵营的上尉营副，有一双崭新的马靴，穿上后，人显得特有精神。

　　兰姆伽训练基地的后勤保障不错，生活条件比国内好许多，每个人每天有二两油、四两肉，还有巧克力。军官甚至配给香烟。除了军事训练，官兵还能打篮球、踢足球。部队训练了3个月左右，官兵们养壮实了，脸色也变得红润。

　　在印度、缅甸与日军作战

　　在兰姆伽训练结束后，我们又到离前线更近的印度东北角的雷多。到了雷多，部队一律换上美式装备。

　　在雷多又训练了一两个月时间。无论是在兰姆伽还是在雷多，不分兵种，先训练军官，再训练士兵。每个连队都配有一名中尉美军联络员和中国翻译，营部则配有美方的中校联络官。

　　当时，国内时常有剧团来慰问演出，电影则是清一色的美国片，全部是英语原声影片，我们不太看得懂。当然，他们也看不懂我们的京剧。有时还有美国歌舞团来表演。

　　雷多训练完后，部队开赴前线作战。我所在的是高射炮营，一个美国军官告诉我们，在印缅作战，制空权基本上已经操控在我方手里了，敌机被我方空中力量压制，不敢轻易过来骚扰。

　　实际上，日本飞机只来过两次，第一次敌机飞来时，我方的炮火将日机赶跑了。还有一次，我军将几架敌机打伤了，高射炮使用的次数不多。不过，我所在营的2连曾用高射炮打下过一架日本战斗机。2连的连长周肇颐是我在军校16期炮科的同学，当时受到了司令部传令嘉奖。

　　战斗推进得很快，几乎每天换地方，白天行军打仗，晚上睡帐篷。部队到过缅甸的八莫、密支那等地。在八莫待的时间较长，步兵几乎天天打仗，不时有日军俘虏送来。这些日军俘虏虽说打了败仗，看起来还是很强悍，一副不服输的样子。

　　每次战斗结束后，美国工兵就会马上跟进，只要3天时间，就可以用推土机将战场变成平地。

　　有一天，我们正在出操，一位美国联络官跑过来，大声说：“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日本人投降了!”大家听了，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许多人当场开心得哭了!

　　到1945年8月抗战胜利为止，我们在境外整整待了3年。我所在的高射炮营坐汽车经过仰光、密支那、野人山回到国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