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烈：玉皇山下一老兵
来源：《黄埔》   2017-12-21 14:16:26

　　青少年时代

　　我1923年12月生在杭州玉皇山下，我的父亲，我的爷爷，我家世世代代就住在玉皇山脚。在这块叫阔石板的土地上，我家祖辈以务农为生。

　　我的父亲叫李东园，母亲宓文珠，在城里的清河坊开了一家杂货店。我从小住在山下，早年跟着爷爷上山打柴、砍树、种地，儿时在山下玩耍，在溪里摸过螺蛳，在水塘里捉过鱼，对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可说再熟悉不过了。

　　我自幼对阔石板这块土地有着深厚感情。从小时开始，我就看着一群群、一队队上山烧香的善男信女，背着香袋，举着“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安居乐业”的旗帜，浩浩荡荡开上山去，乞求玉皇大帝的保佑。

　　儿时，我在城里清坊街的高银巷小学读书，1937年，我14岁，日本人打过来了，附近的老百姓纷纷逃到玉皇山上的福星观去避难。

　　至今我仍记得，福星观主持叫李理山，一个和蔼可亲的道人，收了几个徒弟，对我们小孩子也很客气，非常和善。抗战时，他在山上的紫来洞里建了一个避难所。那个洞很深，里面有两层，许多难民就在这个洞里躲避日军的炮火。日本人占领杭州后，将难民们赶出了避难所。我亲眼见到日本鬼子在玉皇山上杀害老百姓，强奸中国姑娘，当时就有了抗日报国的念头。

　　清河坊小学毕业后，我在井亭桥附近的树范中学(今杭九中)读书。

　　逃离杭州

　　在中学读书时，有一个老师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叫陈迈，是“艺专”毕业生，教我们图画。

　　其实，陈老师也只不过长了学生几岁而已，他把我们当兄弟姐妹来看待，尤其是几个在班里比较活跃的学生，更是另眼相看。陈老师在课堂上向我们讲了许多抗日救国的道理。在他的策划下，同学们偷偷到街上去张贴抗日救国标语。

　　有一天，陈老师突然将我们几个贴标语的同学叫在一起，说道，听学校里教日语的一位日籍老师说，警察局已经开始注意这所学校的学生了。我们不能再在这里继续读书了，否则，有可能被日本兵抓去。

　　于是，我们几个同学瞒着家人，匆匆忙忙到了湖滨八弄(今六公园后面)一所大房子里集合。在那座房子里，我见到许多与我年龄相仿的同学。

　　那天晚上，陈老师与另外几个大人将我们送到湖墅一个地方的一条船上(当年湖墅还是城外一个冷僻的地方)。

　　次日早晨，小船载着我们离开了杭州。船过祥符桥时，桥上有几个日本兵守卫着。虽说日本人占领杭州城区，但是城外仍是游击区。

　　日本兵大声喊道：“你们是什么人，到哪里去?”

　　好在学校里学过日语，我大声用日语回答：“我们是学生，到城外去看亲戚。”日本人见到船上只是些小孩子，也就放行了。

　　我们坐的船先到余杭，那里有人接应，游击队员将我们送到了临安天目山上的禅源寺。

　　抗战时，禅源寺是浙西天目山的抗战大本营。此时，正好黄埔军校在招生，我与几位同学听说后，毫不犹豫地报了名。游击队员熟悉山区地形，将我们沿着天目山丛林中的崎岖小路，七转八拐，一直送到金华(当时金华仍在中国政府的掌控下)。

　　由金华到陕西的长途跋涉

　　1939年9月，16岁的我和同学们先乘火车到上饶(这段铁路尚未被日军破坏)，下了车，大家开始步行。每行军三天，休息一天，由上饶先走到湖北宜昌，再到湖南的醴陵，然后，到桂林，最后经过贵阳到达抗战大本营重庆。

　　在重庆，我们休整了7天，继续沿嘉陵江边的小路，经过南充、阆中、广元、留坝，走古栈道，翻秦岭，出终南山，到了关中平原。在宝鸡，我们坐火车到达陕西西安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王曲七分校。

　　那次行军花了4个多月时间，途径7省，行程逾万里。到了军校，带队的教官向校方汇报了我们的情况。胡宗南主任听了，说道，大家先休整一个月，保养好身体，等身心健康恢复以后，再入伍训练。

　　在黄埔军校七分校

　　一个月休整后，进行入学分科考试，军校有步兵、骑兵、炮兵、辎重、通信等科，我分在12队的步科。大家住在一个庙宇里，剃光了头，睡的是一排排的通铺。每天早上吹号起床，我们将棉被叠得方方正正，由分队长带领在公路上跑步。回来后，洗漱，吃早点。每天上午在操场上学习徒手格斗，或持枪操演的基本训练，诸如立正、稍息、变换队形、劈刺、铁杠、木马、跳远、穿越障碍物等。下午，学习军事知识与政治。夜间则不时有紧急集合。

　　还有军官教育，原本为3年，因为正值抗战非常时期，缩减为2年，内容有操场训练，例如班、排、连的队形变换，战斗指挥以及野外战术训练，诸如攻击、防御、实弹射击。学习的科目有，兵器学、地形学、法律学、交通学、军制学、绘图、测量、射击教法、阵地要务等。每个同学都要轮流充当值星官。毕业时，校长蒋介石到校检阅各科兵种的演习，并向学员训话。

　　毕业后，我被留校当教官，从少尉做起，一直到上尉区队副、区队长。我是黄埔18期学员，由此，我成为第19、20、21期的教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