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学与“省立六中”师范班学习
我1919年农历九月十八日生于黄岩县西部山区的乌岩乡。父亲卢秀金在我8岁时就不幸去世了,留下了兄弟4人,我是最小一个,母亲含辛茹苦将我们拉扯成人。儿时,我在乡里的乌岩小学读书。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军步步紧逼,侵略我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在校时,教师经常向我们讲抗日救国的道理。老师要大家记住,我们的敌人是日本侵略者,我们一定要团结起来,抗击日本鬼子的侵略,保卫自己的家园。
小学毕业后,我考进了设在临海(今椒江)的浙江省立第六中学(今台州中学)师范部(当年学校分中学部、师范部两部分)。上学时,母亲再三叮咛:“你的三个兄长都去当兵了,只有你一个儿子留在我身边,别走了,读好师范,将来在乡里当个教书先生。”
父亲去世得早,家里经济困难,读师范可免交学费,这也是母亲让我报考师范学校的初衷之一。师范部是四年学制,不过,到了毕业那年(1938年),学校已更名为“浙江省立台州中学”了。
当时,日军侵华的战火燃及大片中国土地,和平宁静的生活遭到破坏,尤其是淞沪战役爆发后,日机疯狂地向周边地区狂轰滥炸,台州也难于幸免。同年8月,5架日机轰炸黄岩城。日舰出现在椒江海面上,炮轰海门。日机对黄岩城区民房大肆轰炸,百姓纷纷外出逃难,离乡背井,流离失所。师生耳闻目睹,个个义愤填膺。
学校的老师向我们讲了许多抗日救国的道理,其中有一位老师叫项风(又名项道鹏)说道,日本鬼子打过来了,国之不存,民将焉附?每个爱国青年都要奋勇当先,保家卫国,抗击日寇的野蛮侵略。
当时局势紧张,大街小巷,各行各业的人都喊出了“抗日救国”的口号。战火渐渐逼近台州之时,学校组织了一个战地服务团,为前线将士服务。项风老师成为战地救国服务团的团长。在会上,他鼓励大家踊跃报名,上前线杀敌报国。
那时兵荒马乱,人心惶惶,老百姓纷纷四出逃难。我们问项老师:“今后该怎么办?究竟怎样才能报效国家呢?”
项老师说:“如果不愿做亡国奴,就应当到后方去,学会杀敌报国本领。我愿意带领大家一起到后方去。”
投考黄埔军校
同学们热血沸腾,许多人决定跟项老师一起走,同行的还有女生。经过十几天的跋山涉水,终于到了湖南。在长沙,时局依然动荡不安,大家只好分头寻找门路,各奔东西了。一位同学叫韩发逵,去了延安(解放后成为嘉兴地委书记),还有一个女同学叫郑曼(原名郑香云),路桥人,投考了战时干部4团(后成为诗人臧克家的夫人)。我与表兄卢巽良、许承志(临海人,后来去了台湾)以及其他5个青年,听说陆军军官学校正在招生,于是大家去报了名。
录取后,在教官带领下,我们从长沙出发,步行20多天才到达湖南武冈县陆军军官学校二分校所在地,校舍设在武冈县萧家祠堂。班里有个同学叫孔令晟,与我很熟悉,他是常州人,听说是财政部长孔祥熙的儿子(后成为台湾海军陆战队中将司令)。
在军校,我们既要学习排兵布阵、战略战术,又要训练体能,学习生活十分紧张。由于日军大举进攻,大片国土沦陷,形势越来越严峻,原来陆军军官学校为3年学习期限,改成一年半,没有见习期(后来又回校补训一年毕业)。在学校里,我们学会了抗击日寇的基本本领后,就走上了炮火连天的战场。
上前线抗击日寇
1939年底,我被分派到第90军61师战车炮连任少尉排长。军长李文,师长钟松(浙江松阳人,黄埔2期学生),还有屠岳嵩等人也在同一个师团。刚刚报到,部队就开拔了,我随部队直接上了前线,61师驻防在陕西省韩城县杨村。1942年10月,我又调到82团(团长石涤非)的8连任排长。
我所在的90军与日寇有过一次非常激烈的交战。日军在进攻我河南、山西防线失利后,派出装备更加精良的板垣师团,准备抢渡黄河,打开我方前线缺口,然后,进攻大西南。一旦黄河防线失守,就会直接威胁西南地区的大片土地,陪都重庆亦会受到严重影响,后果不堪设想。
板垣师团的一支部队企图从禹门口(即龙门,大禹治水的地方)渡河,继而进攻西安。可是守卫黄河前沿的预1师只有一个连的兵力布防在禹门口。师长担心力量不足,向驻扎在附近的61师的石涤非团长请求支援。
此时,我已担任61师的上尉连长,我们这个连队是全师的前卫部队,也是精锐力量。石团长下令,由我带领全连弟兄迅速赶赴前线增援,必须在拂晓前抵达禹门口。于是,全连战士整装出发,星夜赶往战地。黑夜行军,不能亮灯,否则会暴露目标,被日机轰炸。经过近一夜的急行军,终于在天亮前赶到了禹门口,驻守阵地预1师的那位连长见到增援部队赶来兴奋极了,全体官兵士气大振。
我与连长寒暄了几句后,马上带领几个排长到前沿熟悉阵地。我军布防的黄河沿岸,与敌军只是隔岸相对,用望远镜观察,可见到对岸敌人布防的阵地。只见他们正在登上从老百姓那里夺来的木船,也有橡皮艇,准备抢渡黄河,日机还不时在低空盘旋侦察,一场硬仗一触即发。
我们伏在壕沟里等待上级的信号。开始时,日寇用大炮向我方阵地猛烈开火,我军未予回击。接着,又用小炮、机关枪向我方阵地大肆扫射。我知道,这是日军惯用的伎俩,他们想借炮火试探我军阵地虚实。
双方军队隔着黄河,遥遥相对。当日军木船与橡皮艇渐渐驶近黄河中线时,我军开火的信号弹发射了。顿时,我军枪炮齐射,扫向日军船只。
在我军猛烈火力下,敌船被打得晕头转向,在水中回旋,橡皮艇被打碎,不少船只被击沉,日本兵纷纷掉进水里,不久,就被滔滔江水所吞没。可是,日军不甘心失败,多次重整残兵向我方扑来。我军多次阻击,越战越勇,决不让日寇越过黄河。
天亮后,日军见我方炮火猛烈,久攻不下,以为我军增援部队到了,就停止进攻。其实,我方只有两个连的兵力,大约200多人在禹门口驻守。我想,如果对方继续硬攻,我军有可能很难坚守下去。那次阻击日军强渡黄河战斗的胜利,使得我军士气大振,我们也获得了军部通报嘉奖。
开辟滇缅公路、接收日军物资
1943年初,钟松师长调到第2军当副军长(时王凌云为军长),军部设在云南曲靖。钟松师长把我也调到第2军任上尉参谋。
由此,我离开了西北战场,随军到了云南。
其时,日军已经占领了我国东南沿海的大部分地区,以及主要的运输干线,外部支援我国的物资很难从海路运到抗战前线。由此,中美双方正在抢修滇缅公路。第2军授命与第1军(远征军)汇合,准备一起打通滇缅公路。
正当我所在部队赶到腾冲准备出境时,接到中印公路收复的捷报。滇缅公路通车后,大批国际援助物资源源不断地通过这条公路送到西南各地。
几个月后,我接到黄埔军校成都本校来电,我们那一期(尚未完成学业)的人要回校补训。由此,我被上级派到贵州普安县补训。只是几年下来,南征北战,风霜雨露,枪林弹雨,过于疲劳辛苦,加上补训期间,强度过大,我得了肺病。
1944年初补训结束后,经上级批准,我到贵阳大哥家养病一年。那时我家四个兄弟都在贵阳。大哥卢良船在防空学校当军需官,二哥卢良舟是防空学校经理科中校科长,三哥卢良骏是防空学校照测总队上尉军医。
我们兄弟四人谁也没有想到,会在贵阳重逢,开心极了。
1945年上半年,钟松再次被调到西北地区,担任新编36军军长,驻地在陕西渭南,我也被派到36军任职。同年7月,我正准备由贵阳出发到渭南时,接到钟松军长手谕,派我直接到河南洛阳的新编36军28师师部报到,任少校参谋。当时28师的师长是王应尊,驻扎在河南新乡。部队正在休整,积蓄力量,准备反攻。
一天晚上,大家忽然被一阵阵的鞭炮声惊醒,街道上热闹非凡,我们打开窗户,只见大批市民欢天喜地跑到街上,高声欢呼:日本人投降了!听到这个喜讯,我们全都激动得流泪了,开心得不知说什么才好,终于盼来了久违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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