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光华：缅怀“江抗”副司令何克希
来源：《大江南北》   2017-12-22 16:06:40

　　孤岛共读宝书

　　1938年初，我在家乡的闽浙边区抗日救亡学校学习。救亡学校由粟裕司令兼校长。在即将结业并和红军部队一起开赴皖南改编为新四军时，我恰好见到了老乡杨进(林怡)同志。他由我党在上海的特科情报组织派到粟裕、刘英部，递送中央文件。他动员我去上海，并经校方同意，把我调出来。我说：“我们马上要奔赴前线，到上海干什么?”他说：“到上海也同样是为了扩大新四军。”4月初，我和杨进到了上海，住在法租界浦石路(现长乐路)的廉价客栈。起初，经杨进介绍，一位“丁先生”和我见了面。隔几天，又是一位“郝先生”来找我。这位“郝先生”，头戴草编礼士帽，身穿横罗长衫，手拿折扇，像一个商行老板。他就是何克希同志。他从杨进那里了解到我在家乡的一些情况，在交谈中就用赞许的口气勉励我坚定走革命道路。当时虽然在法租界日伪和国民党特务的势力比英租界要弱一些，但客栈里进出的人也十分复杂。何克希同志最初只能口头向我传授有关抗日游击战争和统一战线的理论要点，后来觉得周围环境也未发现更多问题，他便把一份油印刻字本交给我。我现在记不得刻字本的具体名称，只记得是毛主席在延安的谈话或报告的记录稿之类。纸张比较粗糙，经过多次传阅，本子已出现一些残页。我只记得其中有这样两段：“八路军更有一种极其重要和极其显著的东西，这就是它的政治工作。八路军政治工作的原则有三个，即：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不是被动的呆板的作战，而是主动的活泼的富于攻击精神的作战……这样的军队并不一定要几百万，有了几十万作中心，就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类似这些内容，虽然我在救亡学校里也曾听到过，但是当时在上海这个“孤岛”，又是生平第一次读到内部资料，所以感到特别兴奋。

　　第一次反磨擦

　　6月间，何克希告诉我，有一位老缪同志要来看我，从此，我在上海未再见到何克希。老缪是缪谷稔同志，上海特科老党员，江阴申港人。后来我才知道，是他劝说梅光迪接受我党领导的。老缪和我接触了几次，要我到难民收容所等处找个别准备下乡的青年积极分子谈话。后来，老缪通知我，要我到他家乡江阴、武进交界的西石桥，找梅光迪部游击队。我问到梅光迪部后找谁?他说“找老郝!”我这才明白，何克希同志这时已在领导这支游击队。于是我带了老缪给的假“良民证”，乘坐德国公司的长江轮到江阴，在西石桥见到了何克希、吕一平、刘史明同志。何克希同志当时是中共澄锡虞工委书记，已将长衫换成短打，身上挎着快慢机木壳枪，已不再用“洋泾浜”的上海话和人打交道，而是放开嗓子说他浓重豪爽的四川重庆话。澄锡虞工委在帮助改造梅光迪部的同时，又办了一个青训班，吸收从上海动员下乡和本地参军的青年积极分子参加，共40多人，由吕一平直接负责。这个训练班的不少学员，后来成为我军的骨干，如从上海下乡的方铭、叶藻，解放后是武汉空军副司令和军委装甲兵参谋长;江阴本地人徐超，是军委装甲兵学院副院长等。

　　我在吕一平领导下，向战士们上政治课，有时也编点《快报》，部队傍晚离村行军前，陪同吕主任挨家挨户检查部队执行群众纪律情况。何克希告诉我，梅光迪虽然曾脱离过革命，他现在要抗日，我们就要帮助他巩固发展部队。何克希还曾介绍我去江阴沙洲护漕港，认识一位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张国珍，准备在张国珍10多人的游击队里任指导员，也曾要我到张国珍那里提取过我们部队的活动经费。一天上午，突然从北面江边传来一阵枪声，只看到一位大革命时的老党员、江阴农暴领袖朱松寿带着少数人枪，匆匆忙忙向我部奔来。随着来的又有被顽固派杀害的抗日游击队负责人承寿根的遗孀和少数人枪。我们得知，国民党顽固派张少华、袁亚承部使用阴谋伎俩和突袭手段，击垮了朱松寿、承寿根部，已向我逼近。何克希一面安抚朱、承部同志，一面组织指挥反击。入夜，我们江阴部队200多人开始向茅山地区转移。连续几天日宿夜行，到达丹阳延陵一带。事后我才知道，何克希不久前已见到奉命来江阴、无锡侦察行动的新四军老二团参谋长王必成、营长段焕竟和所部，王必成同志建议何克希，必要时直接带部队去茅山见一支队陈毅司令员。

　　晋见陈毅司令员

　　我们部队刚到达一支队司令部驻地，即投入延陵地区反“扫荡”战斗，日伪兵分十三路包围袭击新四军。我们又面临整整一天更加激烈的战斗，紧接着是连续几个夜晚的行军转移宿营地。那几天，宿营时很少看到何克希，据说他去支队司令部，等待机会见陈毅司令。我们在部队集合临出发前，曾多次见到陈老总，听过他在队前讲话。陈老总身披从敌军缴获的黄呢大衣，宏亮豪爽的四川口音，诙谐亲切的言辞，宽慰被侦察员俘来才几天的日军士兵，这些情景使我事隔数十年记忆犹新。

　　一天深夜，我们经过几十里的行军，到达宿营地已很疲倦，吕一平主任对我说:“何克希要我们同他一起去见陈毅司令。”司令部设在村中一座大瓦房里。烛光下，陈老总从容地坐在靠背椅上，一面抽香烟，一面同何克希同志交谈。陈老总和何克希交谈中商量了许多问题，找我们几个上海来的同志(刘史明因为要直接掌握部队，这一次未到场)见个面，征求意见。他问过何克希是四川何处人士，部队经过反“扫荡”锻炼的情况和反应等。但是我记得主要是商定部队的番号为什么要定为“江南抗日义勇军”，为什么还要加上一个“第三路军”?我记得何克希先行提出：“我们要有一个新四军的番号才能打开局面”。陈老总当时是这样说的：国民党不许我们新四军向京沪(宁沪)铁路以东发展，你们怎能用新四军的番号受人家限制?何克希建议能不能搞“江南义勇军”，“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这是蒋介石向全国宣告的)，象东北抗日义勇军那样，总是可以的吧!陈毅听了很赞成，就授予“江南抗日义勇军”第三路军的番号，并说现在你们叫第三路，以后还可以有一、二路，四、五、六路，发动人民抗日，何罪之有?!于是宣布梅光迪为司令，何克希为副司令(实际是政委，管党的工作和政治思想工作)吕一平为政治部主任。把部队改编为三个连，陈毅特从部队内抽调干部加强对“江抗”三路的领导。

　　不久，我们“江抗”三路便奉命转移到武进南部戴溪桥一带活动。1939年五月初，新四军老六团团长叶飞同志率部700余人从茅山出发东进，执行新四军东进抗日任务。他们在戴溪桥与我们“江抗”三路会合，成立了江南抗日义勇军总指挥部，梅光迪为总指挥，叶飞、何克希为副总指挥。共有指战员1000多人。部队穿过锡澄公路，进入澄东、锡东地区，东进作战，开创了“军民游击满南华”的抗日战争新局面。

　　太仓一日三战

　　我们“江抗”三路军转移到茅山地区、武进南部的戴溪桥一带整训待命，准备接应叶飞同志率领的新四军六团向苏南东路进军抗日。在戴溪桥一带活动将近个把月，何克希告诉我，上海党组织要调我们回去，他因正在带部队不能走，要我先回上海去，并要我带一份密件，经过无锡梅村邓本殷部队去找杨进。我这才知道，杨进原来是在这支部队任党代表。我途经梅村见到杨进之后，回到上海，由党组织派到吴江太湖等地做联系游击队工作。

　　当时我们一些同志在那里发展“武抗”会员，培训青年骨干，充实到昆山游击队。昆山游击队上升为“江抗”东路三支队之前，我又被调到“新江抗”工作了。我在上海又是老缪同志和我联系。他要我坐长江轮和内河班船到常熟董浜。我问：“我的组织关系怎么办?”他说：“你去那里，见到老何就行，不用介绍信。”我才又明白，何克希在“老江抗”东进西移前后，被新四军江南指挥部任命为“新江抗”司令。我在“新江抗”政治部任青年干事。不到三个月，何克希又派我到太仓“伪化区”做开辟工作。他让我到太仓冯家桥找一个国民党区长浦泰福，和他交朋友，共同抗日。浦泰福把我安置在一户老贫农的茅屋里住下。他像竹筒倒豆似地自荐说：“我是国民党员，吸喝嫖赌样样都会，也当过打汉奸的‘特工’，但是我亲眼目睹过境的老‘江抗’，何司令和我也见过好几次，我信服共产党的抗日爱国主张和实际行动。”后来我跟他熟悉了，他对我推心置腹，无所不谈。我们在太仓、浏河之间团结了一批农民和青年人，惩治汉奸，斗不法地主，筹办农会，开识字班。浦泰福表现积极坚定。1940年6月6日，何克希、夏光同志带领当时仅有的三个主力连，从常熟根据地直插太仓，从冯家桥到岳王镇、牌楼镇，一路上横扫日伪据点，捣毁伪政权、抓汉奸、拔电线杆，一天之内连续三次和日伪军作战。这是根据当时刚来东路的林俊(谭震林)司令的指示，遵照东路特委扩大会关于巩固发展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决定行动的。这次行动，为继续开辟太仓游击区打下了基础，对组建不久的“新江抗”也是一次重要的锻炼。我们见到了何司令、夏参谋长和部队，信心倍增，立即组织力量，为部队烧茶水，当向导。直到傍晚，部队准备返回常熟，侦察员发现冯家桥、穿山几处通向常熟的必经之路已被日寇占领。敌人企图在半路上袭击我部，然后聚而歼之。情况万分危急，何司令问我有什么办法可使部队脱险?浦泰福抢先说：“我从小在穿山周围玩耍，熟门熟路，我带路，施光华同志在我后面离开十来步，部队在老施后面也距离十来步，边走边探情况。”深夜里，部队从河边涉水，沿小田埂绕过穿山一带。浦泰福在前面观察动静，用白毛巾向我挥动三下，我向何司令他们也用白毛巾挥动三下。部队300多人，静悄悄地一个跟随一个，越过了太仓“伪化区”，安然回到了常熟昆承湖边。在排以上干部总结大会上，何司令、夏参谋长表扬了“太仓同志”，这主要是浦泰福同志的机智勇敢。后来浦泰福主动参军，并且还动员了一些人参加革命队伍，他在教导队任学员排排长时，我在教导队任指导员。我们也一起听过何克希同志上课。谭震林、何克希等领导同志勉励我们抓紧时间整训，迎接扩大新部队的任务。我在教导大队工作了好几期，浦泰福同志也当了师部侦查参谋。上世纪70年代，浦泰福同志任太仓县人民政府县长时，我曾专程到太仓去看望他。他常对人说：“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四军把我变成人!”他始终念念不忘党组织和何司令对他的启发和教育。